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国卫：收藏碑帖的理由（七）

大江南北收藏拓片的理由

仍然从地域的角度出发，翻开中国金石碑刻文化的宏大篇章，你会发现，虽然河南、陕西、山东等地是受历史偏爱的古代碑刻大省，然而，在长达几千载的发展进程中，碑刻早已如微风细雨般洒落大江南北。在几大碑刻重镇之外，还有众多特点鲜明、书风独特、意义重大的碑刻，星罗棋布地分散于中国各地，甚至人烟稀少的偏远地带，以自身的传奇在历史浩瀚宏富的书卷中刻下各自的身影，积淀着一方地域的文化。所以，认真说来，大江南北偏爱收藏的诸君都有收藏金石拓片的充足理由。

《好大王碑》局部 清拓　

山东中国文学艺术博物馆藏品

宁夏贺兰山的石刻岩画，是远古游牧民族留下的痕迹，规模庞大的五千余幅岩画，以巫术面具类人面像、狩猎人像、“太阳神”，以及星辰、云纹、水纹等繁多的题材、精美的图案，展示着比汉画像石更为古老的先人丰富的想象力与多样的艺术表达，诉说着他们在此繁衍生息的生活轨迹。

河北的《群臣上寿刻石》，是传世稀少的西汉刻石之一，也是现存最早的汉篆刻石。因在道光年间出土于娄山，又名《娄山石刻》。我们知道，在隶书业已得到广泛使用的西汉，篆书的应用其实尚未被官方摈弃，如《后汉书》中所言：“汉制，帝之下书有：策书用篆书，三公罪免赐策，用隶书。”《群臣上寿刻石》即用篆书所刻。但与秦篆相比，其上的“赵廿二年八月丙寅群臣上寿此石北”篆意已有所变化，于“朴茂深雄”（清康有为《广艺舟双楫》）间，转长为方，在笔画中带出浓厚的隶书笔意，可见篆隶嬗变的些许端倪。

云南《孟孝琚碑》的立石时间，学界并没有一个统一的观点，根据残断碑文透露的信息，学者们或曰其立于西汉成帝年间，或言成于汉光武帝时期，还有东汉和帝、东汉桓帝时期等不同推测。这或许是时间俏皮地留给后人一个缺憾，以在抱残守缺中引导后人不断去探秘与研究。于是，学界一边抽丝剥茧地苦苦寻觅着立碑年代，又一边拜倒在它高妙的书风之下：浑朴古茂、恢宏大度、兼通篆意的隶书，丝毫不见循规蹈矩之气，尤其结体方整，打破了“北方南圆”一说，是研究南方书法文化的重要实物。不过，它不是云南唯一一通影响深远的名碑，在它几百年后，更为传奇的“二爨”（《爨宝子碑》与《爨龙颜碑》）也诞生在这里。“二爨”仅相隔五十余载，一先一后现身于东晋安帝时期，又在不约而同地沉寂千年后，一先一后出土于清代，且出土时间也相隔近五十年，让人不由得惊异于时间的巧合。可与巧合相比，其上书法所代表的意义更加让世人动容：《爨宝子碑》意在隶楷之间，两种书体相互渗透、交相糅杂，以致笔法变化多端，结体怪拙奇肆，观之犹如天马行空，怪诞豪放、神秘莫测，是书法史上不容忽视的一大奇观；与《爨宝子碑》相比，《爨龙颜碑》形制颇大，其上洋洋洒洒镌刻了千余字铭文，透露出当时的爨氏家族在这方边陲之地上的权势与荣耀。就笔法来说，《爨龙颜碑》虽有隶意，但楷书之则已十分明显，于疏密相间中，发散着雄浑隽逸的气息，同样为书法史上不可多得的珍宝。“二爨”一经现世便得到极高的推崇，清代学者杨守敬于《学书迩言》中评价说，“二爨”碑“上溯篆分之源，下开隋唐之经”。极力倡碑的清代康有为对“二爨”更是不吝赞美，谓二碑之“高美，已冠古今”。“冠古今”的二爨吸引着众多千里之外的“学书者”风尘仆仆赶到这方边陲之地寻碑觅拓，即使沿途几多风雨艰辛，想必见到二爨时，众人也会由衷地感到心满意足。怎能不满足呢？在东晋与南朝的禁碑制下，本就数量稀少的南碑中竟然藏有如此标新立异的巨制，笔致挥洒出的风神又匪夷所思地与隔绝在万里之外的北魏书风隔空呼应，如此“神品”，慢说“挑灯逆旅对读碑”的情景时时上演，连其拓片都十分抢手，甚至冒充古本的伪作也曾在近代得以高价售出，可见“二爨”之影响。而云南，坐拥“二爨”，更兼《孟孝琚碑》，于古代碑刻遗存之分量也可见一斑。

《袁安碑》　初拓本

山东中国文学艺术博物馆藏品

在年代上大约晚于《孟孝琚碑》的另一通东汉名碑《裴岑纪功碑》，同样坐落在中国的一方边陲之地——隔着山重水远与云南遥遥相望的新疆。若说，《孟孝琚碑》展现的是东汉时期云南与中原文化之间脉脉温情的关联，那么顺帝年间的《裴岑纪功碑》则透着大汉王朝与西域之间萧杀的征伐之气，碑文中所记人物正是在阻击匈奴、畅通丝绸之路中立有赫赫功绩的敦煌太守裴岑，所载之事也正是其诛杀匈奴王的一场血战。西域粗粝的风沙、王朝征战的气势、太守冷静的决断被书者攥入笔下，于是，碑中字迹磅礴大度、朴古遒爽，在以篆入隶中，勃发出“率三千人擒王俘众气象”（清代方朔《枕经金石跋》）。不过，东汉与西域诸国之间并非只有征战，新疆另一通重要东汉石刻《刘平国治路颂摩崖》即通过出身西域龟兹的左将军刘平国修治道路一事，记录着东汉与龟兹国的友好。此摩崖刻石以隶书所刻，宽博疏放，笔画遒劲，也颇受近代学者及藏家重视。

《裴岑纪功碑》诞生34年后，在新疆东临之地甘肃的一段凹进的险崖上，出现了一通赞颂当地官员功德的重要刻石——《西狭颂》。近四百字的刻石，详细记录了东汉建宁年间武都郡太守李翕的君子之德及在此为官时的政绩，所谓“瑞降丰稔，民以货稙。威恩并隆，远人宾服……”，尤其是其率领官民“鐉山浚渎”，使通往巴蜀的西峡中道为之畅通一事，在碑文中耗费大量文字。此刻石颇为传奇，奇特的刻勒位置，让它得以躲避风霜雨雪，更兼被世人遗忘的漫长岁月里，垂落而下的茂密藤蔓成为它最好的防护屏。于是，当静静的山中岁月在不知多少年之后，被偶然经过的樵夫偶然一瞥中打乱了时，它的面貌依然年轻而完好。时人对这种完好惊异又欣喜，对于其上的书法则是惊叹又宝爱——粗犷雄强、疏密不拘的隶书，于方圆兼备中带出篆书笔意，于结体中又匠心独运予人以空灵之感。世人对此刻石评价极高，文隽在《书法精论》中言道：“（《西狭颂》）结构严整，气象嵯峨，此汉碑中之高浑者也：结构曼妙，笔有余妍，汉碑中之秀丽者也：风回浪卷，英威别具，此汉碑中之雄强者也。”康有为与徐树钧观点类同，都认为其书疏宕飘逸。也由此，在碑文末的题名中，一个名叫仇靖的小吏，仅凭其所书的《西狭颂》，即在群星辉映的中国书法史上占据了一席之地。

从碑石上记载的镌刻时间来看，大约12年后的汉灵帝光和六年，在距离甘肃一千多公里外的河北地域，出现了一通引得后人争议纷纷的碑刻——《白石神君碑》。不过，此碑刻勒的真实时间正是争议点之一，因为它整齐的隶书布局间，丝毫不见汉隶所应呈现的“堂皇之气”，反而在方正的取形中，有种规行矩步的刻板，让一些人怀疑它的真伪：究竟是汉人所刻，还是后人重勒？对于它的怀疑自宋时便有记载，南宋金石学家洪适曾直言其“全与魏晋间碑相若”，猜测其“或后人用旧文再刻者”。不过，清代书家翁方纲则认为“不得以其近似六朝、唐人而概疑之”。神奇的是，多年以来，对此碑书风高下的评价也分成了两大泾渭分明的阵营，褒者认为其“清劲简远”，贬者谓之为最下品。也许正因其争议颇大，使如今很多碑刻主题的书籍中都没有关于它的只言片语。不过，作为纵贯古今十分少见的、能够聚各代书家学者褒贬于一身的碑刻，它显然是书坛中的一道独特的奇景。与这道奇景相比，河北的另两通名碑《田琬德政碑》与《李秀碑》则在千年以来收获着数不尽的赞誉。作为唐玄宗时期两位书法名家苏灵芝、李邕的代表佳作，二碑呈现出各自的妙处：《田琬德政碑》是赞颂刺史田仁琬功德的纪功碑，在“唐代写碑手”苏灵芝的笔下，呈现着刚柔并济、圆转流美的行书之妙，成为研究唐代行书法度的重要碑刻；《云麾将军李秀碑》虽断裂亡佚大半，但残余的铭文仍显示着北海李邕晚年丰腴华美、雄秀豪迈的行书书风，被清翁方纲称之为“北海书之最遒美者”。

《袁敞碑》　初拓本

山东中国文学艺术博物馆藏品

汉灵帝逝后，东汉王朝在三十年后走到终点，碑刻在征战不休的三国时代开始了举步维艰的行程，此时，屈指可数的孙吴碑刻有一通遗落在湖北境内——《谷朗碑》。碑文介于楷隶之间，虽保留着汉人遗风，但笔画间已有楷书之则，展示着书法演变的进程，此碑也就成为目前全国现存的三块半楷书母体碑之一。湖北还有一通为后世书家所倾倒的书法“丰碑”——《大唐中兴颂》，这通呈现着唐代书法革新者颜真卿最大楷书、唐代古文运动先锋者元结奇特文稿的摩崖刻石，与《谷朗碑》一起在湖南勾连着书法发展史中楷书萌芽与成熟两个大概的时间节点，也成为碑刻史上书风、文风珠联璧合的典范之作。石刻内容是鼎鼎有名的“安史之乱”，在同为平定“安史之乱”的功臣、血液里又都流淌着革新精神的两位书法家、文学家的演绎下，迸发出情感共鸣与才思碰撞后的壮阔波澜。于是，后人得以见到这融篆隶笔法、苍茫奇伟、大气浑阔的大字楷书，感受到其发散出的颜鲁公刚烈正直的秉性及炉火纯青的晚年成熟书风。理所当然，此碑刊刻不久即扬名于世，被人称为“宇宙杰作”、“鲁公法书第一”……宋代黄庭坚在观之后作诗曰：“春风吹船著浯溪，扶藜上读中兴碑，平生半世看墨本，摩挲石刻鬓成丝。”而清乾隆帝则直接将其拓片视若拱璧。世事流转，山高水长间，“扶藜上读中兴碑”、收藏“中兴”拓片的行为仍在代代延续……

《谷朗碑》刊刻142年后的东晋义熙年间，吉林境内出现一通与高句丽王朝有着莫大关联的碑刻《好太王碑》。此碑是高句丽王朝19代王谈德逝后，其子为纪颂其赫赫武功而立于王陵之畔。之所以为世人所重，不仅因其上碑文的历史研究价值，更因其是少见的形制巨大的古碑之一，兼之介于楷隶之间的书法，虽“启自远夷，来从外国”（康有为《广艺舟双楫》），然“古朴可喜，极似魏碑，而书法过之，足珍矣”（清容禧《高句丽和乐太王墓碑谰言》），在为数不多的东晋碑刻中，它显然带给后人不少惊喜。

走过动乱的年代，当时间开启了大唐王朝的辉煌盛世，低迷数百年的碑刻之风在帝王的青睐下，焕发出蓬勃生机。如雨后春笋般层出的名碑中，山西的《裴镜民碑》，作为擅名一时的唐初书法家殷令名唯一传世碑版，以不逊欧阳询、虞世南的书法之妙，成为初唐碑刻中不可不提的名碑佳作。此碑以正书所刻，行笔自然，观之安和馨宁、秀整匀稳、清润灵动，得后世诸家极高评价。清杨守敬《学书迩言》云：“初唐之碑，虞欧一外，今存者以殷令名书《裴镜民碑》为最。”蔚然成风的书碑勒石并不仅限于文人墨客、寻常百姓之间，高居庙堂之上的帝王也开始亲自撰书，英明神武的唐太宗即成为中国历史上有亲撰碑文传世的第一位皇帝，山西另一通名碑《晋祠铭》就出自这位帝王笔下。观读此碑，情景交融的精彩铭文抒发着帝王兴邦建国的政治思想，浑厚自然、刻工洗炼的字迹显示着其几十年如一日摹学王羲之笔法的得意成果，更兼此碑以飞白书写碑额，以行书书写铭文，皆是前无古人之创举，因此颇受后人重视。

沿着历史的岸堤缓步走去，由汉以来诞生的丰碑巨碣何止千万，那里，还有未曾提到的诸多地域的精彩名碑，如安徽的王羲之《振衣濯足摩崖石刻》，黑龙江地域揭示了北魏拓跋鲜卑族发祥地的《嘎仙洞拓跋氏祭祖铭文》，北京元代地宫出土的大宗帝王碑刻……那里，也有碑刻重镇中未曾提及的重要碑刻，如河南书法疏秀的东汉《李孟初碑》、揭示魏文帝篡夺帝位的两通魏碑巨制《受禅碑》《上尊号碑》、开草书入碑先河的唐代《升仙太子碑》，陕西茂密秀丽的东汉《仓颉庙碑》、“上引篆籀，下通隶楷”的三国《曹真残碑》、“上承北魏旧体，下开唐朝新风”的隋代《董美人墓志》，江苏方正淳古的东汉《校官碑》，以及山东“为正体变态之宗”（清康有为《广艺舟双楫》）的北魏《张猛龙碑》、风姿别具的北魏《马鸣寺碑》等等。这些分散在一处处地域、尘封着一段段历史、承载着一种种书风的碑刻，在观者不绝的热闹里，抑或在鲜有人烟的静默中，如一块块砖瓦、一方方木石，构筑起碑石文化深沉宏大而又华美多姿的宫殿，与它们分身而出的拓片一起，成为博大的中华文化不可缺少的精彩，成为先人留给后世的传承文化与记忆的重要载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