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海明 |《惠栋易学研究——以范式转移为视角》序
赵敬仪从山东大学易学与中国古代哲学研究中心林忠军先生门下获得博士学位之后，来到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从事博士后研究，《惠栋易学研究——以范式转移为视角》是她在博士论文基础上修订而成的专著。作为她博士后研究期间的合作导师，我乐见其多年来学业不断精进，学有所成。
该书不仅深入研究惠栋易学，而且对于推动当代易学的理论研究多有启发。《系辞上》说：“子曰：'书不尽言，言不尽意。’然则圣人之意，其不可见乎？子曰：'圣人立象以尽意，设卦以尽情伪，系辞焉以尽其言。变而通之以尽利，鼓之舞之以尽神。’”《周易》之意为言与象之本，而意生生，自古难以穷尽，圣人之意实实在在，虽然奥渺深邃，但并非不可窥其奥义。圣人通过设立卦画，以象征的方法，来尽可能全面呈现其难以表达出来的人天之意，在天与人相遇之际，生生不息，绵延无尽。邵雍在《观物内篇》说：“生生者，修夫意者也。……修夫意者，三皇之谓也。”可见，三皇都是修行此生生之意的，“观”意而体悟其中深意的人中豪杰。他还说：“三皇同意而异化。”可见，人中圣雄，必于天人之际，体悟出同样的“意”，所以他们都于后人的生活世界当中，时时体悟着先天的生生之意。由此可见，“意”为先天之本，天地之心意是邵雍之“观”的核心。
惠栋上“观”天心，下察人情，对于先圣精深奥义，多有体悟发挥。敬仪博士沉潜有年，察悟奥意，似总能于天“晓”微“明”之时，悟万物春生之“翠”“意”，以通先圣至赜之辞，明其奥意，如此深察先圣之言而后成文，论断审慎，立论坚实，新意迭出，难能可贵。对于惠栋易学，学界已有多人研究，此书是对惠栋易学之范式转化的研究，她立足前人取得的学术成就，提出了不少新的见解。
比如，学界普遍认同惠栋首标“汉帜”，转变当时学风，并确立十八世纪经学研究方向。作者从学术思潮入手，以范式转移为视角，通过分析当时易学话语的系统转化，把惠栋“学术”放入易学史、经学史、思想史中加以研究，不仅深入考察其易学体系，而且努力把握其理解世界的方式和角度，突出说明其学术研究具有的历史感、哲学的逻辑性和思想的深刻性。
本书注意到学界关于惠氏研究尚未充分留意之处，从以下三方面推进了惠栋易学研究：首先，惠栋是复兴汉易的主将，但其目的未局限于汉易，这是学界应该留意的，因为惠栋治学目的是要成一家之言，究圣人之意，用今天的话来说，是要推动那个时代哲学思想的进步，他也因此不仅是一个学问家，而且是个真正的哲学家。其次，学界虽然注意到惠栋崇汉学抑宋学，但之前很少注意到惠栋其实已经开始力图融汇中西，尤其在天文历法的研究方面，虽然他受时代局限，不可能像今天这样全面地吸收西学的长处，但其“通于时变，守于正中”的精神仍然值得今人借鉴。最后，惠栋之学是从宋学转向汉学的标志性成果，其学无疑推动了易学范式的转化，正如作者指出，今天我们“不仅要深入研究惠氏的易学突破，更要跳出惠氏易学，看到惠氏易学在经学史上，甚至中西文化交流当中的重要范式意义”。可见，此书高屋建瓴，视域宽广，不仅在惠栋易学研究，而且在当代经学研究、哲学研究方面都多有新意。
惠栋生于经学世家，其父惠士奇论《易》就提倡汉儒之说，认为圣人之《易》说，汉代犹存，可惜“王弼尽改为俗书，又创为虚象之说，遂举汉学而空之，而古学亡矣。”可见，王弼扫象，可谓改圣学为俗学，圣人之《易》道，其实到王弼之学就已经终结了。其说甚为有理，从这个意义上说，孔颖达《周易正义》接着王弼的“体无”之《易》往下讲，可以说已经不得圣人之道了，也就自然贻误后学，至今已近千五百年。
在二十七岁那年，惠栋因母病，发心撰《太上感应篇注》，并得实证，可谓用心转变天地阴阳。他认为汉代魏伯阳《周易参同契》继承了圣人之道，所以荀爽、虞翻、干宝诸儒注《易》他都多加采用。这说明，惠栋认为象数之学是《周易》之道的核心，提出“圣人赞化育以天地万物为坎离”，可见，他认为王弼扫荡象数的流弊实在太深，于是秉承家传汉易传统，重建王弼前易学的新范式。可以说，惠栋易学是对王弼开创的义理易学之范式传统加以否定，他致力于复兴从汉代到清初已中断近一千五百年的汉易传统，可以说功劳甚巨。正如梁启超所指出的，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颜元各家学说，都不是真正的“汉学”，后来戴震、段玉裁、高邮二王的学说也不是真正的“汉学”，真正确立乾嘉考据学范式的，其实就是惠栋之学。所以说，惠栋之易学重新梳理和确定了汉易范式，试图突破王弼所开启的、在他看来已经偏离了圣人之道的义理易学范式。
惠栋易学的兴起背景是汉学对宋学的反动，宋学在过分发挥义理的方向上越来越远，不仅仅在学术上，而且在社会生活和人生修养方面，都走向了反面，于是如惠栋这样的有识之士就希望走出宋学的泥沼，不局限于空疏的义理发挥中，而要回复到扎实的经典脉络当中，研究每个字的出处和来源，参究古义，丝丝入扣地发明。就易学研究来说，孔颖达、程颐的义理之学虽然离开象数而自成体系，但脱离象数根基的易学研究，容易游学无根，支离漫衍。以王弼易学简化的几条规矩代替易学体系的纲目，其实是谬种流传，误导甚深。尤其是王弼其实继承了汉代易学家们的卦变说，但因为他没有明确提到，导致后代学者认为卦变不重要，这就离开了《周易》卦爻辞构架的核心系统。易学与一般的经学不同，有其卦爻象数系统作为字句义理的根据，朴学家排斥图书象数之学，其实就是希望割断《周易》经传文义与图书象数系统的关系。
惠栋是朴学复兴的主将，希望重新回到汉唐经学，在易学方面，力主扫除图书象数之学，继承发扬易学辨伪的时代工作，朴学家们对易学进行辨伪、校正、补注、训诂、音韵研究，希望改变宋明易学的研究倾向。百年以来，经学被打倒之后，现当代易学研究者对这些方法的使用可以说不断升级，在不面对易学思想之精髓本身的历史时代，不重视哲理的考据工作成为代表。可以说，惠栋开启的是清初易学辨伪的范式，为的是革周敦颐和邵雍一派的命，这个学术范式影响至今，当时作为对宋学的反动，当然有时代进步意义，只是今天在中西哲学交融的时代背景之下，还需要加以新的审视，比如经传义理与图书象数的内在关系，不宜被轻易否定。
可见，惠栋易学之划时代意义，在与王弼易学对峙，其汉易范式对今天继续恢复王弼易学之前的易学，仍然具有重大意义。正是因为有惠栋这样的“汉易范式”在前，有宋儒等追求“孔子易学范式”之努力，今天我们才有可能建立“文王易学”的新范式。正如惠栋其实并不完全否定朱子《周易本义》，他作《周易本义辩证》五卷，对朱子《周易本义》进行考辨和增补。从该书内容可知，惠栋并非对宋学持极端否定态度，也可能因此原因，导致其弟子江藩的《汉学师承记》不录。敬仪博士持论公允，考证全面，说明惠栋真正在意的，是“经典本来之意”，此意也可以说是圣人作《易》之“意”。如果我们折中汉宋，会通中西，建构文王作卦爻辞的真意，那就有可能建构出中西哲学交流背景下的“文王易学”新范式。
王弼乱《易》，去卦变之骨骼，讳言阴阳消息之本义，化用老庄，迎合俗义，唐宋之间，义理易学蔚为风尚，迄今不绝。可惜的是，后世多不明孔颖达《周易正义》实不够“正”之义，贻误后学，其害不浅，及清初之时，已经千载，惠栋奋起厘清王学得失，极其重视李鼎祚《周易集解》一书，认为该书收集了汉易的精华，所以他重视辨象证义，其《周易述》引《周易参同契》疏解经文不少于三十次。可见其对《参同契》所涉及的汉代炼丹术之精华，如天文历法、孟喜、京房卦气说、纳甲说及阴阳五行等说法，都有所借鉴，并认为这些说法才是圣人之意。他认可十二消息卦的合理性，对卦气说、卦变说都有深入的研究，试图推进改善虞翻的卦变系统，于发扬汉易功莫大焉。只是可惜惠栋没有认定十二消息卦变出六十四卦之卦变体系的纯粹性和完备性，直至近人马恒君才基于十二消息卦变出六十四卦的卦变体系来细解卦爻辞，后经完善，今人才有基于卦变纲领“文王卦变方圆图”深入解悟卦爻辞之可能。
众所周知，汉易最大特点在于重视名物训诂和以象治易。在名物训诂方面，惠栋认为宋儒“不识字”，所以他对通行本《周易》经传的异字、错字、脱衍文皆进行了大量考证和校勘，但后人对其批评也不少。其改经之法也值得检讨，如传世之《五经》，当成书于训诂学著作《尔雅》之前，后世根据训诂学来改动经文，在一定意义上就是以末正本，颠倒主次。因为《周易》古来传本很多，如果说很多人认为通行本错误百出的话，那么经过改动之后的版本，更是混乱，不通之处仍然比比皆是，而且这种改动经文的工作，代不乏人，可是时至今日，虽然通行本《周易》经传文早被改得千疮百孔，但是通行本仍然屹立不倒。既然经传本义历经研讨，可以说越来越清楚明白，那么就不必疑古过勇，改动过多。
在以象治易方面，以孟喜、京房、郑玄、荀爽、虞翻等为代表的象数派注重《易传》“观象系辞”“易者，象也”之教，力图辨象证义，找出经文的象数根据，并用训诂来解释字词句义，以精确求得经传文背后圣人的本意。顾炎武、毛奇龄、黄宗羲、黄宗炎、胡渭等人相继著书立说，对宋易加以辨伪批判，清初之时，学人如惠栋力图回归汉易，建立新的文本和解易范式。宋易中的太极图学、先天之学和图书之学，清儒攻击甚力，惠栋更是尽量清算，并基于此建立自己的易学范型。然而，公允地看，宋代易学的内容，虽然在历史上相对汉易来说是后起之学，但其实大有补益于易学之发展，故今世学者当虚心领会其中深意，而不可步清儒后尘，将汉易和宋易对立分治，崇象数贬义理，重训诂轻文义，而应该纲举目张，互不偏废。
实际上，清代朴学并非纯粹的汉代学术，“汉学者，不过是立足文本，运用训诂考据和象数方法重新建立的一套易学解释范式而已。”惠栋易学是在反对宋学之学术背景下兴起的，他是建构新易学范式的主将。本书作者在详细掌握相关材料的基础上，对惠栋的学术创见阐发精细到位。比如，多数学者认为，惠氏笃信汉易，但较少提出新的理论，也缺乏思想性的构建。
本书认为，通过考证，我们可以发现，惠栋是有义理学的，只不过他是从象数符号和宇宙图式出发，兼以训诂来推阐义理，并建立自己的范式，其理论体系，既有别于汉易象数学，也跟宋易义理学有所区分。书中对于惠栋如何继承和推进汉易，如卦气、纳甲、爻辰、律吕、天象、八宫、卦变等各方面问题，都做了细致入微的分析，层层深入的考辨，足见敬仪博士对汉代易学所用功力之深，突破了不少前人在相关问题上的研究。
在范式转化的研究方面，敬仪博士深入研究了惠栋的哲学思想，从“论易中乾元”“ 致中和以修德”“ 赞化育以致太平”三方面，勾勒出惠栋“元”视域下的义理思想。她认为，惠栋对“道”加以新释，突破宋明理学的“理”形上本体说；立足元气说，发挥太极说，通过分析“元”概念来揭示“易元”大义，奠定义理系统的基础；他以易学会通《中庸》之学和礼义之学等儒家义理，恢复“理”的本义，反对理学家们超越的、形上的、规范性的“天理”学说。其实，他通过注经解说自己理解的圣人之意，虽然排斥宋学方法，其实立意与宋学并无大异，而所究天地之道，那就更是殊途同归。敬仪博士对惠栋哲学义理的精深理解，帮助我们树立了一个立体的惠栋形象，惠栋不但是个易学家，而且是个哲学家、思想家，他虽然一生以著书立说为业，但心系苍生，胸怀世界，是一个有着宇宙人生情怀的“大人”。
该书对于惠栋解经之方的总结，对今人研易治易，有相当大的启发意义。比如，惠栋为了探索经文的深层意义，力图融汇训诂与象数，由此可见，后世偏执单纯以训诂解易，以致排斥象数解易的解经方法，其实已经在开历史倒车。这也说明，运用易象，还是运用训诂来解易，这两种方法历来可以并行不悖，而不应该相互排斥。其次，惠栋虽然秉承家传之学，却能将各种家法和师法融会贯通，多有断见，这对后代很多治易学者，谨守一管之见，不越雷池半步的所谓严谨，不啻当头一棒。还有，惠栋虽然推崇虞翻象数易学，但能够吸收王弼义理易学的长处；他极其尊重郑玄之易，却毫不盲从。这些解经之方都说明，惠栋能以得圣人之意为解经之根本，以融会贯通为要务，彰显出综罗百代的易学宗师气象。
和惠栋一样，敬仪博士把学术视为生命，长期埋头书斋，甘坐冷板凳，为了感兴趣的问题，孜孜以求，对于她力图解决的学术问题，她总是深入思考并付出艰辛的努力。她在日常生活当中践行易道，表现谦逊，尊师敬长，关心师友，乐于助人。因为博士期间积累深厚，思考深入，所以此书多有创见。其书行文合乎学术规范，文笔严谨，语言流畅，条理清晰，论述精辟。在博士后研究期间，敬仪博士好学深思，对于易学、中国哲学、比较哲学相关问题深入钻研，其努力程度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也取得了比较丰硕的成果，衷心希望她今后能够在学术上取得更大的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