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禹治水：掌握实质性权力
所谓“权力”，直白些说就是你可以让别人去做他不喜欢做的事。比如你的领导有权叫你去加班。这就是权力的实质，也是权力的可怕之处。
那怎么样才算真正掌握了权力呢？光靠一纸委任状或是一个图章肯定是远远不够的。关于这个话题，咱们需要从四千年前的大禹治水开始说起。
以前我们只知道“三过家门而不入”的典故，以及舜帝禅让给大禹，然后“禹传子、家天下”。其实大禹治水的过程本身正是一个逐步掌握实质性权力的过程。
在四千多年以前，当时中国北方的样子和我们现在看见的完全是两回事儿。那个时候全球平均气温比现在要高两三度，中国西北地区到处是原始森林，河南省满世界跑着犀牛和大象，北京二环能看见野生鸵鸟，黄河里还游着两三米长的大鳄鱼……
一句话，那个时候的中国气候温暖湿润，不缺水，不但不缺，还经常发大水。现在考古发现的遗迹基本都能和古代文献对应得上，这也证明古时候确实发生过大洪水。
所谓大禹治水，用我们现在的话说是对黄河的全流域治理，因为局部河段整治根本防不住大洪水，一直到如今也照样是这样，所以政府才设立“国家防汛抗旱总指挥部”。
黄河全流域治理即便是放在现在也绝对是国家级的大工程，而在四千多年以前，这个工程更是需要集中华夏族的全部力量才搞得起来。
那时还没有国家的概念，大家都是以部族为单位凑在一起过日子。大禹在当时既是黄河全流域治理的总指挥，也是他自己部族的首领。
在治水过程中，大禹肯定要协调沿河的各个部族，于是有了最早的上下级服从体制，所有部族都必须听大禹的命令。
治水的这帮人肯定要脱产，他们的吃喝拉撒只能靠其他人保障，于是就有了最早的税收。
治水过程中肯定会遇到不服管的部族，那就得经常开打，于是大禹手里又有了最早的常备军。
要治水肯定得勘察地形，一趟下来等于是做了最早的国土普查。
勘察完为了便于管理，大禹把这些土地分为九州，这就有了最早的行政区化。
治水过程中肯定会有不少人偷奸耍滑，要惩治这些人就得立规矩，于是就又有了最早的司法体制和最早的刑法。当时称为“五刑”，也叫“禹刑”。
洪水退了以后需要重新划分土地搞灾后重建，于是有了最早的土地所有制度——井田制。
大禹治水一共治了十三年，十三年下来，大禹不光是降服了黄河，建立了自己的威信，同时也在自己手里形成了一个完整的政权体系，里面包括职业官僚、手工匠人和职业军人，这些人都不再下地种田，他们的生存完全依赖于大禹手中的这套管理机制。
简单说，当大伙都指着你才有饭吃的时候，你就已经掌握了起码是一部分实质权力。
这就好比现在的一个团队，其中总会有几个技术方面的灵魂级人物，一旦离开他们，不说全部，至少很大一部分项目就将进行不下去。这种情况下，无论他们名义上是什么职务，他们实质上的发言权往往都会多过其他人。
而反过来，从团队负责人的角度来看，那就应该尽量避免团队生存完全依赖一个灵魂人物，最好是能保持有二到三个技术核心人物，否则领导者就会面临名不副实的问题，管理必然会出现混乱，于人于己这都不是好事。当然，这种牛人太多也同样不利于团队运作，这一点我们日后会说到。
除此以外，在治水的过程中大禹也拥有了自己坚定的政治盟友——伯益部族，这个部族的后代大家应该非常熟悉，就是后来的大秦帝国。当初大禹和他父亲鲧能父子指挥治水，除了个人才智之外，一个最重要的因素就是禹部族是当时最强大的部族之一。伯益部族在实力上与禹部族不相上下。牢固的基本盘和牢固的同盟者，恰恰是实质性权力中至关重要的组成部分。
举个例子，如今西方国家的总统大选经常充满悬念，可是资助政治家的大财团翻来覆去其实就是那么几个，万变不离其宗，而且几个大财团之间往往还会存在稳定的同盟关系。这其中的道理其实是一样的。
这些大财阀未必会在政府中担任什么职务，但这并不影响他们对国计民生施加影响力，至于做不做官，对他们来说不过是具体手段问题。即便是对职场而言，必要的人脉和盟友对权利而言也同样是必不可少的。众多空降下来的管理者，如果缺乏自己的基本盘和盟友，那么必然会导致权力难以名至实归。
一直以来，说到禅让，我们都会觉得是一个近乎理想的权力交接过程，其实真实情况远没有这么美好。有人的地方必然就有政治，有政治就必然有斗争，从古至今这一点从未改变过。
舜帝并不是在治水完成以后主动让贤的，那时候天子是靠各部族公推出来的，类似于现在的选举，只不过不是以人，而是以部族为单位来进行投票的。结果大多数部族都选择了支持大禹，这才有了后面的禅让。而这个支持，正是由于在此之前大禹已经掌握了实质性权力，能够影响各部族的利益得失。
治水成功后，大禹随即在会稽山召集诸侯，由他来主持祭祀天地。在古代，组织祭祀是权威性的体现，当时舜帝还在位，所以从法理上说大禹的这个行为是不合规矩的，甚至可以说带有僭越的意思。可是各个诸侯谁也没说什么，都乖乖地去了。唯独防风氏这一族——也就是现在汪姓的先祖——不服气。但他们也不敢不来，只是用故意迟到的方式不痛不痒地怼了大禹一次。
大禹的处理方式却异常激烈，直接下令把防风氏的首领处死，再把尸体大卸八块。这个处置手段是非常不可思议的。理论上说，大禹和防风氏首领是平级的，而且分处于两个不同的部族，所以大禹无权这么干。可他就这么干了，而且各路诸侯都默认了这个举动，这就是实质性权力的威力。
在极端情况下，甚至可以不需要任何程序上东西来支持。也可以说，一旦领导者的地位在事实上被架空，不要指望光靠那些纸上的程序正义可以帮到你什么。
大禹之所以这么做，根本意图在于立威。不要忘了，权力最根本的实质不是你能做你想做的事，而是你可以让别人做他不想做的事。这一点，从古至今同样从未改变过。换句话说，要真正掌握权力，你总要有那么几次做恶人的时候，这一点是无法回避的。
总会有一些处于中层的管理者，出于个性或是不想得罪人的考虑，不自觉地想去做善人、好人。可是在不知不觉中自己的权威性却在一点点被削弱，原因很简单：你背离了权力的本质，权力自然也就会背离你。
在会嵇山祭祀之后，大禹很快有了新举动。他组织华夏各部族组成联军，向南方的三苗部族开战。三苗是当时华夏族之外的南方蛮族，随着战争爆发，原先在治水期间形成的国家机器再一次发挥出了效能。众多官员和军人通过战争获得战功，进而获得奖赏，而这些奖励归根结底是从禹王手里获得的，这进一步强化了他们对大禹的忠诚度。
都说生命在于运动，其实权力也一样是喜动不喜静，或者说，权力在于折腾。
对于被管理者而言，权力的表象其实就是赏罚两个字，而只有做事才讲究赏罚。过分强调无为而治，最终必然会侵蚀掉你已经到手的权力。因为在众人看来，大家无非是按规矩做事，按规矩吃饭，没赏没罚，管理者的存在也就失去了现实意义。
因此，无论是从保持权威性或者保持团队活力的角度来考虑，每隔一段时间，适当给大家找些事做，无论这些事是否有实际意义，对团队来说都不是一件坏事。
至此，大禹接替舜帝成为新的华夏族首领已经是一件毫无悬念的事了。之后舜帝的所谓禅让，实质上不过是走了一个法律层面的程序而已。
我们总结一下，会发现名义上的权力来自上层，而实质性的权力则来自下层。你需要能让众人跟着你有饭吃有钱拿、需要拥有必要的人脉网络、需要在关键时刻敢于做恶人、在获得实质权力之后也需要时不时折腾一番，做到“流水不腐，户枢不蠹”。
在4000年前，大禹恰恰完美践行了这几点，最终他取代舜帝，成为了华夏族最后一个公推的首领，之后又利用自己的绝对权威，打破惯例，直接将天下之主的位置传给了儿子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以血统传承的朝代——夏朝由此诞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