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与湖南（一）
杜甫（公元712－770年），字子美，自号少陵野老 ，世称“杜工部”、“杜少陵”等，河南府巩县（今河南省巩义市）人，唐代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被世人尊为“诗圣”。一生写有3000多首诗篇，流传下来的有1400多首。
杜甫一生命运多舛，创作丰富，学界对他生平的研究也很细，现在学界有四个时期和八个时期诸多分法，通行的一般的说法是分为四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杜甫的青少年及其壮游时期，第二个时期是杜甫困顿长安十年求仕的时期，第三是杜甫在安史乱中和为官时期，第四是漂泊西南和终老湖湘时期。
本文依据公开报道的文献资料对杜甫漂泊湖南的背景、行踪、诗作及其相关问题进行粗浅的论述。不当之处，请各位专家学者指正。
一、杜甫为什么来湖南
要说清这个问题，有必要简述一下杜甫的人生经历。
据史料记载，杜甫祖籍湖北襄阳，十三世祖杜预为西晋名将，曾祖父杜依艺任巩县县令时，举家迁于洛阳巩县。杜甫的祖父杜审言（645-708）为初唐武则天时著名诗人，父杜闲曾为兖州司马、奉天令。杜甫出生于河南。三十岁前，安于河南老家，结婚生子，过着平凡简朴的生活。年少时，寄住洛阳姑妈家，好诗文，广交文友，以青年才俊混迹社会“上流 ”，吟诗赋文，一时意气风发，豪情万丈，甚至不可一世。而立之年，即742年以后，游离不定，四海为家。先后于吴越、齐赵、梁宋逗留，与李白等一些文坛豪杰之士交往，快意人生。
35岁（747年）前后，杜甫来到京师长安，以为可以凭借自己“经天纬地”之才，博取功名。在谋求政治前途的同时，一改故去的齐鲁生活态度，“洗心革面”、改变“放荡齐赵间，裘马颇清狂”的放浪形骸的生活，寄希望于科举成名，“学而优则仕”来施展自己的才华和政治抱负，不期却命多舛误，屡试不第，名落孙山。从此，生活急转直下，“尝困于衣食”，十分拮据。前后十四、五年有余，名不见经传。
安史之乱开始，他流亡颠沛，竟为叛军所俘，后来脱险。48岁（760年），谋得一左拾遗官职，勉强将就。
【左拾遗是一个古代官职，官阶为七、八品。主要作用是捡起（皇上）遗漏的东西（政策决策失误），隶属谏诤机构。封建时代设立谏诤机构，付薪水养了一批谏议大夫、拾遗、补阙、正言、司谏之类，有点类似现在的监察部门。左拾遗，还有右拾遗，左比右大一些（唐宋时期都是左官高于右官，那时的左右仆射、左右丞相、左右丞，皆以左官为上。到了蒙古族统治的元代，不但左右丞相和左右丞都是以右官居上，更是发展到连考科取士也分左右榜，蒙古人列入右榜，汉人则在左榜，左榜自然低于右榜。而到了明朝，又恢复了尚左的传统。他们的工作就是挑皇帝的毛病。这个官职不算大，大概居于七、八品。】
杜甫任左拾遗的官职是其人生相对比较得意的时期，不料肃宗年间大阅兵事件，杜甫上疏为宰相房琯推脱罪名而曰：“罪细，不宜免大臣”而触怒肃宗。任期不到一年，由左拾遗贬为华洲司功参军。
他离开长安，来到陕西蒲城，见到的景象是满目疮痍，民不聊生，使他更加同情于民间疾苦，有感于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中，悲愤万分。在离开蒲城后写下了脍炙人口的“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诗句。
后来，他漂泊西南，定居成都。杜甫在成都，有朋友高适和严武的接济，生活暂时安定下来，在浣花溪畔，建有著名的“杜甫草堂”。呆了五、六年。
在成都，诗人写下了《春夜喜雨》。“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诗句，传为佳话。此时的杜甫，已经到了知天命之年，而他至此，人生混迹官场的生活已然不再。至成都后，经严武推荐作剑南节度使府参谋军机，加检校工部员外郎衔。在唐代，检校工部员外郎只是工部内细分出的检查校对的工作，属于文职，应该是相当于现在的某部某一个司的副职秘书长的职务，官职比较高而无实权的那种。这就是杜甫一生仕途的巅峰，所以后世称杜甫为杜拾遗或杜工部的缘故。
【校检工部员外郎属于荣誉官职，不是真的去工部做事，属于从六品上。唐制，五品以上赐绯衣(古代朝官的红色品服)、鱼袋。故对杜甫赐绯、鱼袋属于恩上加恩。严武为杜甫奏请官职，一方面是出于私交愿意提携杜甫，另一方面也是彼时的幕府风气——各节度使为了笼络人才，竞相为属下加官。朝廷不耗费任何资费，授予这类空职，也算顺水人情。】
尽管“加官晋爵”，杜甫的幕府生活却不顺畅。当年秋天，杜甫即后悔入幕，“胡为来幕下，只合在舟中”。与同事多有不协，“平地专欹倒，分曹失异同”；每日上班多辛劳，“晓入朱扉启，昏归画角终”；不自在，“束缚酬知己，蹉跎效小忠”；感觉如鸟入樊笼，“信然龟触网，直作鸟窥笼”，思念江湖山薮。这些原因之外，恐怕还有杜甫与严武本身的矛盾。日日相处的上下级毕竟不似先前饮酒聚会赋诗的朋友容易相处，再加上二人皆个性天然，难免会有龃龉，虽未出大错，但心情不爽，萌生去意。
永泰元年（765）正月，杜甫正式辞职回浣花溪草堂。不久，高适、严武相继辞世。三年前，王维去世；两年前，房琯驾鹤；一年前，郑虔逝于台州、苏源明饿毙于长安；李白生死未卜，杳无音信。杜甫怅然回顾，真是“独步诗名在，只令故旧伤”，杜甫自感老迈羸弱，“疟病餐巴水，疮痍老蜀都”，故乡远在他方，“飘零迷哭处，天地日榛芜”。成都没有什么再值得留恋的，也无人可依托，杜甫出川准备回家。
杜甫留下一直跟他“一岁四行役”从洛阳到华州、到秦州、到同谷、入成都的幼弟杜占看守草堂，带领家人准备通过水路返乡。杜占很可能一直留在了成都，成都的城南杜姓据说是杜占的后裔。
杜甫一行从成都东下，路过嘉州（今四川省乐山地区）、渝州（今重庆）、忠州（今重庆忠县），秋天到了云安（今重庆云阳县）。大历元年（766）四月，杜甫一家从云安迁到夔州（今重庆奉节）。当时北方是军阀混战，四川也发生军乱，战争断了归家的路。
杜甫在夔州住了一年九个月，大历三年（768）正月离开夔州。
这段时期内，他搬了六次家，写了四百五十余首诗歌，其中有不少是追忆故人及旧日时光，如回忆当年与李白、高适漫游的《昔游》，“昔者与高李，晚登单父台”，曾是“吴门转粟帛，泛海陵蓬莱。肉食三十万，猎射起黄埃”，可如今岁月蹉跎，老之将至，“隔河忆长眺，青岁已摧颓”，诗友已逝，“不及少年日，无复故人杯”，辉煌不再，“荣华敌勋业，岁暮有严霜”。
在夔州所作的诗歌中，还有《秋兴八首》——叶嘉莹先生所集录的历代相关评论便有几十万字，可知此组诗对后世的影响之巨。尽管夔州山清水秀，白帝城风景令杜甫倾倒，“千家山郭静朝晖，日日江楼坐翠微”，但他仍然思念两都，“夔府孤城落日斜，每依北斗望京华”。最终，尽管在夔州置了田产、筑了草堂，还有地方都督柏茂林的照拂，但杜甫将产业送予亲友后，带家人于大历三年初春出三峡赴江陵。
学界认为，杜甫离开夔州的原因比较复杂，除了思念两都，欲从江陵下襄阳返东都，还可能是打算去江陵与弟弟杜观相会，也有与柏茂林相处不协的原因，亦有学者认为夔州的气候杜甫不能适应、山有虎患、又有无良之徒欺侮外地人，居民热衷于商业、在树上架屋居住、以鱼为主要的食物、崇尚巫傩，这些日常生活的种种不便及与儒家文化的冲突也令杜甫不愿久居。
无论何种因由，大历三年正月，杜甫全家乘船出峡，到了江陵。旧友李之芳、郑审在江陵，去之前，杜甫给他们写下《秋日夔府咏怀寄郑监李宾客一百韵》说明了在夔州的不如意和自己生活的困境，为去江陵做铺垫。这首千字排律是杜甫最长的一首诗。到达后，杜甫与他们雅集饮酒，多有诗歌赠答。然而，杜甫的贫困生活却未根本改善。李之芳病故后，蜀地的兵乱也波及过来，杜甫一家只得继续南下。杜甫在公安（今属湖北荆州）滞留两个多月。
下一步去哪里呢？
当时，杜甫有两个打算，一个是去江西（庐山），一个是去湖南。
【杜甫在江西有较大影响。文学史上曾经有个“江西诗派”，这是我国文学史上第一个有正式名称的诗文派别。宋末，方回因为诗派成员多数学习杜甫，就把杜甫称为江西诗派之祖，而把黄庭坚、陈师道、陈与义三人称为诗派之“宗”，提出了江西诗派的宗“一祖三宗”之说，形成了诗歌流派。】
湖南有杜甫的好友韦之晋，在衡阳任刺史，还有在郴州为官的舅父崔伟。一方面，他想通过韦的推荐，谋得一个职务为国效劳，实现他执着追求的“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政治理想；另一方面，等生活有了着落，再瞅机会，返回家乡。于是，最终选择到湖南。
【州刺史即是皇帝派到一州的代表。汉武帝元封五年（前106）始置。刺史制度是中国古代重要的地方监察制度。汉代刺史制度是对秦代监御史制度的继承。】
韦之晋(?—769)，是杜甫在山西郇瑕（今山西临猗一带，晋国的故地）的旧识。杜甫十九岁时便结识了韦之晋，成为好友知己近四十年。
【韦之晋，唐京兆杜陵人。其父韦球。玄宗朝历监察御史、吏部员外郎、司封吏部二曹郎中。肃宗上元中，自前苏州刺史除婺州刺史。代宗大历二年，检校秘书监，兼衡州刺史、湖南观察使，加御史大夫。四年二月，迁潭州刺史，仍兼观察使，徙湖南军于潭州。卒于任。】
【西汉时迁入关中杜陵的韦氏家族，历经两汉至魏晋南北朝的长期发展，到唐代，已经形成了一个拥有很多支脉分派的庞大的家族集团，“氏族之盛，无逾于韦氏”（《旧唐书》卷102《韦述传》）。这个家族集团自魏晋以来一直在国家的政治与社会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因而也受到了唐王室的重视。韦氏家族通过联姻方式与王室结成了紧密的政治联盟，成为影响唐代政治与社会生活的一支中坚力量。】
768年冬，56岁的杜甫带着家人，来到了岳阳。
看来，进湖南实属无奈之举。不管去哪里，杜甫对前程都不看好。在离开湖北公安时，杜甫写道： “舟楫眇然自此去，江湖远适无前期。” （《晓发公安》），可以看出杜甫的悲凉心态。
如果要用两个字来形容杜甫的后半生，那就是“漂泊”。杜甫是我国文学史上少有的最为颠沛流离的诗人。半生都在乱世之中飘零。如果说杜甫年少时的放荡齐赵、漫游吴越是大唐诗人仗剑天涯、寄情山水的旷达与潇洒，那么，后半生流寓川蜀、漂泊荆楚湖湘，则更像是时代的放逐。一种归乡而不可得的无奈，流寓川蜀，杜甫或许有过一段快乐时光，而湖湘大地，带给杜甫的似乎只有无限的哀愁与伤病流离。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