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平民 | 王茂荫力劝舅兄莫捐官 （徽学研究）
太平天国革命爆发的第二年（1852），清政府的财政状况就已相当拮据。为了增加财政收入，各种建议主张都提出来了，其中最馊的主意，是几个当朝大臣主张政府实行捐纳举人生员和入赀拜官制度。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要国家把文凭、职位公开都当作商品来出售，以此增加财政收入。
（清乾隆年间捐官卖爵户部执照）
中国历史上有过“捐官”制度。所谓“捐官”，就是通过向国家捐资纳粟而取得官职。史载“秦得天下，始令民纳粟，赐以爵”之。到西汉时，形成制度，以下唐、宋、元、明都有捐纳。到了有清一朝，风气最盛，官员中就有不少是捐纳得的官。晚清的腐朽，一个重要方面就是捐官不仅形成制度，而且与科举取士制度互相补充，一部分人通过科举考试做官，一部分人通过捐纳制度做官。对买官的人无任何限制，地主、商贾且不必说，连流氓、盗贼等也无一例外。士民可以“捐官”，也可以捐封典、捐虚衔和穿官服的待遇，甚至可以捐国子监的监生，也就是“花钱买文凭”。捐纳泛滥的结果，是官员腐败，贿赂公行，贪污成风。所谓“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买一个知县要4600两银子，但其薪俸只有60两银子。为尽快收回“捐官”本钱，当事官员往往选择收受贿赂。由此，吏治败坏，盗贼四起，严重的政治社会问题随之出现。
（清咸丰年间江南徽州府捐官执照）
对这种导致官场腐败、社会风气败坏的捐官捐纳，许多仁人志士都非常痛恨、反对。晚清名臣王茂荫参加举人考试时的座师户部右侍郎李宗昉（芝龄）先生，就是坚决力阻捐纳举人、进士的人物。
道光末咸丰初，有人倡行捐官和捐纳，以此增加财政收入，是有深刻的社会根源和历史背景的。当时，王茂荫在陕西道监察御史任上，他深感震惊，心想：这个馊主意如果被钦定执行，国家的栋梁岂不成了不学无术的饭桶？这怎么得了？他决意抗疏陈述利害，劝谏皇上切不可采纳这个祸国殃民的主张。
一天，王茂荫正在起草给咸丰的奏折，不料他的一位很有钱的舅兄却为捐纳举人生员和入赀拜官的事来找他帮忙。
“听说政府要捐纳举人生员，我想请你替我捐个举人，再买个知县做做。”舅兄一进门，便说明了来意。
王茂荫听后，既好笑又好气，心想我正在写奏折反对这个主张，你却特意来走我的门路，真是看错人走错门了。
他笑着问舅兄：“你也想做官？做官有什么好处？我看你还是多读几本书，不然的话，做了官还得请别人代为签名。”舅兄以为王茂荫是在同他开玩笑，于是也笑着说：“哎呦，现在的知县有几个是书读得多的？听说我们徽州府的府官还叫师爷给画行字呢，他还不是照样刮钱。”
“什么？当官是为了刮钱？如果是这样，老百姓又何必要这个官？！真是笑话。对不起，这桩事我办不到，何况我正在写奏折劝谏皇上不能批准实行捐纳举人生员制度哩。”王茂荫真有点生气了。
舅兄原以为王茂荫是当朝大官，请他帮忙捐个举人，再花钱买个知县做做，这件事一定不难办到，不料却碰了满鼻子灰，便悻悻地离去了。
当天晚上，王茂荫在微弱的烛光下沉思良久，继而奋笔疾书。第二天，他上疏反对实行捐纳举人生员制度的奏折便呈送在咸丰皇帝的面前。
（王茂荫《驳部议捐纳军功举人生员片》奏折影印 上）
王茂荫力劝舅兄莫捐官的故事，曾在徽州民间广为流传。向以国计民生为重、直言敢谏的王茂荫，在清咸丰朝上疏反对报捐举人、附生，是历史的真实。查阅《王侍郎奏议》可知：咸丰二年（1852）九月初二日，王茂荫确实给咸丰皇帝上过力阻捐纳的奏折，有《驳部议捐纳军功举人生员片》，他在奏折中所说的话掷地作金石声：“举人、秀才，天下所贵，天下之士，莫不攻苦力学以求之”，若竟出于例捐，势必“无益于目前，贻讥于后世”。
他还说：“入资拜官，虽非善政，然自汉以来有之。至报捐科名，则古所未有。臣闻筹国大臣于此一事惧阻人言，谋之甚秘，发之甚速，以为可以立致千万，故甘冒千古之不韪而不辞，其用心固亦良苦。而考之未详，虑之未深，将来无益度之而徒伤国体，窃恐诸大臣终将悔之而已无及也。”
由于王茂荫直言劝谏，咸丰皇帝终于降下谕旨：“前据户部奏请捐纳军功举人生员一折，着不准行。钦此。”
（王茂荫《驳部议捐纳军功举人生员片》奏折影印 下）
王茂荫力劝舅兄莫捐官这件事，真实性是可靠的。
著名学者、复旦大学博导、徽学研究专家王振忠先生收藏有《霁月轩往来信件》82通，这是清咸丰五年至九年间（1855～1859）王茂荫本人及家人相互间或与外界往来信件底本。底本中涉及捐官的信函多通。据王振忠先生《日常生活与货币思想》（王茂荫《霁月轩往来信件》研究，原载2016年9月9日《文汇学人》）介绍，王茂荫在故里的弟弟王茂蔼可能是个职业性的为人代办报捐的人。《霁月轩往来信件》收录的第13封信，是咸丰七年（1857）王茂荫从北京写给亲戚汪尔昌的，信中提及当时所捐各官的利弊、候补捐官竞争之激烈，并开明捐官的价码。他谆谆告诫说，一旦准备出来做官，宦海沉浮往往身不由己，必须自我拿捏。关于汪尔昌的捐官，《霁月轩往来信件》的第29函，是汪氏于1858年寄往北京写给王茂荫的，信中提及自己已凑足1500两，并打算通过盛泽镇王永义绸布店向北京汇兑。对此，王茂荫从北京的回信（第30函）中，除了谈及捐官的具体情形之外，还指出：只要手头有银两，就不必担心汇兑不到北京。
王文介绍说：“除了同乡友人的捐官外，王茂荫的至亲中也不乏捐官者。第36函是王茂荫写给大女婿洪承基的信函。在信中，王茂荫首先表态说，自己不赞成洪承基捐官。他认为，做官有两种境界，一种是做为国为民的好官，另一种则只为个人私利而做官。在他看来，做官就要为国为民，不应当只为个人私利。说完这些大道理，王茂荫接着具体分析了洪承基的实际情况。他认为，洪氏当时尚未有子嗣，肯定要带家眷前来北京，做京官显然相当不利，而若捐纳外官则亦有很大问题。当时，去'平安省分’（亦即没有战事的那些省份）候补者人满为患，若想得到官缺，需要等待很长时间。在这种情况下，每年在省会的吃用以及相关应酬，都要由自己家中贴补、赔累。而若去'军务省分’，差使官缺虽然较易获得，但却相当危险，有时会让人进退维谷，弄不好则会丢了小命，或是被朝廷问罪。当时，洪承基在外地拥有店业，在家乡则置有田产，是典型的徽商之家。有鉴于此，王茂荫认为，大女婿系殷实之家，与那些'债里生债里死’的官场投机者不同，完全不必要通过捐官冒险营生。”
（《霁月轩往来信件》中讨论捐纳的信函（王振忠先生收藏））
“除了大女婿之外，王茂荫的表弟洪亮采也有捐纳的意愿。《霁月轩往来信件》第37函，是他从北京写给洪亮采的信函。该信附件中提及这位表弟所托的捐监，当时，洪亮采等人通过万丰店汇往京师50两，对此，王茂荫说明了费用的详细开支。这一例子亦说明，捐纳的费用，也是通过北京和江南两地之汇兑得以转输。”
总之，王茂荫力劝舅兄莫捐官的故事，有人物原型，基本是真实的。
【作者附记】
《王茂荫力劝舅兄莫捐官》这则故事，清末民初以至上世纪三十年代曾流传于徽州民间，有较强的真实性。笔者所见故事最早文字版本，是王璜于“七七事变”之前所发表的《王茂荫后裔访问记》一文。
王璜（1915—1972），男，又名信发，安徽无为人，是不是一个出生和成长于乱世的爱国知识分子。与鲁迅同时代的左翼文学评论家王淑明为其堂叔、蒙师。民国二十三岁（1934）十一月，王璜受友人歙人汪蔚云推荐，先后在歙县《徽声日报》和屯溪《徽州日报》任副刊编辑，后又到省立徽州中等（休宁中学前身）附小任教。全面抗战爆发前去上海，为一些报刊撰稿，为自由撰稿人。1937年2月，他响应郭沫若关于调研《资本论》提到的王茂荫的吁请，从上海匆匆赶回歙县，相继两次访问王茂荫的后裔。是去王茂荫义成故居实地调研的自由撰稿人或自媒体的第一人。他先后写了《王茂荫的生平和官票宝钞章程四条》与《王茂荫后裔访问记》，在当时办在上海的《光明》半月刊杂志发表。上海沦陷后，他从上海一路逃难于武汉等地，后谋生于南京。新中国诞生后，全家定居南京，他一直在中学从事语文与历史教学，“文革”中遭受劫难，1972年病世。
王璜《王茂荫后裔访问记》一文，原载于民国二十六年（1937）四月二十五日出版的《光明》半月刊第二卷第十号。
正是在这篇纪实性散文的末尾，王璜告诉读者：他采访王茂荫后裔之后便来屯溪，在一家照相馆洗印相片，遇到一位姓张的先生，张先生告诉了他这个王茂荫力劝舅兄莫捐官的故事。张先生闻之于在屯溪开店的方春煦，方春煦则是听当时住在阳湖的伯父说的。故事辗转流传，传人之多，范围之广。
【故事原本】
（略）第二天，我们就将两个奏折照了相，连前天拍的几张，一并拿了，带到屯溪，讬照相馆洗印。在屯溪，遇着了一位张先生，他告诉了我一段关于王茂荫的传说：
前清的政治很是腐败，在洪杨后，因丧失元气，财政发生恐慌，一般中产人家不是因兵燹而倾家，就是因匪患而荡产，而贫穷人家更是无法，每天只是吃稻糠过活，只有一般大富人家，还是照样的富有。而国家的大臣，更是以官职来高卖，所以弄得社会不安，盗贼不易绝迹。
后来居然有人向皇帝讲，捐纳举人生员，他们叫皇帝这样做，好让他们发财，他们叫皇帝这样做的理由是：现在国家赋税的收入太少，实在没有别的办法再来向人民征收钱财，百姓们都是想做官的，也都是想做个读书人的，只要政府肯捐纳举人生员，则政府方面自然可以多了一笔收入了。
（清末捐监生户部执照）
这件事给王茂荫晓得了，他说这个假若实行了，将来中国定满是不识字的举人生员和饭桶的官，他赶忙上疏力争。谁知这时他的舅兄来了，他舅兄家是很有钱的，听说政府里现在可以捐纳举人生员，就特来走王茂荫的门路，想捐个举人，再弄几个钱运动运动，弄一任知县来做做。
——听说现在政府里捐纳举人生员，请你替我捐个举人，再买个县长做做。钱，我这里有的是。
谁知王茂荫听了这话，不但不肯答应替他帮忙，反而笑笑道：
“你也想做官吗？做官有什么好处，我看你还是多读几本书再来做官，否则你的名字找谁个去签呢？”
他的舅兄还以为王茂荫是和地开玩笑，便笑笑道：“现在的县长有几个书读得多的？告诉你一个笑话：徽州府的府官还叫师爷替他画行字呢！只要有官做，有钱刮，识字不识字，那又有什么关？你看我弄钱包比你会弄，书呆子做官那里知道弄钱？做官不弄钱，又何必做呢？”
“县官是专为刮钱才来的吗？那末百姓又何必要个官呢？”
这句话说得他那位舅兄哑然而笑。但王茂茆却又接着说道：“对不起你，这件事，我实在没有办法，并且我还要上疏力争呢！”
他的舅兄听了这话，当然很是不快活，好象是在黑夜里走上了危险的斜坡，他本来以为他们是亲戚，当然可以帮忙，谁知王茂荫却不肯以亲戚来看待他，这叫他怎能不恼恨呢？失望、愤恨在他心里交织成一面大纲，把他的理智俘虏了。他便大声的叫道：
“我有的是钱，什么地方弄不着官做，要走你的门路才行吗？那才真的是笑话！”
可是王茂荫并不发怒，他只笑着慢慢从太师椅上站起来，打着呵欠，不经意的说道：“你要走了吗？恕我不送了，我昨晚没有睡好，对不起，我要去睡觉了。”
他说完这话，就跑进去了。这时天井里只有两只麻雀吱喳着，梧桐树在地上描绘图案，一些枝叶的影子参差的堆砌在碎石道上。大厅内静悄悄的，只有微风在摇动字画，在响着曼长的声音。他的舅兄越想越气，便狠狠地骂道：“这个书呆子，真是没用，我也犯不着再理他了。”
于是他便气愤的离开了王茂荫的家里。
晚上，月光像水一般流泻在叶窗上，院子里的风，像升得高高的纸鹞，在呼呼的响着。桌上的蜡泪，瀑布似的向烛台上流下来，微弱的烛光摇曳着，将他的影子，在墙上拉长了。王茂荫越想越焦急，眉毛皱得像是一字。
突然，他用手在桌上敲击着，大声的叫道：
——还是官票宝钞的办法好！
第二天，听说他的奏折已呈在文宗皇帝的眼前。
上面的一段传说，是听方先生讲的，方先生是在屯溪开了个南货店。年幼时，也曾读过书，不过考了几次，总未考中举人或秀才。据他说，他是听他的伯父讲的。他的伯父住在阳湖（离屯溪一二里路），但早死了。方先生名字叫做春煦，商场中恐也有点名声吧？
（2021年7月31日修订补充于徽州公馆寓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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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茂荫关爱贫寒子弟徐景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