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锺书智慧“小干货”（四七）“无適也，无莫也，义之与比”闪耀着孔子实践上的光辉（3）
（感谢“大余朗读者”兰泽）
孔子处世方法（三）：“无適也，无莫也，义之与比”闪耀着孔子实践上的光辉
（一）
“义之于比”这一大原则，孔子在教育方面，运用得特别自如。
孔子主张“三思而后行”，这句话很有道理，到现在也焕发着光辉；但这句话也得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论语·先进》，子路问：“想到一件事情就应马上去做吗？孔子说：“有老父老母妻子儿女在，怎么能想做就去做呢？”
冉有问同样的问题，孔子却说：“想到了就应马上去做！”
公西华对孔子的两个回答颇为迷惑，问原因，孔子淡淡的说：“冉有这个人平时做事退缩，所以我这么说，目的是推他一把，让他遇事能放下包袱；子路这个人敢作敢为但遇事不够谨慎，我这样回答他，目的是让他遇事能退一步想。”
这一则是孔子因材施教的典范，也是孔子灵活运用理论的典范，更说明“三思而后行”这一原则也应因人而异而非放之四海而皆准。
一切都必须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做出的选择才能够正确，不能死守一句话，死守一个字而不放。
而现在的教育，常常是一边倒。
赏识教育是对所有学生都进行赏识，不分对象；
不能体罚学生，不能变相体罚学生，是针对一切学生来说的，不会考虑学生个人的差异；
暑期学生游泳溺水身亡屡有发生，便有禁止下河游泳的禁令，根本不曾想预防溺水最好的方法就是学会游泳。
当一切事情都一刀切的时候，当什么东西都要求整齐划一的时候，就是消灭个体差异的时候，就是违背教育规律的时候，就是违背“义之与比”的时候。
作为现代人的我们，应好好思考这个问题。
（二）
孔子很强调“信”，他曾说“人而无信，不知其可”，又说“民无信不立”，可他并不是片面地、无条件地推崇“信”。
《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孔子周游列国，经过卫国的蒲城，正赶上卫大夫公叔文子的儿子公叔戍占据蒲城，准备叛乱。于是蒲人扣留了孔子。弟子公良孺有勇力，说：“宁可跟蒲人拼命！”他斗得非常厉害，蒲人害怕了，对孔子说：“只要你们保证不去卫国都城，就可以放了你们。”两方面各自发誓。可孔子摆脱了蒲人之后，就径直驱车向卫国都城行进。子贡问：“我们可以背叛盟誓吗？”孔子回答：“我们是被迫立下盟誓，神是不会听的。”
子贡显然比孔子低一层，犯了教条主义错误，片面的理解“信”，以为“信”必守；
孔子则不仅知道“信”的重要性，他还知道“信”建立的前提必须自觉自愿而非强迫，不是自觉自愿的誓，是不必守的。
这就是“义之于比”，这就是孔子思想实践上的光辉。
（三）
除被迫的誓言不必守之外，自愿自觉的誓言也不能死守，而必须根据世事的变化灵活处理。
《庄子·盗跖》载：“尾生与女子期于梁（桥）下，女子不来，水至不去，抱梁柱而死。”
这就是尾生抱柱的故事，后世用这个故事比喻坚守信约，忠诚不渝。
《史记·苏秦传》以“孝如曾参，廉如伯夷，信如尾生”来赞誉他。
嵇康《琴赋》说：“比干以之忠，尾生以之信。”
李白《长干行》：“常存抱柱信，岂上望夫台。”
但只要细心想想，相约时所设定的情境是没有涨水，而实际情况是水涨了。
面对变化了的情况还死守着之前的约定，这不是不知变通么。
如果孔子对这事进行评论，他一定认为尾生的做法是不正确的。
然而尾生的这一做法却得到那么多的赞美与肯定，这除说明我们这个民族对诚信的渴望外，更能表现我们这个民族在诚信问题上极易犯教条主义。
文章学问可以让人明智，但文章学问也可以成为愚民的工具！
犯教条主义的人，就是不知变通的人，就是不知“义之与比”的人！
（四）
于丹教授在《〈论语〉心得》中讲了一个故事：
小和尚随老和尚下山化缘，过河时，老和尚把一个想过河又不敢过河的姑娘背了过去。这事让小和尚目瞪口呆——因为佛家有不近女色的戒律，小和尚想问又不好问。行了二十里路，终于忍不住了，就问师傅为什么背。师傅淡淡地说：“我把姑娘背过了河就放下了，而你却背了二十里路还没放下。”
佛家有“不近女色”这一戒律，就如儒家有“男女授受不亲”教导一样，但这原则不是一成不变的，必须根据实际情况灵活运用。
就如老和尚一样，他还会不知戒律？但他知道戒律与姑娘需要帮助相比，孰轻孰重！他选择重要的事去做。
这又如《孟子·离娄》所言：“男女授受不亲，礼也；嫂溺援之以手者，权也。”
所谓“权”，它的本义是秤砣；秤砣在秤杆上可前后移动，但往前还是往后，移动多少，要根据秆盘里东西的质量来定。
我们做事也一样，得根据实际情况去操作，实际情况就是秤盘里东西的质量。我们常说权衡、权宜，其实就是这个意思。
因而，“男女授受不亲”是常态下应守的“礼”仪规则，“嫂溺援之以手”是情况变化之后的“权”宜之策。
“礼”与人的性命相比、与恻隐之心的“仁”相比，明显“仁”要重于“礼”，所以，“舍”礼而取“仁”者也。
这其实也是孔子所提倡的在实践上的“义之于比”。
儒学在汉以后逐步成为了官方学说，但儒士所吸收的大多是儒家的思想，没有接受儒家对思想运用的方法，没有学习孔子在实践上的运用法则，致使儒学逐步走向反人性；
作为现代人的我们，在学习《论语》时，是不是应把这种实践论放突出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