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家专栏】阎纲散文杂感（插图）连载54：“多年的经验”与“50年”大限——作于孙犁逝世10周年（附文彦群：作家孙犁的文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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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阎纲
一、“我多年的经验”成破天荒的“名言”
33年前，粉碎四人帮后的1979年，有感于文艺亟须调整与政治的关系，亟待恢复现实主义，即讲真话的、注重形象和细节真实的、广阔多样的、真正直面现实的现实主义，我选中两位心仪的作家进行研究：一个是柳青，另一个是孙犁。
我和孙犁、韩映山关于《铁木前传》的通信，是三人之间对于文学本体的一次坦诚的谈心，发表后产生影响。
通信中提出的文艺创作要回归现实主义，要“远离‘政治’”两大问题，特别是写作要“远离‘政治’”，招来意料中的责难，所以，我在回复韩映山的关于如何欣赏《铁木前传》的信中，特意就这一问题作了必要的论述。
韩映山回信说：孙犁同志来信让我看看《鸭绿江》1979年12期上您给他的信，我找来读了。读后，非常兴奋、非常同意，如“……远离‘政治’却不得不透出爱憎的境界……一部作品，政治与艺术高度融合之后，人们看到的既不是政治，也不是艺术，而是生活，生活的美。”“素常，当我问及孙犁同志，为什么当前有些作品，只能哄动一时，过后不久，就烟消火灭了？他笑了笑说：“我多年的经验就是，写东西离‘政治’要远点。”
破天荒，惊人之论！
孙犁（右一）与韩映山（左一）
我回韩映山的信中说：几十年来，文艺翻跟头，因为政治翻跟头，如何处理文艺与政治的关系关乎文学的生死存亡。
真正意义上的文学家，很难同他们的政治倾向截然分开。文艺家不能脱离政治，但文艺应独立于政治。文艺不是政治的附庸，服服帖帖做驯服的工具。文艺的真善美、精气神，是政治所不能替代的。
恩格斯把意识形态叫做“高高地浮在空中的思想领域”。同作为上层建筑的政治相比照，文艺反映经济基础和社会关系要曲折得多，“归根到底要作为必然的东西透过无数偶然事物……而获得实现。”
所以，恩格斯评价巴尔扎克的小说时，着眼于法国当时的整个社会，而不仅仅看到法国保皇党的政治命运。“在这幅中心图画的四周，他汇集了法国社会的全部历史”这就是面对整个社会生活的文艺！
《铁木前传》的语言和风格是迷人的，它像蜜，香，甜，而且粘人，像春风拂面，富有生气，通体舒畅。然而，《铁木前传》的成就主要不表现在语言风格上，而在处理文艺与政治、与生活的关系上，在巧妙地、曲折地、侧面地、偶然地、形象地、非政治式地反映生活面貌上。孙犁以这部薄薄的杰作告诫人们：艺术不是政治，太直、太露、太硬、太凶都不好，要学会写个别、写偶然、写形象，甚至写侧面、“言不及义”，不然，于艺术之道根本没有入门，甚至被阴谋家的政治所裹挟。
然而，孙犁还是被误解了，两年之后1981年，他又亲口对韩映山说：“我说过，艺术作品，写时离‘政治’远点。你还说是一句名言。你太天真，幼稚。现在，有人歪曲这句话了，说孙犁写东西脱离政治。我从来没有说过文艺脱离政治。我是说，不要图解政治，投政治之机。”
33年过去了，越来越觉得完整地理解“离‘政治’远点”的重要和必要。
33年过去了，恕我重提这一桩公案。孙犁一语中的，像神奇的银针，剌准以“革命”图解现实的穴道——被绝对化的“革命的现实主义”，于今仍不失为逆耳忠言。
经过33年的考验，这真是一句了不起的“名言”！
二、“50年”是道坎儿
柳青当年对我说：“一部作品，评价很高，倘若不在读者群众中间受考验，再过50年就没有人点头了。”
晓玲在《布衣：我的父亲孙犁》里回忆，孙犁也曾说过：“我作品的寿命是50年，不算短寿，是中寿。”
参加纪念会和座谈会的有：从维熙、孙晓玲、铁凝、聂震宁、吴泰昌、冉淮舟、自牧、李昕、罗雪村、罗少强等。
都是“50年”，50年一道坎儿啊！可是，我数了数，和孙犁同时代的代表性作家的代表性作品，要么是太多的政治宣传，图解政策；要么是准非艺术品，不能在感情上打动人。即便柳青的《创业史》，也未可免俗：匆匆忙忙紧跟，点名批判刘少奇，阶级性高于人性，大删大砍爱情描写和深度抒情，让毛泽东自己在《讲话》里所区分的“群众的政治”被“少数政治家的政治”所化解，不仅在写作上没有“离‘政治’远点”，反倒在政治上远离“群众的政治”而为“少数政治家的政治”所降服，左摇右摆、东倒西歪，50年后的今天，站都站不稳了，很难说硬硬朗朗地活过50年这道坎儿。
孙犁自己在文集自序中不无自信地坦言：“不管经过多少风雨，多少关山，这些作品，以原有的姿容，以完整的队列，顺利地通过了几十年历史的严峻检阅。”
1945年5月的《荷花淀》、1951年的《风云初记》、1954年的《铁木前传》以及孙犁文集里的作品，中经七八年又来一次甚或一两年、两三年又来一次的重重叠叠的政治运动，看似躲进小楼管它东西南北风，却早“以原有的姿容，以完整的队列”跨越50年、60年，直奔70个年，更了不起啊！
孙犁在回我关于《铁木前传》的信的最后写道：
投机取巧，虚伪造作，是现实主义之大敌。不幸的是，这样的作品，常常能以哗众取宠之卑态，轰动一时。但文学艺术的规律无情，其结果，当然昙花一现。
我们目前应该特别强调真正的现实主义，至于技法云云，是其次的。批评家们应该着重分析作品的现实意义及其力量，教给初学写作者为文之法的同时，教给他们为文之道。
他还让韩映山特别注意以上这些话，足以见他对当前文学的殷切希望。
孙犁喜欢和花山文艺出版社的李屏锦聊天。屏锦说：“至少我相信，运动来了，你不会到我那里去送一张大字报。”孙犁大笑。
屏锦反复提醒我说：“孙犁走了，他带走了一个文学时代。一个不趋时，不媚俗，远功利，拒浮躁的文学时代结束了。”
但是，孙犁文学资源的开掘，远远没有结束。
三、只有一个孙犁
孙犁，布衣寒士，却是中国革命文学史上以真善美独步文坛的第一人。
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孙犁没有顺从和依附，没有把灵魂出卖给魔鬼。“文革”一开始，他就发觉“又是权力之争”，“我是小民，不做牺牲。”“人言，历史……不可尽信”。
孙犁一生三个阶段，根据地时期和解放以后不一样，文革以后和文革以前又不一样。刚粉碎四人帮，他对我们《文艺报》准备要讨论的《大墙下的红玉兰》甚表赞赏，但对作品的悲剧结局不大满意。后来，把世事看透了，笔调沉郁起来，也为忘却而纪念。只有把这三个阶段结合起来进行比较研究，才是一个完整的孙犁。
孙犁看望丁玲
孙犁前半生在人性恶中发现人性美，教人感恩教人谦让，让人间充满爱；孙犁后半生，发现人中有兽、人性有恶，有内斗的残酷，有谋害的罪恶，忍看朋辈成新鬼，孙犁愤怒了。
1978年9月，孙犁在回复我有关文学批评的通信中不胜感叹，说:“十年荒于疾病，十年废于遭逢。”（见孙犁纪念馆展板）——国怨家愁，身心受辱，蚌病成珠，步入晚年，大道低回，发愤之所为作，最后完成了孙犁自己。
孙犁一生爱大众。他革命，抗日，弄文，一概“为大众”，赋于大众最高的热情和信任，深入他们的灵魂，问寒问暖问道问路，总觉得欠着他们什么。
在大众面前，他总是把自己摆在一个非常谦恭的位置上，眼睛朝上看他们。柳青和孙犁都是人民作家，以写农民见长。柳青写农民，是真心实意地歌颂，肝脑涂地地祝福，同时，又是党的化身，指导农民，教育农民，有时借助人物直接向农民灌输政策。孙犁从不以教育者的姿态出现在作品里，更不以教训人的口吻和政策的执行者的身份说话。对人民，他感恩戴德，毕恭毕敬，人民大众就是母亲大地，是父老兄弟，更不会充当父老乡亲的父母官，摆官架子，打官腔。搜遍孙犁的作品，你能找出一句教训大众的话吗？这一点，他毫不含糊，他比同时代的一般作家既深情、又谦恭。
孙犁继承鲁迅以来优秀的文学传统，矢志不移，坚守文学的审美立场，从来没有动摇过。在这一点上，他比同时期的不管哪一位作家都高明，都执著。
这两条，概言之，就是抒人民大众之情，招中华民族之魂，“问亲邻兴废存亡，叙风烟悲楚哀伤。”（汤显祖）
看似简单的两条，知易行难。孙犁历经多少次非文学的文学批判运动啊！他心里明镜一样，眼看着“文坛变官场”、“有的编辑部甚至协会，都有官场现象”，他坚守“文章是寂寞之道”，敬鬼神而远之，“离‘政治’远点”，我行我素，坚持到最后。
他成功了，更何况是文学的多面手，有奇才，小说，散文，杂文，文艺理论，文学批评，样样杰出，还作诗，治印，书法也见功力。
孙犁最爱人尊重人，最有艺术良心，最看重性灵，最和善最低调，漫不经心却直逼人心最老辣，最不图虚名而对美学信仰毫不动摇，经过残酷的战争洗礼和更残酷的文狱洗礼之后最明白，在解放区以至于新中国当代文学史上，孙犁是文学大师，是做人的楷模，自成一家。只此一家，只有一个孙犁！
晚年孙犁大道低回
孙犁是一个奇异而幽深的艺术世界，孙犁的研究，成为一门影响越来越深远的独立的学科，评家蜂起，专著迭出，一反长达数十年不公正的精神待遇。“玉在璞中人不识，剖出方为世上珍。”
阎 纲，1932年生，陕西咸阳礼泉人，1949年参加工作，1956年供职中国作家协会，后调文化部，编辑家兼评论家。后期以散文随笔著称。著有《文坛徜徉录》《神·鬼·人》《冷落了牡丹》《文学警钟为何而鸣》《我吻女儿的前额》《美丽的夭亡》《阎纲文化之旅》等二十多部。
附：作家孙犁的文人意义
□文彦群
新世纪到来第二年的七月，作家孙犁去世，至今已经十五年了。在孙犁去世之后的十多年里，他得到了不少后来者的怀念，敬仰他的文学，怀念他的为人。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实，很是不易，那就是当今文坛上最为重要的三位作家，中国作协掌门人铁凝、诺奖获得者莫言、茅奖获得者贾平凹，都与孙犁有过非同一般的文学关系，这个现象如果仔细一想，就决不仅仅只是一段段文坛佳话那么简单！
孙犁一生的文学成就，有目共睹。一是抗日战争期间，他正值青春时期，在延安的土窑洞里写出了风格独特另类的《荷花淀》系列抗战小说，成为"荷花淀"文学流派的创始人。二是文革结束之后，进入人生晚年的孙犁面对南窗，展吐余丝，写出了十本小书《耕堂劫后十种》，创造了自己一生中的第二个文学高峰。可以说，只此一点，就彻底拉开了他与同时代人在文学史意义上的距离。
孙犁是一个作家，更是一位读书人，一介文人。读书人讲究书卷气，身上应有书生意气。文人(士人)一词，在历史上，往往与“风骨”二字联系在一起，成为时代良心的代名词。孙犁农家子弟出身，少年时代即开始崇拜鲁迅，以为做人的高标。回顾孙犁一生的所作所为，莫不是取法追踪乎鲁迅，保持和坚守着一个文人应有的气节和风骨，以致到了刻骨铭心的程度。
孙犁也是从延安走出来的老作家，他与毛泽东应该有过交集，毛对于他的小说《荷花淀》有过高评，但孙犁从不以此为荣耀而炫人，遍翻《孙犁文集》，也几乎不见他给伟人曾经唱过颂歌。文学巨匠郭沫若是何等人物，但在这一点上与孙犁相比较，让人们如何说呢？
解放初期，孙犁也是有机会进入京城核心文化圈的，但他自己谢绝了这样的大好机会。他也是有机会当大官的，他却甘愿在津报以一个编辑的名份终老此身。曹禺晚年的身阶高吧？但他又为什么活得那么纠结那么痛苦？
晚年的孙犁，固守书斋，深居简出，对于社会有着太多的批评。你或许可以说他老顽固，批评他思想保守，观念落后，不能与时俱进，但他远离热闹喧嚣的文坛主流，自甘边缘化，却保持了文人的独立性和"旁观者清"的视角。他的“远离官场、远离政治”主张，可谓一针见血、入木三分的至理名言，既是对自己沉痛的人生经验教训之总结，也是对一些缺乏骨气的文人之针砭。
作为一代作家，孙犁注定是要进入文学史的。孙犁去世十五年了，时光虽非昨日，文坛如旧热闹。作为孙犁文学的崇拜者，我想到的是，对于今天的文人作家，孙犁的文人意义要远大于他的文学意义，文学样式可以有许多种，但文人傲岸的精神风骨不能随时代而改变，稍有所变，便不足为文人了。为什么有的作家进入了长久的文学史，有些人却只红火在他自己的时代，在人文精神严重缺失的当今社会，也可以说，这或许就是孙犁对于文人作家最富警示的时代意义。
2017/7/12
文彦群：中学教师，居于西安，孙犁研究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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