1960年是我国三年自然灾害暂时困难时期的第二年。这年冬天天已经很冷了,我们家里没有粮食吃，也没有糠菜之类的代食品可供充饥。父亲眼看着饥寒交迫的一家人，心急如焚，总不能这样饿死啊。父亲那时还在沾化县被服厂任厂长。按照上级开展“生产自救”的指示，被服厂也派了十几个人在北洼里（现河口区新户乡南面的老鸦嘴屋子）开荒种地，进行生产自救，收获的粮食、萝卜、地瓜再运到工厂的食堂里，给在厂里坚持一线生产的工人作代食品。有一天被服厂的毛驴地排车要到老鸦嘴屋子去，父亲就让母亲带着我和我姐冒着严寒，跟脚去北洼拾荒。赶车人是沾化本地人，大约四十多岁，长长的脸上镶嵌着鹰鼻子羊眼，络腮胡子，耳朵支愣着。他中等个头，身材瘦小，穿着一身洗得发了白的旧军衣，脸上总是挂着生活困难时期特有的亲疏不分的呆滞表情。据说，他大字不识一个，他的军干职务是用生命换来的。他姓刁，走起路来，一崴一崴的，人们在背后都叫他刁瘸子。刁瘸子是残废军人，是从朝鲜战场上转业到被服厂任副厂长的。天刚蒙蒙亮，我们就坐上驴拉地排车启程了。刁瘸子坐在车前盘子上，嘴里叼着一个烟斗，烟斗的杆上挂着一个黑色的烟荷包，抽一口发出“兹拉兹拉”的响声，车厢内一阵一阵弥漫着刺鼻刺眼的小烟叶味道。他左手抓着驴缰绳，右手拿着一条小鞭子，不时地敲打着大灰驴的屁股。大灰驴显然对这条路太熟悉了，不用刁瘸子吆喝，也不用两边点拨，就凭着特有的记忆力，乖乖地、一步一步地踏上征途。一路上，刁瘸子耷拉着脸，一言不发。好像我们欠他八百吊钱似的。路途中，当我叫一声“刁叔叔，我要尿尿”的时候，他才回过头来，看我一眼。既不吭声，也不言语，随手拉一下驴缰绳，大灰驴乖乖的站稳了，我才敢下车去方便。我们娘仨坐在地排车的中间，我和姐姐依偎在娘的怀里，我娘围着棉被，把我们紧紧地包裹起来。坑坑洼洼的百里路程颠簸了一天，终于到达了目的地——老鸦嘴屋子。天已经漆黑了。下车后，我们住进了福生哥（被服厂职工，我们是庄乡兄弟）早为我们搭建的窝棚。窝棚是用秫秸扎架，外围覆盖上花生、地瓜菀子，依靠土屋子的东外墙搭建起来挡风遮雪的草窝。窝棚大约有5-6个平方，地面上铺了厚厚的一层干草，我们把褥子铺在草上，再铺好被子，这就是我们的“家”了。“家”的门有时晚上关不严，第二天起“床”时，我望着姐姐和娘头发上的白霜，戏弄着喊着，“娘和姐姐白了头了”。这时，姐姐用手拍打着头发。我看到，娘的眼里充满了泪花。这里有十几个职工，住在一个孤零零的三间土屋子里。屋子低矮，内墙让烟熏得黑乎乎的，里屋有一个大火炕，炕上一铺一铺的铺盖显得凌乱。外屋有大锅大灶台，灶台上放着一些碗筷。屋外的厦沿里，堆着各式各样的农具。我们每天都扛着钊杷，拿着口袋和篮子，到人家收获过的地里畈胡萝卜和地瓜。每到吃饭的时候，我看着职工们喝着黄黄的玉米粥，吃着高粱窝头，馋的直流口水。姐姐每每看到这些，总是搂着我掉眼泪。而我们没有粮食面子，只能吃清水煮胡萝卜和地瓜。姐姐又总是把地瓜夹到我的碗里，看着娘的脸说：“把好吃的留给孩子吃。”后来，我们在坡里的高粱、玉米秸秆里，畈了一些高粱穗子、小玉米棒子，用手搓下粒子，就到附近村里陈医生的家里借了石磨，磨成面子。这样，我们也可以喝上粥了。陈医生是再婚家庭，一家四口人，住着三间小土屋。西里间屋是火炕卧室，中间是堂屋，东里间按着一盘小石磨，其余空间堆放杂物。陈医生有个闺女叫小兰，年龄和我姐相仿。他的老伴有个儿子叫结实，年龄和我哥差不多。陈医生原先在县城富国医院工作，他和我的父亲很熟。在生活困难时期，因为全家活命，辞职来到北洼开荒种地，维持生计。我们到了陈医生的家，简直有一见如故的感觉，很温馨，很亲切。陈姨让我和姐姐就着虾酱吃她家的野菜糠团子。他们帮助我们推磨，临走还送给我们一些野菜种子和谷糠充饥。来到北洼以后，白天到地里东窜西跑的畈萝卜和拾高粱穗子，一天下来，精疲力尽。吃过晚饭，我们就早早的缩进被窝。关上窝棚门，窝棚里又不能点灯，我们娘仨就在黑灯影里紧紧的依偎着，相互取暖。我透过窝棚门的缝隙望着外面的天空，望着月亮，望着星星，想起家，想起在家上学的哥哥，想起我的伙伴们，不由得流下眼泪。我甚至对我可爱的父亲产生了怨恨，是他把我们送到了这个鬼地方。我问娘：“娘，我们啥时候回家啊？”娘说：“等到封地了，地里刨不动了，我们就回家。”我听了娘的话，盼望着地里刨不动的那一天。一天夜里下起了鹅毛大雪，厚厚的白雪把大地盖得严严实实，东北风一吹，大地真的封冻了。我期盼回家的愿望终于实现了。我们在这里起早贪黑已经干了半个月，畈了好几麻袋的胡萝卜和地瓜及少许粮食。父亲就找了沾化徒骇河农场去县城办事的解放牌汽车，顺便把我们捎回了县城富国，然后转运回了老家。这些来之不易的胡萝卜和地瓜真的救了我们的命，使全家度过了难熬的冬天和来年的春天。患难时期的人际关系，矛盾、复杂、自私、排他、贪婪、嫉妒等现状，以及难以诉说的愤怒和苦恼，在我幼小的心灵中烙下了深深的烙印。这也成为我在人生道路上认识事物、观察事物、处理事务过程中，不可多得的精神食粮和宝贵财富。那一年我七岁，姐姐十一岁。北洼拾荒的日子，让我终生难以忘怀。
作者：隆方良，山东沾化人，退休前任沾化区科协副主席。爱好文学，笔耕不辍。近年曾在中国科协报、中国科协通讯、滨州日报等新闻媒体发表文章、诗歌、通讯报道100余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