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故事——隆兴北伐演变成了隆兴和议
宋孝宗赵昚生于靖康之变当年，又一直目睹南宋在宋金关系中的屈辱，经常为此愤愤不平。他对秦桧一伙权臣庸将擅权误国、畏敌如鼠的行径极为不满。完颜亮南侵时，“两淮失守，朝臣多陈退避之计，宋孝宗不胜其愤，请率师为前驱”。后来为了打消高宗疑虑，孝宗在老师史浩的提醒下，才要求留在高宗身边陪护。当孝宗即位后，朝廷内部主战思潮随即兴盛，许多大臣主张以武力对抗金军，收复北方失地。而平时主张避敌逃跑、妥协投降的论调暂时销声匿迹。孝宗刚刚即位，还比较顾虑太上皇高宗的意见，不愿立刻推翻他主持制定的和局。
绍兴三十二年，金国向南宋盱眙驻军发出威胁，要求立即归还此前被宋朝收复的故土。孝宗的回复诏书反映了他的矛盾心理:“敌人来索旧礼，从之，则不忍屈。不从，边意未已。”如何应付金朝挑衅，南宋朝臣意见也不统一，有人主张听从金国要求，以免再度兵戎相见；有人要求拒绝金国要求，坚决守护祖宗故地。孝宗经过长时间思想斗争，终于在同年十二月，“手诏罢德顺军屯戍，并令于秦州岛里安泊”。孝宗的撤军诏书在西北前线引起极大震动。名将吴璘奉班师之诏准备撤军，僚属接连谏言规劝:‘将在军，君命有所不受，此举所系甚重，奈何退师?”但吴璘知道此时朝廷还不敢轻易开战，便曰:“璘岂不知此？顾主上初政，璘握重兵在远，有诏，璘何敢违?”但在撤军过程中，金军乘其不备偷袭，吴璘军损失三万三千人，幸存者连营痛哭，声振原野。好不容易收复的陕西大部，被金国不费吹灰之力再度占领。
孝宗在撤军诏书发出后，也觉得有所不妥。加上重臣虞允文、辛次膺屡屡上疏强调陕西撤军失策，孝宗便又下诏吴璘进退可自便。但当时吴璘已率军撤退了。孝宗极为后悔起初的决定，日益倾向于主战派。
隆兴元年，金国故技重施又向南宋提出领土要求。为了威慑南宋，金国在宋金边界“积粮修城”，为南侵营造声势。当时驻守边界的名将张浚趁着金军立足未稳，先发制人发动突袭。张浚的擅自行动，在朝堂内引发强烈争论。主战派和主和派辩论于孝宗面前，这次孝宗坚定站在主战派一边。很快，将领李显忠被任命为淮东招抚使，邵宏渊为招抚副使，开始率军北上伐金，意图迅速收复故土。
张浚在接到北伐诏令之后，调兵八万，号称二十万，一路由李显忠率领取灵璧，一路由邵宏渊指挥攻取虹县（今安徽泗县）。五月，李显忠顺利攻克灵璧，而邵宏渊却久攻虹县不下，李显忠遂派灵璧降卒前去劝降，虹县守将才放弃抵抗。而邵宏渊则以虹县战功不出于己为耻，对李显忠心怀怨恨。李显忠建议乘胜进攻宿州（今安徽宿县），邵宏渊却按兵不动。李显忠只能率部独自攻克宿州，直到城破，邵宏渊的军队才投入战斗。宋军收复宿州（今安徽宿县），中原震动。孝宗闻讯大喜，亲书御诏嘉奖将士：“近日边报，中外鼓舞，十年来无此克捷！”授封李显忠开府仪同三司、殿前都指挥使职。攻克宿州后，邵宏渊打算开仓犒赏将士，李显忠不同意，士卒颇为不满，并移军出城而屯，李显忠与邵宏渊的矛盾也愈深。孝宗升李显忠为淮南、京东、河北招抚使，邵宏渊为副使，但他耻居李下，向张俊表示拒绝接受李显忠的节制。而张浚则迁就了邵宏渊的要求。后金帅纥石烈志宁率精兵反攻，李显忠率军与之激战，先打退金兵的第一次进攻。第二天，金人又增兵至宿州。
与此同时，金将纥石烈志宁率先头部队万余人来攻宿州，被李显忠击败。但金军十万主力随即赶到，李显忠奋力苦战，邵宏渊却不仅按兵不动，还大说风凉话：“这大热的天，摇着扇子还嫌不凉快，何况在大日头下披甲苦战！”于是，军心立时涣散，无复斗志。
入夜，邵宏渊部中军统制周宏自为鼓噪，扬言金军来攻，宋军遂不战自溃。金军乘虚攻城，李显忠杀敌两千余，终于难阻溃败，叹道：“老天未欲平中原耶？何苦阻挠如此！”于是率部撤退。但行未多远，宋军就全线崩溃，军资器械丧失殆尽。所幸金军不知底细，没有贸然追击，宋军才在淮河一线站住了脚跟。宿州旧郡名符离，故史称这场溃败为“符离之溃”。
在符离之战中，宋孝宗既不能御驾亲征，亦不肯赴建康督战，仓促北伐，未做好打恶仗的准备，造成李显忠失利，宋军先胜后败；在追究符离战败责任的过程中，不杀导致宋军失败的罪魁邵宏渊，军威不立。 在对金世宗的两场重要外交博弈中，宋孝宗任人不明、意志脆弱，两场外交都以失败而告终。
宋孝宗是南宋最想有所作为，最想恢复宋朝原来的国土的一位皇帝，但是由于南宋的军队不争气，最终只能是与大金进行议和。议和的结果就是达成了不平等的隆兴和议，隆兴和议的内容对南宋来说虽然比绍兴和议的内容要好一些，但是说到底还是一个不平等的条约，隆兴和议之所以能够比绍兴和议的内容好一些，完全是因为宋孝宗的坚持，更是由于宋军在战场之上并不是一味的失败。也说明了南宋的统治者不再是以往的一味害怕战争的宋高宗，这一点给予了大金一个明显的信号，使得大金不得不换一种眼光看点南宋的统治者。隆兴北伐使得南宋的主战派开始担任政府的要职，之后随着隆兴北伐战事的胜败变化，宰相的人选一换再换，由于前线的失利，使得宋孝宗最终倒向了主和派，最终达成隆兴和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