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建民丨明代马文升《马端肃公三记》版本考述
明代马文升《马端肃公三记》版本考述
马建民
马建民（1983— ），男（回族），宁夏彭阳县人，北方民族大学民族学学院副教授，博士，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民族文献与地方文献研究。
摘 要：《马端肃公三记》是明代中期名臣马文升著作，收录了马文升《西征石城记》《抚安东夷记》《兴复哈密国王记》三篇记文，分别记载了其在陕西、辽东和哈密处理地方边务的经历。《马端肃公三记》刊印后，在明代就被多种不同丛书收录并刻印流传。三篇记文或被相关丛书集中收录，或分别收录；文章名称或被沿用，或被更改。至清代乾隆时期，由于《抚安东夷记》涉及明代处理辽东地区女真相关事宜，一度被禁毁。民国以后，《马端肃公三记》又被多种丛书收录并影印、整理出版。
关键词：《马端肃公三记》；版本；考述
马文升(1426～1510)，字负图，明河南钧州(今禹州市)人。马文升于景泰二年（1451）中进士，成化二十一年（1485）任兵部尚书，弘治十四年（1503）任吏部尚书，历事英宗、代宗、宪宗、孝宗、武宗五朝，立朝五十余年。著有《端肃奏议》、《马端肃公诗集》及《马端肃公三记》。马文升对明代中后期朝政有重要影响，《明史·马文升传》评价其：“文升有文武才，长于应变，朝端大议往往待之决。功在边镇，外国皆闻其名。尤重气节，厉廉隅，直道而行。虽遭谗诟，屡起屡仆，迄不少贬。”[1](4838)
马文升著述有多种版本流传，特别是《马端肃公三记》所收录的《西征石城记》《抚安东夷记》《兴复哈密国王记》三篇记文，[①]或被合编、或被分编收录于多种丛书。近年来，学术界已有关于马文升著述版本研究的成果发表，笔者也曾撰文对《端肃奏议》《马端肃公诗集》版本状况进行考察。[②]本文将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马端肃公三记》版本状况进行进一步考述。
一、《马端肃公三记》写作背景和写作时间
关于《马端肃公三记》所收录《西征石城记》《抚安东夷记》《兴复哈密国王记》三篇记文的写作背景，不同版本《马端肃公三记》记载的内容基本一致。关于三篇记文的写作时间，仅有嘉靖二十九年至三十年（1550-1551）袁氏嘉趣堂刻《金声玉振集》本《西征石城记》记载有明确的时间,[2](246)其他版本《马端肃公三记》所收录记文都没有相关记载。因此，关于《抚安东夷记》《兴复哈密国王记》的写作时间，我们只能通过记文中记载的相关时间来进行推断。
《金声玉振集》本《西征石城记》较为详细的记载了记文写作目的和时间：“……予年四十有四，滥膺巡抚重寄，于兵事螽午之际，得偕项公等同心戮力，凡营居野外者六十余日，亲犯矢石者二十余战，始克获丑献馘，殄平巨寇，迄今三十有六年，历历若前日事。偶因项公后人求论次其先烈，而并及其始末之详如此，使观者有以知兵祸起于细微，战功系于谋画，当思患于未萌，图成于先事，是亦有志建功为国者之一鉴也，岂直备史氏之略，著一时同事者之绩而已乎！弘治十六年,岁在癸亥秋七月吉旦记。”[2](246)根据以上记载，我们可以知道《西征石城记》的写作目的有两个方面，一方面，马文升是应项忠后人请求，为了追述项忠参与平定陕西固原“满俊事件”的功业而写作此文。另一方面，从宏观层面来看，马文升写作的目的不仅仅是为了“直备史氏之略，著一时同事者之绩”，而是为了使“有志建功为国者之一鉴也。”同时，通过记文记载的时间，我们知道该文是马文升于弘治十六年（1503）七月完成的回忆性文章，时马文升已经七十八岁，距成化四年（1468）满俊事件发生已经过去三十六年。
《抚安东夷记》也记载了记文的写作缘由和相关时间：“成化癸卯，乃蒙恩改督察院左副都御史巡抚辽东，顾军士虽喜而将臣甚疑惧，予率公以处之。迄今边境宴然，而东人之心亦安亦。嗟乎！国计私忿不两立也。予以区区为国之心，虽一时艰危何恤？然而事久天定，不惟少裨于边防国事，抑且不愧不怍，神明有不扶持者哉！然则为人臣者亦可鉴矣。”[2](251)根据以上内容，我们可以知道《抚安东夷记》直接的写作目的不明，而宏观层面的写作目的是“为人臣者亦可鉴矣。”另外，尽管《抚安东夷记》记载的最晚时间是成化癸卯（十九年，1483），但这一时间并不是马文升抚安辽东的时间。据《明史·马文升传》等文献记载，马文升抚安辽东发生在成化十四年（1478），成化十五年（1479），抚安辽东结束。由于在辽东时与汪直有隙，马文升受到汪直的构陷，被谪戍重庆卫，直到成化十九年复官并以左副都御史身份第三次巡抚辽东。[1](4839)因此，从记文中记载的成化十九年和“迄今”等词语可以推断，《抚安东夷记》也是回忆性的文章，写作时间最早可能在成化十九年。
《兴复哈密记》也有关于记文写作缘由和相关时间的记载：“弘治十三年，甘州巡抚都御史周季麟以往来有功者上闻，予论功上请……噫！慑服黠犷之丑虏，兴复久灭之番国，仰仗圣天子明圣，且经略者十有余年而功始就，中间任事者亦岂一人哉？是何成功之不易邪！昔狄仁杰所论推亡固存之义，国家继绝之美，识者是之，兹举亦有所本也。因记兴复岁月及我朝设置之由，俾后之人知其始末得有所考云。”[2](256)根据以上内容，我们可以知道《兴复哈密记》直接的写作目的不明，而宏观层面的写作目的是“因记兴复岁月及我朝设置之由，俾后之人知其始末得有所考云。”另外，尽管《兴复哈密记》记载的最晚时间是弘治十三年（1500），但这一时间并不是马文升等人兴复哈密的时间。据《明史·许进传》等文献记载，马文升、许进兴复哈密事宜发生在弘治八年（1495）。[3](4924)由此可知，《兴复哈密记》也是回忆性的文章，写作时间最早可能在弘治十三年。
从《马端肃公三记》三篇记文的写作目的来看，一方面，其直接的写作目的是为了追述事件参与者的功业。另一方面，则是要通过对相关事件的追述，使后人“为国者鉴”“为人臣者鉴”“俾后之人知其始末得有所考”。从三篇记文的写作时间来看，《西征石城记》明确完成于弘治十六年，《抚安东夷记》最早可能完成于成化十九年，《兴复哈密记》最早可能完成于弘治十三年。考虑到三篇记文所记载的事件既各自独立，又前后相接，记文写作目的基本一致、记文写作的时间接近、记文的行文风格及都是回忆性文章等特点，我们推断，《西征石城记》《抚安东夷记》和《兴复哈密记》有可能都是马文升于弘治十六年完成的回忆性文章。正是因为写作时三篇记文是一个完整的整体，所以，只在《西征石城记》中记载了写作时间。
二、《马端肃公三记》的刊刻过程
目前所见各种版本《马端肃公三记》中，明确记载有《马端肃公三记》刊刻时间且内容比较完整的版本是明沈节甫辑，万历四十五年（1617）陈于廷刊《纪录汇编》所收录《马端肃公三记》三卷。[4]该版本《马端肃公三记》收录的三篇记文是《西征石城记》《抚安东夷记》《兴复哈密国王记》，三篇记文分列该丛书卷三五、卷三六、卷三七。此外，卷三五《西征石城记》正文之前有正德十五年（1520）陶琰、许赞、汪正撰《马端肃公三记序》三篇，卷三七《兴复哈密记》正文之后有任洛正德十五年撰《书马端肃公三记后》一篇，还附录有嘉靖九年（1530）许诰奏折《太常寺卿管国子监祭酒事臣许诰谨奏为进书事》一篇及嘉靖七年（1528）霍韬撰写的《许襄毅公经略西番录引》一篇。该版本每篇记文题目之后注明作者“马文升”，每半页10行，行20字，版心刻有丛书名称、卷次、页码及刻工姓名。
通过对《纪录汇编》本《马端肃公三记》内容的梳理，我们可以了解到《马端肃公三记》刊刻背景及其版本状况。
关于《马端肃公三记》的刊刻背景和过程，汪正、许赞、陶琰三人撰写的《马端肃公三记序》和任洛撰《书马端肃公三记后》都有记载。如，汪正在《马端肃公三记序》一文中记载：“……侍御任公，出公同乡之晚，慕尚兴起，取《三记》
之梓，以正曾辱公之知。纪梓行岁月，莫切于正，乃顺承以卒其志。若大书特书，不一书于公者，有太史氏实录，光昭崧高之神，而人品之再重也夫。正德庚辰春三月庚子。朝议大夫、山西等处承宣布政使司右参议、奉督理粮储、前监察御史，麻城汪正谨序。”[4](卷三五)
又如，许赞在《马端肃公三记序》一文中记载：“……端肃有焉。三大事，公常自为记。侍御任公与端肃为同郡，尝持是《记》于巡抚大都宪平谷张公，且曰：‘端肃公《三记》，匪直记一时一事之颠末耳。顾夷情向背、边防厉害、战守机宜，一目可悉。今疆圉孔棘，或仿佛公之谋猷处公而振作之，何所不可哉！’时都宪公以耆宿雅望,抚兹重镇，屡平逆虏，方焦劳边务。一见即曰:‘凡有阃外之寄者，不可以不知此也。’公因刻之，且命赞记其简末如右。然则二公惓惓之意，非为端肃公一人私，实为天下国家至深远虑也。是为序。正德十五年岁庚辰四月望日。赐进士第、中宪大夫、山西等处提刑按察司副使、奉督理学政，弘农许赞识。”[4](卷三五)
又如，陶琰在《马端肃公三记序》一文中记载：“……清戎山西侍御同郡任公，以公当代元老，勛德懋着，记不可泯。迺发廪稷山县，委尹袁梧
诸梓，盖简之也，且求予为之序。昔予在仕途三十余年，蒙公之知最深，擢宪正、迁左右、辖河南巡抚皆公所荐引。予之知公，犹公之知予也，故序之。未尽及者存诸《记》。正德十五年岁次庚辰夏五月既望。赐进士出身、资善大夫、督察院右都御史、功陞从一品俸，致仕河东七十二翁陶琰序。”[4](卷三五)
另外，任洛在《书马端肃公三记后》一文中，也提及了刊刻《马端肃公三记》的原因：“卿哲《马端肃公三记》旧本讹蠹，因梓焉。诸先生序详矣……正德庚辰五月夏至日。钧阳任洛谨识。”[4](卷三七)
根据上文所引汪正、许赞、陶琰三人撰写的《马端肃公三记序》和任洛撰写的《书马端肃公三记后》相关记载，我们可以确定，在正德十五年之前，《马端肃公三记》已经刊刻并流传于世，这是目前可知有确切证据的《马端肃公三记》的第一个版本。但是，该版本是否是《马端肃公三记》的最早版本？其具体内容是什么？版本特征是什么？由于文献没有明确的记载，尚无法确定。
正是由于正德十五年之前的刻版讹蠹，正德十五年，时任山西侍御史的任洛为使同乡马文升勛业不致泯灭，在时任山西巡抚张襘的支持下，委托稷山县尹袁梧
编辑《马端肃公三记》。编辑完成后，任洛先后向时任山西等处承宣布政使司右参议汪正、时任山西等处提刑按察司副使、学政许赞和致仕督察院右都御史陶琰请《序》三篇，汪正、许赞和陶琰分别于正德十五年三月、四月、五月完成了序言写作。正德十五年五月，任洛也撰写《书马端肃公三记后》一篇。以上工作全部完成后，在任洛的主持下，《马端肃公三记》再次刊印。正德十五年任洛主持刊印的《马端肃公三记》，是目前所知有确切证据的《马端肃公三记》的第二个版本，也是第一个有明确刊刻时间的版本。但是，与正德十五年之前流传的《马端肃公三记》相比较，该版本《马端肃公三记》的具体内容、编辑体例等是否发生了变化？由于文献没有明确的记载，尚无法确定。
此外，《纪录汇编》本《马端肃公三记》文后附录的嘉靖七年霍韬《许襄毅公经略西番录引》文章和嘉靖九年许诰《太常寺卿管国子监祭酒事臣许诰谨奏为进书事》奏折，为我们梳理《马端肃公三记》在嘉靖年间的刊刻和流传提供了线索。从内容来看，霍韬《许襄毅公经略西番录引》一文是评价许进参与收复哈密功绩的文章，完成于嘉靖七年九月八日。[4](卷三七)许诰的《太常寺卿管国子监祭酒事臣许诰谨奏为进书事》奏折，是嘉靖九年时任太常寺卿许诰向朝廷进书的奏折。据奏折记载，因许诰父亲许进曾以左佥都御史身份参与平定哈密，许进致仕后，编有《平番始末》一书。该书编成后，回来被许诰保存。为使人们了解前朝平定吐鲁番用兵方略及用兵之盛，许诰向朝廷呈进《平番始末》一书。据嘉靖皇帝嘉靖九年二月二十一日谕旨，《平番始末》报送史馆并被采录。[4](卷三七)从霍韬的文章和许诰的奏折来看，霍韬记述的是许进的功绩，许诰进呈的书籍是其父许进所完成的《平番始末》一书。尽管马文升和许进都曾参与了兴复哈密事宜，但是，霍韬的文章和许诰的奏折却丝毫没有提到马文升及其《马端肃公三记》。那么，为什么两篇文章却附录在马文升的《马端肃公三记》之后呢？
笔者认为，这是在《纪录汇编》编辑过程中，编辑者误将嘉靖七年霍韬的文章和嘉靖九年许诰的奏折编入《马端肃公三记》之后并刊刻所致。关于《纪录汇编》的编辑体例，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纪录汇编》记载：“是书采嘉靖以前诸家杂记，裒为一集，凡一百一十九种。其中有关典故者多已别本自行。其余如王世贞《明诗评》之类，则文士之余谈；祝允明志怪之类，又小说之末派；一概阑入，未免务博好奇，伤于冗杂。且诸书有全载者，有摘抄者，甚或有一书而全录其半，摘抄其半者,为例亦复不纯，卷帙虽富，不足取也。”[5](1136)由此可知，《纪录汇编》收录了嘉靖以前一百一十九种书籍，在编辑过程中，这些书籍或全部收录，或被选择性辑录，尽管内容比较丰富，但由于没有统一的编辑体例而显得比较混乱。从《纪录汇编》的总目录来看，该书收录了《马端肃公三记》和《平番始末》，且两部文献正好先后排列在该书卷三五、卷三六、卷三七、卷三八。[4](目录)
实际上，通过梳理不同版本《平番始末》的内容及编辑情况，就可以佐证笔者以上的推论。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平番始末》记载：“明许进撰。进字秀升，灵宝人，成化丙戌进士，官至兵部尚书，谥襄毅，事迹具《明史》本传。初，弘治七年，土鲁番阿黑麻攻陷哈密，执忠顺王陕巴去。进为甘肃巡抚，潜师袭复其城。致仕后因检阅奏稿案牍，编为此书。嘉靖九年，其子诰疏进於朝，诏付史馆。其述用兵始末及西番情事颇详。今《明史》《土鲁番》、《哈密》诸传，大略本之於此。”[5](479)由此可知，《平番始末》是嘉靖九年由许诰进呈朝廷并收入史馆，这和《纪录汇编》本《马端肃公三记》后附录的许诰奏折内容相符。另外，从《纪录汇编》卷三八《平番始末》的基本内容来看，《平番始末》卷首并没有附录许诰的奏折和霍韬的文章，而文末记载了该文写作目、写作时间并附录有胡世宁《书许襄毅公平番始末后》一文：“秋居对客，偶谈及此，因记其兴复始末。一以示人臣报国之义，当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一以俾后之筹边者知责任之重，成功之难如此云。弘治十六年岁在癸亥八月望日东崕道人灵宝许进书。”[4](卷三八)经过与《续修四库全书》收录的上海图书馆藏明嘉靖继美堂刻本《平番始末》相比较，《续修四库全书》本《平番始末》正文之前正好收录有许诰《太常寺卿管国子监祭酒事臣许诰谨奏为进书事》奏折及霍韬《许襄毅公经略西番录引》一文，文尾也附录了胡世宁《书许襄毅公平番始末后》一文。[6](257)
由此可知，正是由于《纪录汇编》编辑混乱，将《平番始末》卷首附录的许诰《太常寺卿管国子监祭酒事臣许诰谨奏为进书事》奏折和霍韬《许襄毅公经略西番录引》一文错误的编到了《马端肃公三记》之后并刊印，致使《马端肃公三记》内容也发生了变化。尽管如此，通过《纪录汇编》本《马端肃公三记》的内容，我们反而可以确定，至嘉靖时期，正德十五年任洛主持刊刻的《马端肃公三记》仍然在流传，《纪录汇编》本《马端肃公三记》正好是在正德十五年任洛主持刊刻《马端肃公三记》的基础上编辑成书的。
三、明代《马端肃公三记》的主要版本
除上文所指出的正德十五年以前版本、正德十五年任洛刊印本及《纪录汇编》本外。《马端肃公三记》在明代还有其他不同的版本。
《金声玉振集》本《马端肃公三记》。《金声玉振集》是明袁褧于嘉靖二十九年至三十年（1550-1551）编辑的丛书，由袁氏嘉趣堂刊刻。[7]《金声玉振集》在编辑过程中，将收录的五十五种著作分为皇览、征讨、纪乱、组绣、纪变、考文、丛聚、水衡、边防、撰述等十类进行编排。其中，《马端肃公三记》被编排在“边防”中。由于“原书没有刻印的序文和总目”，[7](简介)因此，我们无法得知《金声玉振集》具体的刊刻情况及所收录相关文献的版本来源情况。通过与《纪录汇编》本《马端肃公三记》相比较，该版本与《纪录汇编》本有较多不同之处。如，该版本记文之前没有序言，文后也没有后记；该版本所收录三篇记文题目为《西征石城记》《抚安东夷记》《兴复哈密记》；该版本每篇记文题目之后注明作者籍贯及姓名“钧阳，马文昇”；该版本每半页10行，行18字，版心有记文题目及页码。其中，《抚安东夷记》在版心被简称为《东夷记》，《兴复哈密记》在版心被称为《哈密国王记》。另外，上文论述中曾指出，该版本《西征石城记》是唯一记载该记文写于弘治十六年的版本。
《广四十家小说》本《西征石城记》《兴复哈密国王记》。《广四十家小说》是由明嘉靖时期顾元庆编辑，因顾元庆编刊未竟即去世，此书直到1915年由上海文明书局石印。[8]
《广四十家小说·卯集》收录有《西征石城记》《兴复哈密国王记》，且两篇记文分列，中间编排有《中朝故事》等五部文献。该书半页14行，32字。在编辑过程中，两篇记文也有不同特征。其中，《西征石城记》题目下注明作者“马文升”，而《兴复哈密国王记》注明作者“少傅兼太子太傅兵部尚书钧阳马文升撰”。这是最早的未收录《抚安东夷记》的明代丛书，关于未收录《抚安东夷记》的原因，该书并无记载。
《历代小史》本《西征石城记》《兴复哈密记》。明李栻辑《历代小史》收录“历代野史”一〇六种，共计一〇六卷。[9](影印说明)关于此书的刊刻时间，陈文烛《刻<历代小史>序》一文也没有相关记载。清代法式善在《陶庐杂录》一书中指出，《历代小史》刊刻于万历十一年（1583）。[10](121)与《纪录汇编》本、《金声玉振集》本相比，《历代小史》本有较多不同之处。如，《历代小史》卷八八、卷九九仅收录《西征石城记》《兴复哈密记》两篇记文，而没有收录《抚安东夷记》；在收录《西征石城记》《兴复哈密记》时，《历代小史》没有注明作者，致使法式善在《陶庐杂录》一书中也指出该文作者是无名氏；[10](122)该版本半页11行，行25字，版心注明卷次和页码。
《今献汇言》本《马端肃公三记》。《今献汇言》是明高鸣凤辑，万历年间刊刻的丛书。[11]关于该书的编辑情况，《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今献汇言》记载：“明高鸣凤编。案：《明史·艺文志》，高鸣凤《今献汇言》二十八卷，此本止八卷。据其目录所列，凡为书二十五种，乃首尾完具，不似有阙。盖其版已散佚不全，坊贾掇拾残剩，刻八卷之目冠於卷首，诡为完书也。”[12](1136)尽管该书已经散佚不全，但残存的八卷中，正好收录有《马端肃公三记》。该书收录的《马端肃公三记》三篇记文按照《抚安东夷记》《西征石城记》《兴复哈密记》顺序编排。整体来看，该版本刊刻比较粗糙，刊刻体例不一。如，三篇记文除版心统一注明记文题目、页码和刻工外，其他体例均不统一。《抚安东夷记》记文题目之后注明作者籍贯和姓名“钧阳，马文升著”，半页10行，行20字；《西征石城记》记文题目之后的作者籍贯和姓名刻版被挖空，半页10行，行22字；《兴复哈密记》记文题目之后的作者籍贯和姓名被刻为“钧阳，马文升言”，半页10行，行22字。
《国朝典故》本《马端肃公三记》。《国朝典故》是明邓士龙辑，万历年间刊刻的丛书，收书六十四种，共一百一十卷。[13](1936)1993年，该丛书由王天有点校出版。《国朝典故》将《西征石城记》《抚安东夷记》《兴复哈密国王记》三篇记文分为《马端肃公三记（上、中、下）》三卷，分列该书卷九六、九七、九八。半页10行，行20字。
从上文所列明代《马端肃公三记》的主要版本可以看出，自正德十五年任洛组织刊印后，该书便开始流传，并被各种丛书收录。在各种丛书的编辑过程中，由于编辑体例不一，《马端肃公三记》或被全部收录，或被选择性收录。也由于刻版的原因，除基本内容中的部分字词不同外，甚至是三篇记文的题目和作者也都发生了变化。需要说明的是，关于明代相关丛书选择性收录《马端肃公三记》相关记文的原因，尚无法确定。
四、清代《马端肃公三记》版本
清初，《马端肃公三记》相关记文也被不同书籍所收录。如，明陶珽《说郛（重编本）》所附录《说郛续》卷一一就收录有《抚安东夷记》和《哈密国王记》。[14](510)，据学者研究，《说郛（重编本）》有宛委山堂刻本，书前有顺治三年（1646）李际期序，顺治四年王应昌序，世称清顺治刻本。[15](484)《说郛续》卷一一收录的《抚安东夷记》和《哈密国王记》，最明显的特征就是在记文题目之后注明作者所生活的时代“明，马文升”。另外，该书半页9行，行20字，版心上方刻记文名称，版心刻页码。
至乾隆时期，在编修《四库全书》的过程中，《马端肃公三记》被浙江巡抚三宝等征集并进呈朝廷。后来，随着政策的变化，乾隆皇帝多次要求地方督抚收缴违碍书籍。由于《马端肃公三记》中《抚安东夷记》一文涉及明代处理辽东女真事宜，致使《四库全书》所收录《马端肃公三记》被禁毁。
乾隆三十七年正月，乾隆皇帝颁布谕旨《谕内阁著直省督抚学政购访遗书》，谕令各地征集遗书，《四库全书》编修工作开始。[16](1)此后，各地督抚纷纷进呈所征集书籍。乾隆三十八年四月二十八日，浙江巡抚三宝奏呈从范懋柱家征集书籍六百零二种：“……臣查范氏收藏书籍，据开不下数千种，第历年久远，不无残缺，更有与臣前奏单内各书重复着颇多，除检去外，现实有书六百零二种。”[17](105)据吴慰祖《四库采进书目》一书记载，三宝此次进呈的书籍中正好有《马端肃公三记》，“浙江省第五次范懋柱家呈送书目，计共六百零二种……《马端肃公三记》三卷，明马文升著”。[18](109)
至乾隆三十九年八月初五日，乾隆皇帝谕旨各地督抚，要求各地督抚在征集遗书时注意收缴违碍书籍。据乾隆皇帝《寄谕各督抚查办违碍书籍即行具奏》谕旨记载：“该督抚等接奉前旨，自应将可备采择之书，开单送馆。其或字义触碍者，亦当分别查出奏明，或封固进呈，请旨销燬，或在外焚弃，将书名奏明，方为实力办理。乃各省进到书籍，不下万余种，并不见奏及稍有忌讳之书。岂有裒集如许遗书，竟无一违碍字迹之理？况明季末造野史者甚多，其间毁誉任意，传闻异词，必有诋触本朝之语，正当及此一番查办，尽行销毁，杜遏邪言，以正人心而厚风俗，断不宜置之不办……至各省已经进到之书，现交四库全书处检查，如有关碍者，即行撤出销毁……”。[19](239)由此可见，乾隆皇帝要求查办的违碍书籍主要是明末所编纂的各种“野史”。实际上，正是因为明末编纂及清初流传的这些书籍涉及明政府和女真之间的贸易往来、战争等关系及其书写，因此被清统治者认为是“野史”。
据《清代各省禁书汇考》考证，乾隆四十五年正月初十日，两江总督萨载奏缴图书二十四种，其中就包括《抚安东夷记》：“乾隆四十五年正月初十日奏准。两江总督萨载奏缴二十四种……《抚安东夷记》，明马文升著。”[20](64)关于《抚安东夷记》被禁毁的原因，尽管文献没有明确记载，但是，我们从相关文献所记载两江总督萨载奏缴马文升著另一部著作《马端肃奏议》的原因中就可以找到答案。：“乾隆四十六年二月初八日奏准。两江总督萨载奏缴三十七种……《马端肃奏议》，马文升著。筹边内。语多违碍。应请销毁。”[20](65)
尽管两江总督萨载于乾隆四十六年奏呈将《抚安东夷记》销毁，《四库全书》中也没有收录《马端肃公三记》。但是，乾隆三十七年七月开始编写，乾隆五十四年最终完成并由武英殿刻版的《四库全书总目》卷五三《史部·杂史类存目二》却收录了《<马端肃三记>提要》。“《马端肃三记》，三卷，户部尚书王际华家藏本。明马文升撰。文升，字负图，钧州人。景泰辛未进士，官至兵部尚书，加少师太子太师。端肃，其謚也。事迹具《明史》本传。此三篇皆所自述，一曰《西征石城记》，纪成化初为陕西巡抚，与项忠平满四之乱事。一曰《抚安辽东记》，纪成化十四年辽东巡抚陈钺冒功激变而文升奉命抚定之事。一曰《兴复哈密记》，纪弘治初吐鲁番袭执哈密忠顺王而文升持议用兵，遣许进等讨平之事。三记本在文升所着集中，此其析出别行之本页。案：此三记皆文升所自述，宜入传记类中。然三事皆明代大征伐，文升特董其役耳。实朝廷之事，非文升一人之事也。故仍隶之杂史类焉。”[21](477)
从上文所引资料可以得知，《四库全书》编修过程中所依据的《马端肃公三记》版本是户部尚书王际华家藏本，但是《四库全书总目》著录时将《马端肃公三记》名称改为《马端肃三记》。正是由于《马端肃三记》涉及到了明代政府对陕西、哈密、辽东等地区重大事务的处理，因此，《四库全书》将《马端肃三记》列为“杂史类”，而非“传记类”。由于乾隆皇帝关于收缴违碍书籍的谕旨是在《四库全书》编修的过程中颁布的，从《四库全书总目》保留的《<马端肃三记>提要》来看，可能是《四库全书》中的《马端肃三记》编修完成后，又被抽毁。但是，《四库全书总目》却保留了《<马端肃三记>提要》，这为我们梳理《马端肃公三记》在乾隆时期的流传提供了线索。
五、《马端肃公三记》影印整理情况
民国时期，就有王云五等许多学者对历代文献进行刊印整理，本文论述中所涉及的《马端肃公三记》各种版本，最早就是由民国学者刊印。20世纪80年代以后，学术界对历代文献的影印、整理成果越来越多，质量也越来越高，这其中也包括对马文升著述的影印、整理和专题研究。
1990年，中国西北文献丛书编辑委员会编《中国西北文献丛书（第三辑）·西北史地文献（第二十五卷）》、[22]1991年《丛书集成初编（第3993册）》、[23]1996年《续修四库全书（第四三三册）》、[24]2008年，吴海鹰主编《回族典藏全书（第59册）》[25]等丛书影印了《金声玉振集》本《马端肃公三记》。
2001年，《四库全书存目丛书补编（第七六册）》收录了《纪录汇编》本《马端肃公三记》，同时，该书还收录了《四库全书总目·<马端肃三记>提要》。[26]
1993年，许大龄、王天有主持点校的《国朝典故》出版，该书根据明朱当㴐《国朝典故》本和《纪录汇编》本对《马端肃公三记》进行了点校整理。1993年，薄音湖、王雄编辑点校的《明代蒙古汉籍史料汇编（第一辑）》一书中，对《纪录汇编》本《抚安东夷记》《西征石城记》进行了点校。[27]2007年，崔存岭在《马文升的西北边防文献整理和研究》一文中对《纪录汇编》本《马端肃公三记》进行了整理，并利用《金声玉振集》本、《今献汇言》本、《历代小史》本等不同版本进行了比较。
关于《马端肃公三记》不同版本记文内容的比较研究，笔者将在他文进行详细考证，此不赘述。
参考文献：
[①]案：在刊刻较早的两种版本《马端肃公三记》中，关于《兴复哈密国王记》名称的记载不一。其中，《纪录汇编》本记载为《兴复哈密国王记》，《金声玉振集》本记载为《兴复哈密记》。本文认为《纪录汇编》本收录的《马端肃公三记》是目前所知有明确刊刻时间的最早版本，因此，本文论述中将以《兴复哈密国王记》为该文最早的名称。关于不同版本《马端肃公三记》的刊刻时间，下文将有详细论述。
[②]按，近年来关于马文升著述版本研究的成果有：崔存岭：《马文升的西北边防文献整理和研究》，江西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7年；马建民：《〈马端肃公诗集〉刊刻、流传及价值初考》，《西北第二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6期；康继亚、李小娟《〈兴复哈密记〉版本源流浅析》，《伊犁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2期；马建民《明代马文升〈马端肃公奏议〉版本考述》，《北方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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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清）永瑢等撰.四库全书总目·卷五三·史部·杂史类存目二·平番始末[M].北京：中华书局,19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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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丛书集成初编（3993）[M].北京：中华书局，1991.
[24]《续修四库全书》编纂委员会编.续修四库全书·四三三·史部·杂史类·西征石城记[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
[25]吴海鹰主编.回族典藏全书（第59册）[M].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08.
[26]《四库全书存目丛书补编》编纂委员会编.四库全书存目丛书补编（第七六册）[M].济南：齐鲁书社，2001.
[27]薄音湖、王雄编辑点校.明代蒙古汉籍史料汇编（第一辑）[M].呼和浩特：内蒙古大学出版社，1993.
注：本文发表于《北方民族大学学报》2020年第6期，此据作者
注：本文发表于《北方民族大学学报》2020年第6期，此据作者word版，引用请以该刊为准。感谢马建民老师授权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