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伯箫先生编年事辑》序

2020年第9期，二版，总280期。

作者｜刘增人

杭州学者子张，是我的老朋友。他从山东莱芜走来，多年执教于泰安。初曾为师生，后乃成同事。多次合作研讨，或为文，或著述，均极愉快顺利，于是进而成为挚友。近十余年来，子张卜居西子湖畔、之江钱塘，齐鲁旧邦的古直坦诚，受到清新丰腴的江浙文风的浸润，诗文风格明显向俊朗隽永处走，人格追求则坚持正道直行，是非邪正，绝不含糊。一天天看着故人犹如嘉木，根深叶茂，欣欣向荣，繁花满树，果实累累，内心深处的欣慰之情，何可以俚语道尽？子张虽然南下寻觅更新的文化风情，却一直心存故土，情系家园，对于以吴伯箫、吕剑为主要代表的莱芜现代文化，怀有深挚的情感，这部《吴伯箫年谱》，就是数十年深入发掘、研究的坚实成果。

至晚是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子张即已经开始了对于吴伯箫的认真研究。那时，他还是刚走上讲台的青年语文教师，就开始在同事们自办的油印小刊上发表关于吴伯箫的研究心得。从此，他一发而不可收，研究论文与追念文章连续刊载于《百草》、《泰安师专学报》、《高师函授通讯》《名人传记》等。其间虽不时无奈地中断，但他心中一直奉为事业的吴伯箫研究，特别是对于吴老生平事迹以及研究成果的刻意搜集、整理，却如山脉之延展、水流之纵横，时隐时显，或凹或凸，从来没有停止、放弃。

子张撰写的《吴伯箫先生编年事辑》，是海内外第一部，其无所依傍，是非常自然的，其完全出于创新，也是当然的。其初稿完成于1982年10月，即吴伯箫辞世两个月之后。可见是研究有素，谋划多年，绝非心血来潮者可以匆促谱就。重订稿完成于2012年4——5月，已经是三十年后。可见其矢志不忘，一念存乎胸，鲁中江南，异地而同心。到得2015年6——8月，增补稿乃成，由两万一千字，加增至十一万多字，是前稿的五倍有余。人所共知，年谱绝非抒情文章之可以纵情发抒，长短随意。这里的每一条目，甚至每一字符、每一数码，都必须有坚实的史实支撑。而任何史实，都必然经过撰写者的细心搜罗、严谨考证，方可入谱。三十余年成一书，早已破除“十年磨一剑”这一在当下堪称奢华的写作过程。而这部增补稿，依然还在增补、修订中！

《编年事辑》中最见功力者，我以为当属对吴伯箫生平中的几个众说纷纭的疑点的考察、阐释：一是其两度婚姻的过程及内因，二是延安时代被以“重大特嫌”遭逮捕、审查、批判而后迟迟未予“组织结论”的内幕、缘由、结果等等。子张是从谱主的自述出发，以大量直系亲属（如三弟吴熙振、外甥亓举安、儿子吴光玮、侄子吴懋恪等）的回忆、书信等“第一手材料”，和报刊、杂志、政府文件等公开的权威性的依据，以及多位著名名知情人的真实忆述，合情合理地组装、拼接在一起，构建起一串令人信服的证据链。对于尚有争议的细节，则坦然注明“待查”、“待考”——纯然是一副科学求实的姿态。

《编年事辑》所依据的史料，既有公共图书馆收藏的报刊资料，更有谱主亲友的回忆文章，既有谱主个人的自述自评，更有大学学报、文艺刊物的评论文章——几个可以构成互补的知性层面，都给读者提供了寻找真实答案的路径，也显示了撰写者博采旁搜的视野。我以为其中最应该看重的，乃是《吴氏族谱》（敦本堂本，中华民国二十二年岁次癸酉仲夏五修）、《莱芜县立高小同学齿录附本校大事记》（民国九年八月）、《续修莱芜县志》（民国二十四年，济南善成印务局承印）、吴伯箫《自传》（1965年5月30日撰写，存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档案室）等。这些文献，既不被公共图书馆或大学资料室收藏，一般读者和研究者都无从睹面。倘非子张的细致发掘，倘非子张拥有地缘的优势，倘非是满怀深情为乡贤立谱，这些可信性极强的史料，极有可能被淹没于历史的厚厚尘埃，或者被深深地埋葬在遗忘的大海深处。至于首次披露的吴伯箫直系亲属与子张的书来信往、访谈记录所提供的信息，即使是非专业人士，也不会不深心认同其历史价值与见证意义。

还在2013年，我曾在一篇题目为《箫声遗响今何在》（被删节后发表在《中国社会科学报》）的短文中这样写道：

我曾经有过许多不切实际的梦幻，当然都已经一一破灭了。其中之一，便是把我20多年来起居于斯也教读于斯的这座城市的文化名人及其故居、及其载体、及其生动而鲜活的文化活动复原为原生态的状貌以传后世，略尽我这一代文化人应尽的责任。每念及此，常感愧疚，最感觉对不起的前辈之一，就是吴伯箫先生了。

我并不是吴老的同乡、同事或及门弟子，与吴老也只有一面之识。那还是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我随业师冯光廉先生编辑“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资料丛书”中叶圣陶、王统照、臧克家三本专集任务，因而天南海北地泡图书馆和走街串巷地访问作家、学者，自然是题中应有之义。于是，我有了在人民教育出版社后院那矮矮的平房里拜访闻名久矣的吴伯箫先生的荣幸。

那时吴老已经从岗位上退下来，时间是有的，只是他显然已经发福，一张藤椅坐得满满的，呼吸也不太顺畅，说几句就停顿一番，手边的一杯清茶，须得不时举起来，润一润好像总有点干渴的喉头。他告诉我们，王统照先生是他的“师辈”的作家，更是“扶他上马”的引路人。当年他在青岛大学任职，王统照观海二路49号的寓所，就是他（当然还有臧克家、于黑丁们）的文学“讲习所”，后来还是1935年夏季那闻名遐迩的《避暑录话》的“编辑部”！

随着心目中吴伯箫形象的日渐清晰，他与青岛文脉的传承路径也时时浮现在心头。我开始不安分起来，想把这份文脉进一步理清并付诸形象的梦，开始不时萦绕、盘旋，挥之不去。

这所谓“文脉”，就是我三十多年来从不自觉到比较自觉地考察、剖析并努力希望做到符合实际、条分缕析的青岛现代文学—文化发展、沿革的脉络。在我的印象中，青岛的现代文学—文化，尤其是其精英部分，是和大学文化、媒体文化紧密地胶着在一起难分彼此的。如果以青岛的大学文化为经，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国立青岛大学（1930—1932）、国立山东大学（1932—1938）、山东大学（1945—1949）三个有分有合、有异有同的发展阶段；换言之，则是以二十年代末的《青潮》、三十年代中期的《民报·避暑录话》《刁斗》《诗歌季刊》《诗歌新辑》《诗歌生活》，四十年代中、后期的《海风》《中兴周刊》《岛声》《青年人》《海声》《秋芙蓉》《地瓜干》《大都市》《星野》《岛上文艺》《青岛文艺》《荒土》《民言报·潮音》等为不同发展阶段、不同沿革形态的文学队伍的集聚与离散、勃兴与流失的一幅芜杂而丰富的长卷。

在青岛现代文学—文化两种传统由分到合的历史过程中，来自五四新文化、新文学发源地的吴伯箫，却是一个特例。他置身于青岛大学的核心区域——这里有他的职业，而交往的“朋友圈”，却与以王统照为导师的五四传统群落异常密切——这里才是他的心性与情致的温床园圃，审美与文趣的华彩乐章。心灵沟通，文风相近，载体与共，审美趋近，取材类似，文体互补，便在有意无意中构建了青岛二、三十年代最称活跃的文学部落。他们的文学活动与创作成果，构成了该时期青岛新文学最引人注目的成绩。人们时时称道的青岛现代文化的“黄金时代”，如果单就文学创作与文学活动而言，这一传统的造诣与业绩，才真真正正显示出、代表了青岛的实力与底蕴。

向读者诸君热心推荐子张的力作，同时借机述说自己的一些浅近的思考，但愿不致讨嫌于诸位——谢谢耐心看完的朋友！

2016年3月30日 青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