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文化名刹——泗州普照王寺

泗州普照王寺（位于盱眙淮河镇），中国历史上五大名刹之一。它初建于唐朝，兴盛于北宋，饱经战乱和水患，屡建屡毁，康熙十九年随泗州城一起葬身水底。近年来在其遗址已步出土一批重要文物，神秘的地宫尚未发掘，或许会有更多的珍宝面世。

唐朝国师的安葬处：普照王寺的建立

泗州普照王寺的建立者是西域何国（今乌兹别克斯坦）和尚僧伽。据宋朝赞宁《宋高僧传》记载，僧伽三十岁来华，先在西凉府，龙朔二年（662）来到长安，后到洛阳，又到山阳（淮安区）龙兴寺，因不受重视，遂带着弟子慧俨到达泗州，打算盖座庙宇。他住在泗州信义坊（今盱眙淮河镇）贺跋氏家中，声称此宅本来是座佛寺，主人不信，掘地三尺，果然挖出一块古碑，上刻“香积寺”三个大字，建庙者是北齐李龙建；还挖出了一尊金佛像，有人都说是燃灯佛，僧伽说是普照王佛，在石刻上果然发现“普照王佛”等字，当地人都十分惊诧。有天夜里，房主人发现僧伽和床都忽然伸长了三尺多，十分惊奇；又发现僧伽变成十一面观音。贺跋氏家族认为遇到了真菩萨，对僧伽更加信服，于是捐出房屋，僧伽把此屋改建为寺院。

僧伽佛法灵验，许诺的许多事情都应验了，在淮泗一带影响越来越大。他的传奇故事传到京城，惊动了唐中宗。景龙二年（708），中宗派人迎接僧伽，把他安置在长安荐福寺，尊为国师，视为观音化身。中宗亲自为僧伽在泗州城建立的寺院题写“普光王寺”（避武则天讳，改“照”为“光”）匾额。景龙四年三月二日，僧伽端坐圆寂，中宗十分悲痛，下令以国礼葬之，并打算荐福寺起塔，漆身供奉大师肉身。此时长安城中臭气弥漫，有人提醒中宗，说是僧伽显灵，他想回泗州，于是中宗令特使将僧伽送归泗州，在普光王寺建塔供养。著名书法家李邕作《泗州临淮县普光王寺碑》，称“信施骈罗，建置周布，缭垣云矗，正殿霞开，层楼敞其三门，飞阁通其两铺。舍利之塔，七宝齐山；净土之堂，三光夺景：於制造也，未缀於手；猗德名也，已闻於天，”可见此寺当时由于帝王题写寺名，国师安葬于此，规模宏大，朝圣者云集。贞元年间，普光王寺遭火灾受损，澄观和尚募集资金修复。韩愈亲自到泗州考察，作《送僧澄观》诗，称赞澄观，并对普光寺作了精彩的描绘：韩愈一向是排佛的，面对普光王寺，不得不发出由衷的赞叹。他说普光王寺宝塔“切星汉”、“夸雄斗丽”，屹立淮水之滨，高达三百多尺，十分雄伟状观。长庆二年（822），寺塔顶端的水晶因久遭烈日暴晒，引发大火，受损严重。此后，这座古寺长期破败不堪。

宋朝皇家的道场：普照王寺的兴盛

五代时，周世宗取泗州，赐僧伽“大圣僧伽和尚”称号，下令“天下凡造精庐，必立伽真相。”（《宋高僧传》），僧伽开始有了“大圣”的头衔，“泗州大圣”信仰迅速在各地传播。太平兴国七年（982），宋太宗“敕高品白承睿重盖其塔，务从高敞，加其累层。八年，遣使别送舍利宝货同葬于下基焉”（《宋高僧传》），派人修复并大规模高规格地扩建了这座古寺，还赠送了“舍利宝货”，并要求恢复“普照王寺”名称，从此，泗州普照王寺又恢复了唐朝时期的壮观景象。后来的帝王继续关注这座寺院，加大对它的维护力度。如宋真宗景德四年(1007)八月“丁酉，遣使葺泗州僧伽塔，内出供帐什物给之”（《长编》卷六六），普照王寺在北宋时期一直得到皇家的关照，成为北宋诸帝举行谢祫享礼、谢晴祭典的重要道场。欧阳修、王安石等文坛领袖任翰林学士知制诰时，分别作《泗州塔下并峨嵋山开启谢袷享礼毕道场斋文》《泗州塔谢晴斋文》）等文章。当年在普照王寺举行的庄严隆重的国家级祭典仪式上，有专门的司仪宣读这些大文豪撰写的华章。地方政府上更是如此，如元佑七年三月，苏轼任扬州知州，因为淮南长期干旱无雨，连年歉收，民不聊生，于是作《僧伽塔祈雨祝文》，祈请“大圣普照王，以解脱力，行平等慈。噫欠风雷，咳唾雨泽，救焚拯溺”，令人带着香烛到泗州祈求僧伽显灵降雨，拯救百姓。加之宋代观音崇拜兴起，僧伽有观音化身之说，到泗州僧伽塔下祈福禳灾者的人越来越多。

熙宁五年（1072）九月二十一日，日本僧人成寻在赴五台山途中经过泗州，前往普照王寺瞻礼，对此寺作了精细的描述。这位日本高僧在泗州受到热情款待，对僧伽塔的观察描写很细致，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文献资料。宋徽宗一向崇道抑佛，也曾去普照王寺烧香。“上皇还京师，往来皆亲至泗州塔下烧香，施僧伽钵盂、袈裟，至亲着于僧伽之身（赵彦卫《云麓漫钞》卷七）”。徽宗想获得佛教神的庇护，不但烧香，还亲自为僧伽像披袈裟，并许诺把被道教神霄宫占去的建筑的一半以上归还普照寺。他的儿子宋高宗也曾向僧伽礼拜，“建炎元年冬十月辛未幸普照寺，赐度僧牒、金钵盂。”（《宋史·高宗纪》），希望乱世中得到安宁。

兵火与水患：普照王寺的衰亡

建炎三年（1129），金兵南下，势不可挡，普照王寺被焚毁，只留下大殿。此殿有十六根楹住，前面的六根柱子是高丽国和尚赠送的，晶莹明亮，如同缠绕丝绸一般。战后，宋金以淮河为界，泗州被纳入金国版图，破败的普照王寺无人过问。南宋后期曾一度收复泗州，即着手重修普照寺。李曾伯作《泗州普照寺重修大圣殿记》，称“凡为正殿五间，东西翼屋二间，殿后为三间，以奉白衣普陀像。殿前又益一间，又为僧俗膜拜梵呗之所”，不过是简单地盖了几间房子，有院无塔，十分简陋。又过了一个多世纪，到了元朝至元十八年（1281），怀融和尚试图修复普照寺，报经皇帝允许，历经艰辛，费时七载，无法筹足资金，赍志而没。延佑二年（1315），元仁宗下诏，令泗州修复普照王寺，官府人力物力充足，仅二年功夫便大功告成。元代名臣、大书画家赵孟頫奉旨撰写《重修大圣寺灵瑞塔碑记》，称重建的宝塔高一百五十丈，基座宽二十一丈，顶部用铜覆盖，共计用铜三千七百三十三斤，采用的是印度建塔的方法，“上仪瓶钵，下应座具，八部森列，万神拥护”（《泗虹合志》卷二），十分雄伟坚固。

黄河夺淮给淮海地区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根治办法只能是让它回归故道，流入渤海，而封建官员为京城着想，提出“蓄清刷黄济运”的治河方案，即修筑大堤，抬高淮河水位，让淮河清水从清口处倒灌黄河，冲刷黄河带入大运河的泥沙，从而保证漕运畅通，即让南方的钱粮能及时运到京城。大堤修好，洪泽湖形成，三千多平方公里土地葬身水底，泗州城比洪泽湖湖底还低，势如危卵，随时都可能覆灭。此后，泗州城屡次被淹没，深受水害。洪泽湖的形成不但给泗州带来了灭顶之灾，也给周边地区造成了交通上的严重障碍，极大地阻碍了这些地方的社会发展，后患无穷。明崇祯十年，曾对被洪水损害的普照王寺进行一次较大规模的维修。 康熙十五年，靳辅出任河督，继续加高洪泽湖大堤。康熙十八年（１６80）夏季，暴雨连下数十日，部分城墙崩塌，滔滔洪水涌进去，泗州城陷入汪洋之中，除了灵瑞塔顶还浮在水面上，一切都消失了。随后州治迁到盱城，泗州城历史终结。雄伟的灵瑞塔在浩瀚的淮水中苦苦支撑了九十多年，终于在乾隆三十六年（1771）轰然倒下。名闻四海的普照王寺彻底淡出了世人的视野。

劫后遗存：普照王寺留下的文物

近年来的考古表明，沉没于水底的泗州城上方已淤积了数米厚的泥沙，除小部分在水下外，大部分实际上都位于盱眙淮河镇城根、沿河及大桥渔场三个村庄下面，而且城墙、宅基、街道等建筑形态保存良好。专家们考察后一致认为，泗州城遗址是中国惟一的一个灾难性且保存完好的古城遗址，也是世界上罕见的具有独特风格的文化遗产。它保存了中古时代城市完整的形态和结构，其文化价值和历史意义极为重大。目前仅仅对其百分之一的地域进行了考古试发掘，取得的成果已经给学术界带来了巨大的震撼。泗州城有潜力做成国家级大遗址公园，可以独立申遗，必将产生重大的影响。

2006年，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利用当今最先进的电法配合钻探进行了勘探，找到发位于地下数米深的普照王寺灵瑞塔的塔基。2012年2月， 考古人员对灵瑞塔遗址进行了发掘，清除五米多厚的泥沙后，发现遗址是一个不太规则的“凸”字形台基。灵瑞塔的基础呈方形，边长达38米，塔基四周是条石，中间为夯土，3米高的台基竟然夯筑了30层，可见施工多么精细。在台基西南方发掘出一块古碑，碑额上刻着“泗州普照王寺灵瑞塔之碑”，属于确凿的文字证据。同时出土了许多精美的瓦当、滴水、屋脊上的吻兽等建筑构件及一个半人高几十斤重的抱鼓石。还有一口直径3米、一人深的大铁镬，这是寺院灾荒年头施粥用的。出土的3只石香炉上面的文字表明，这是明代正德年间佛教信徒为祈求平安而捐赠的。陕西法门寺、涟水妙通塔遗址都曾出土轰动全国的的舍利、金棺银椁等稀世珍宝，历经劫难的普照王寺的塔基下方是否还有珍宝，我们拭目以待。(载2014年9月20日《淮海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