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书家韦力：“因为我在书中获得了慰藉”（下）
记忆是所有革新的基石
解放周末：我们常常会说到记忆的重要性。在遇到一个理应被历史记住的人物，或者经历一件刻骨铭心的大事后，大家都肯定地说“历史会记住”。但其实，历史常常是善忘的。历史的真相有时就随着当事人的离世而消失了，有很多本应被记住的教训也遗忘了。您在寻访古人遗迹的时候，会有这种感受吗？
韦力：常常会有，常常失望。事实上，寻访古人的遗迹时，对我而言，失望的情况占七成。一方面，古代的许多记录就靠文字传承，去实地探访一下后能厘清一些谬误；另一方面，随着这些年各地城市的建设，许多古人的故居、遗迹都被拆除了，因为没有经济上的作用。
当我意识到，我就是和记忆被抛弃的过程在作斗争后，我就缩小了寻找的范围。我不可能找到所有古代名人遗迹，我就去找写书人和藏书人、藏书楼这个比较小的分支。
这当中让我印象比较深的有班固的墓。当我们谈到中国的辉煌历史时，往往会谈到二十四史，会谈到《史记》的作者司马迁。而历史上仅次于司马迁的史学家是《汉书》的作者班固。几年前，我在陕西宝鸡的扶风县找到班固的坟墓时，墓小到仅仅半米高，就是一个小土堆。我看见以后极为失落。我心想：为什么会这样呢？班固不比很多人伟大千百倍吗？因为这种心理落差太大了，接着我就觉得不平：为什么我们就这样遗落了他？
还有一次，朋友带我去浙江嘉兴塘汇乡百花庄村找清代藏书家朱彝尊的墓地。到了一看，已经连碑都没有了，但还残留一点墓前石兽。我说：能不能我出钱给他立一块碑？事实上也行不通。有时，寻访着寻访着，眼看着一些遗迹在我们这个时代消失了，我很痛心。
再比如，清代藏书家黄丕烈在我心里是一位特别重要的人物。他是一个划时代的藏书家。几年前，我特意拜托苏州当地的朋友，找到了黄丕烈的故居，是在一个丝绸厂里。过了几年再去，发现丝绸厂被拆掉了，我当场就发火了。后来，那里又变成了酒店会所。至于黄丕烈的墓，我也去看了，完全没有了坟墓的痕迹，只有遗址在。我之所以确认那里是他的墓，是因为有记载，他的墓边上是金圣叹的墓。现在，黄丕烈的墓址已经是一个水塘了，看不出任何别的痕迹了。
这么多年下来，我寻访了2000多处古代文人故居、遗迹、墓地，并不是为了考据——我不是专业学者。当然，也不是为了开发旅游资源。我去寻找，就是因为他们存在过。他们是我们历史上的伟大前辈，他们保护了我们所有人的记忆。我能有机会走到他们的墓前，鞠上一躬，让我成为一个有所敬畏的人，这已经是我的福分。
解放周末：那对公众而言呢？梳理这些记忆对大家意味着什么？
韦力：社会变革的速度很快，也许太快了。现在许多地方，看上去好像重视历史了，重视文脉了，开始挖掘城市记忆了，还会为了争夺名人故里的头衔发生冲突。但本质上，有不少人不是争论历史的文化价值，而是争夺名人的经济效益，所争夺的也不是真的文化名人，而是争夺具有社会关注度的人物。比如，有些地方去争一个潘金莲故里或者孙悟空故居，或者传说中的牛郎织女故里，意义何在呢？就是争夺经济利益罢了，和文化毫无关系。
我感慨的是，现在整个社会高速发展，人们对物质的重视前所未有。红尘万丈下，去做一件没有功利的事情，可能我的行为的确是灭绝动物才会做的吧。
在我自己寻访的过程中，一路上固然有很多朋友给了我很多帮助，让我非常感恩，但也没有遇到一个像自己这样的人，没有遇到过真正的同道来系统做这件事，所以我还是觉得孤独。
我能去拍照、走访、写书、出书，稍微呼吁一下公众来关注，也希望公众能记住。即便一个赫赫有名的藏书人的墓地最后变成了水塘，即便一座保护书籍的藏书楼最后变成了酒店会所，但起码还要有记忆留着，古人的精神追求也就不灭。
解放周末：为什么“被记住”这么重要？
韦力：站在生物学角度，每个人一出生，就在走向死亡。活着，如果就是为了死，人类还有什么存在的意义呢？我想，活着的意义，是在于一个人在世时创造的价值。如果他死后，他留下的财富、资源，大于他生前消耗的财富、资源，那么这份剩余的价值累积起来，最终就是人类进步的基石。
我们古人说“三立”。一个人一生，要追求有所建树，要立德、立言、立功。这就是说，要相信自己在人类命运共同体中，自己具有一个分子的价值。从社会学角度来谈，人类的进步，基于人类的记忆。任何革新，都是在前人的记载基础上才能完成的。
书籍的意义，就是帮助大家记住。即便一时不被人看到，但只要保留下来，在需要看的时候还能看到，那么这份记忆，就有了价值。
活着就是一个经历的过程
解放周末：7年前，您曾经在河南安阳灵泉寺寻访古迹的过程中受伤。那次事故对您现在的寻觅之旅有影响吗？
韦力：我原来是个身体特别好的人，现在左脚装了假肢，走路还行，去寻访古迹时，遇到要爬山爬坡时还是会受到影响的。
7年前在灵泉寺，当石碑忽然砸下来时，我身边一个人也没有，没有人可以求助。我看到左脚流血不止，在地上找到一张塑料布扎住伤口止血，被路过的司机送到山下的医院。后来，就是因为这块塑料布太脏，所以导致伤口感染溃烂。等我被送到北京，去了积水潭医院接受治疗的那段时间，真是疼得昼夜睡不着。我前后经历了5次手术，看着我的左脚一次比一次截得短。
后来我好些了，到了康复医院，也没有办法看书，就让家人拿了藏书家潘景郑的手札来，一边进行康复，一边点校了书。
解放周末：后来还去过河南吗？
韦力：我没有再去过事发地。大概在截肢两年后，我到开封去做了一个讲座，那是出事后我第一次到河南。实话说，当我重新站在河南时，心里还是非常感慨。人生的可悲之处，在于不能改变现实。既然这样，为什么要靠心理折磨度过一生呢？有时，人最大的问题不是遇到难事，而是恐慌。既然把最大的恐慌的源头——死亡这个事也想清楚了，还有什么别的能扰乱心绪？
我所经历的意外，不禁让我想到，生命是多么脆弱。古人说，死生有命。但既然死是那么容易的事，我决定就不去管它了。现在我到处走访寻觅的频率，比我出事前反而更高了。我要赶紧在活着的时候，去做自己想做的事。包括这次疫情来袭，更加深了我的判断。
解放周末：现在您的芷兰斋藏书规模如何？如果可以邀请，您会邀请哪位藏书家，到您家的书斋看看？
韦力：我现在收藏的古籍，有10万多册。另外还有些新近出版的书，我作为工具书，放在我住处的书房。
我们国家的藏书历史，经历了一个从私藏到公藏的变化。古代是没有公共图书馆的概念的。书籍的保存，全靠私人藏书家的守护。近代尤其是新中国成立后，大量过去藏书楼的书都进入公共图书馆了。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现代没有像古代这么大规模的私人藏书了，也没有能和古代藏书家相提并论的藏书人了。
我的藏书的质和量，放在古代都不算什么。如果要邀请古代的藏书家到我家里来看，我会深感惭愧。如果有可能，我希望能去看看全盛时代的钱谦益的藏书楼绛云楼，也希望能邀请黄丕烈来我家看看，我想听听他对藏书的见解。
我还会继续觅书，寻访古人遗迹，也不一定要找到什么，而是给后人写下一点故事。活着，就是一个经历的过程，也是一个讲述的过程，即便其中有些人的功绩和贡献会被遗忘。而我们活着，通过找书、读书、写书，就是为了记住他们。
人物简介：
韦力，1964年出生。藏书家、故宫博物院故宫学研究所兼职研究员、复旦大学古籍保护研究院特聘研究员。凭个人之力，收藏古籍逾10万册，著有《觅宗记》《觅诗记》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