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秀山：启蒙重点更应放在“勇气”上题

即便是大学问家和科学家，同样也需要启蒙。因为，即使知识再丰富，也会被自己加之于自己的枷锁所蒙蔽。自然施加于我们身上的蒙蔽，可以通过学习来开启。而人类加之于自己身上的蒙蔽，则需要我们有勇气走出这种不成熟状态。

何为“启蒙”与“成熟”

康德在60岁时，发表了一篇名为《什么是启蒙运动》的文章，这篇短文可以说是康德思想成熟时期的作品之一。叶秀山先生认为，康德《纯粹理性批判》的发表，标志着他思想体系的成熟，在此之后，康德的一系列著作，可谓是文思泉涌，一气呵成。叶先生还指明了这样一种现象:长期以来，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在国内学界受到了普遍重视，但与此同时，《实践理性批判》和《判断力批判》并未引起人们的足够关注。其原因就在于《纯粹理性批判》实际上已经为日后的两大批判预留了地位，即康德在探讨知识论问题之时，已经考虑到日后《实践理性批判》与《判断力批判》中的一系列问题，如道德问题与目的论问题等。叶先生认为，康德思想成熟之后，对每一问题的解答，都与他的整个哲学体系密不可分。《什么是启蒙运动》这篇文章内容精炼，篇幅短小，也恰恰由于其太精炼、太概括反而并不容易读懂。

叶先生指出，福柯也曾写过一篇文章《什么是启蒙》，集中探讨了康德的这篇短文。福柯的这篇文章对我们理解康德很有启发意义。因为，两位哲学家在研究启蒙问题时都涉及德国古典哲学传下来的所有问题，而并非死扣启蒙这个字眼。在中国，通俗意义上的“启蒙”是指启蒙识字，学习文化。而西方话语中的“启蒙”(enlightenment)则并非仅指学习文化的问题。康德这篇文章中的第一句话是:“启蒙运动就是人类脱离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重点在于“脱离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即人类施加给我们自身的，而并非自然加之于我们的，即便是大学问家和科学家，同样也需要启蒙。因为，即使知识再丰富，也会被自己加之于自己的枷锁所蒙蔽。自然施加于我们身上的蒙蔽，可以通过学习来开启。而人类加之于自己身上的蒙蔽，则需要我们有勇气走出这种不成熟状态。康德在此强调的是“脱离自己加之于自己的”这种状态，强调的是勇气。于是，康德提出“要有勇气运用你自己的理智”这一口号，这也是启蒙运动(时代)的口号。人们之前往往注重知识、理智，但是，重点更应当放在“勇气”之上。

启蒙更是勇气与精神问题

在康德这里，勇气意指我们要敢于运用自己的理智。他在这里批评了那些没有勇气，且不愿意运用自己理智的人的精神状态。那些人安于待在他人的保护与监护下，安安稳稳地过日子，这些人显然不拥有启蒙的态度、缺乏启蒙的精神。他们认为，一切都在外在的权威引导之下循规蹈矩，常常是最为安全的，而自己独立行事则要付出一定的代价。一个人只有拥有勇气，才能自己驾驭自己，摆脱自己加之于自己身上的不成熟状态。因此，所谓不成熟状态，恰恰是指人们对于外在权威，缺乏一种理性的态度与勇敢的精神使自己走出来。这不仅仅是一个经验问题，更是一个精神问题。

那么，康德为什么提出“勇气”的问题呢?因为启蒙不仅仅是学问和知识问题，更是勇气与精神问题，启蒙是一种精神解放自身的过程，是思想解放自身的历程。人们自己加在自己身上的限制，在每个时代都是不同的，但是有一点是无条件的，即我们要有勇气摆脱种种限制。因此，这里涉及的不是自然的必然性问题，而是一个无限的、伦理的、道德的自由问题。

福柯认为康德将公共事务与私人事务彼此区分开来，并且将所有经验的公共事务转变为私人事务，而私人事务恰恰是有限制的。与之相反，勇气则是公共的、无限的，因此，康德向社会呼吁，在私人事务当中，我们应当守规矩，但是在公共事务(思想的事情)方面，我们是自由的。我公开我的思想是无限的，因此，对既定的纪律提出公开的思想上的不同意见，是不应当被干涉和禁止的。思想者(学者)要有勇气运用自己的理智思考问题，他者不得干涉思者的思考，并将思考的成果公之于众进行交流，使思者成为言者，且言者无罪成为一条普遍的法则。这样的时代乃是启蒙的时代，有勇气的时代。

批判与超越是一致的

叶秀山先生还建议通过康德的文章去阅读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当中，将启蒙作为一个时代、一个断代来研究。黑格尔将康德的哲学理解为启蒙哲学，启蒙哲学与信仰哲学相对，很有进步意义。但是黑格尔认为，启蒙哲学与信仰哲学有一个通病，即将自由与上帝都置于彼岸。启蒙与信仰同样都是空洞的，缺乏力量的。这一点也使康德遭受了诸多批判，在此，黑格尔等人的批评是有一定道理的。叶先生认为，黑格尔实际上强调的是精神的启蒙，但其实这一点与康德是相通的。从黑格尔的哲学来讲，精神不断地启蒙，不断努力克服自己加给自己的枷锁，这就是所谓的精神现象学。精神现象学就是精神的历程，精神不断克服自身局限性的历程，慢慢地往前推进。在这一过程中，精神本身要有能力。精神要有能力在非精神之中看到自己，即是说精神要在对象当中看到自己，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精神的启蒙。即精神不断摆脱自己加给自己的不成熟状态，走向成熟。因此，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黑格尔实际上推进了康德的启蒙思想，德国古典哲学是一脉相承的。

康德的哲学是批判哲学，所谓批判，即理清、界定理性在各种范围内的功能，也就是说，厘定理性在自然、知识、道德、审美、目的论当中的权力。这种权力是有规定的，有内容的，并非空洞的。在《纯粹理性批判》当中，康德强调不允许“僭越”，理性在自然界中为自然立法，是不能把自由请进来的，需要对理性加以限定。但是，我们终究无法防止理性自身的僭越倾向。理性终究还是会不断侵权，我们需要不断地为它划定界限，因此康德的哲学是界限的哲学。这层意思也是福柯特别关注到的，即康德的启蒙哲学之中蕴含着僭越的精神。

由此，我们看到康德的启蒙哲学蕴含着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划界的，批判的；另一方面是越界的，僭越的。后者在之前的研究中并没有引起足够重视。叶先生认为，康德的启蒙哲学不仅体现了批判精神，更体现了僭越精神、自由精神。我们不能将这两个方面割裂开来。康德总的意图在于说明知识过问不了道德的问题，但是道德却可以“范导”知识。本体的问题范导着现象的问题，超越的问题范导着经验的问题，自由的问题范导着必然的问题。

康德的批判精神与超越精神是一致的。因为自由属于道德领域，是自由者就意味着也是责任者，自由者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这是无条件的。因此，人们在运用自由时非常慎重。但从启蒙的角度看，我们应当有勇气负起这个责任。既然僭越了，既然自由了，就应当有勇气承担责任。但是人们往往因为没有勇气承担责任而放弃了自由。显然，从康德到黑格尔的时代绝不是这种精神，而是勇气的精神，是理性的自由，而要自由就要有责任。康德的道德律实际上只有一条，即你行为的准则是不是人人都能遵守，如果人人都能遵守，你的法就站得住脚；但如果有一人不遵守，你的法就会自行解体，它就只有相对的普遍性，而没有绝对的普遍性。人间的法没有法外的状况，绝对意义上的法、道德律没有例外的状况，也就不存在法外施恩。因此，所有一切人间的法都必须包括立法者在内。因此，立法者与他设定的对象是平等的。在平等的基础上自由地立法，是理性给我们规定的，是自由者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打上了时代的烙印，是精神的历程，是由精神自己所规定的。从康德到黑格尔，我们可以看出精神发展的历程。矛盾是精神自己制造的，克服矛盾是一个历史的必然过程，也是精神回归自由的过程。启蒙的过程是精神解放、思想解放的过程。

有勇气承认至善

黑格尔反复强调，精神要有能力在非精神那里看到自己的力量，从非我当中看到我。黑格尔说到，理性能够在对象当中认识自己，这就是精神，即我的理性能在客观当中看出它自己，从实体当中看出主体，“实体即主体”。精神不仅在自然当中肯定、发现自己，而且还能够证明自己。康德的至善就是精神，就是绝对精神。黑格尔也说，他的体系是“颠倒了的经验世界”。在黑格尔的思想当中，其实上帝已经死了，彼岸消失了，一切就在现实之中，就在过去、现在与未来。黑格尔强调的是现实性，即至善就在现实当中。但是在某一个阶段中，它可能还是有矛盾的，还需要我们去克服与奋斗。而这并不是说至善在时空的彼岸，因为在时空之外就意味着它是一个被思想者。因此，我们应当勇于用智慧去认识绝对世界，认识自由。自由是可以被认识的，因为有限的世界是无限自由的证明，必然的世界是由自由设定的。

《纯粹理性批判》中探讨了绝对至善，启蒙就是要我们有勇气承认这个至善，这个精神。神不会作恶，恶都是人作的，恶就是有福的人不一定有德，有德的人不一定有福。人们得认识这条真理。要在没有德，有福的人那里认识到绝对；要在没有福，有德的人那里认识到绝对。我们要在承认这种不公平现象的前提下，承认有绝对的公平，绝对的正义，绝对的精神。康德的至善是被证明了的，不是空洞的东西。黑格尔的精神也是被证明了的，实际的、现实的东西，并不是玄而又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