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有权：荒诞人生（周末连载8）
我从小学三年级开始，便痴迷于读书。为什么要读书？读书有什么用？之前在璧山我曾问过父亲，父亲告诉我，孔子说：“读书优秀的人可以作官。”但我们刘氏家规，自满清入关后便有“不作官”的规定。读书是为了明理，明理是为了作人，作一个堂堂正正的人。
母亲则常常教育我：读书是学习掌握将来报效国家的本领。并常常以古人“头是梁、锥刺股”，“凿壁偷光”，岳飞沙盘练字，曾国藩活到老、学到老……等故事激励我好好读书，练好本领，将来为国为民贡献自己的聪明才智。
有了“好好学习，报效祖国”的目标，读书有了方向，学习有了动力。自1951年春考上定水中学开始，心中便有将来成名成家的梦想，学习不仅勤奋，而且有一套良好的学习方法。
这套学习方法就是：课前预习，难点在课上专心听讲，当场解决消化，作业课上做完；课余有更多的时间复习、预习，还有较多的时间看课外书籍。这套方法，部分是老师的经验之谈，部分是母亲的学习心得。我加以总结发挥，认真实践，效果颇好。我虽然天资不是最好，但运用了这套学习方法，学习成绩在班上总是前列，作业总是提前完成，有时间参加文体活动，也从图书馆借阅了不少中外名著。
语文为例，凡老师要求熟读的课文，我一定要求熟背。我的“背功”窍门，是母亲传授给我的，我也向几位学友传授过，效果皆很好。学习方法我也向同学介绍过，有同学坚持运用，成绩斐然。而有的同学半途而废，不能坚持，学习成绩便可想而知了。
上初中的前三学期，我的各科成绩皆优，成绩单拿给母亲看，母亲总是告诫我要百尺竿头，更进一步；要戒骄戒躁，稳步前进。看得出来，在我们这样艰苦困难的家庭，我的学习成绩，给了母亲极大的安慰，也让她看到了一线希望。
可惜，我再好的学习成绩，也未换来给母亲治病救命的钱。1952年农历十月二十六日，我刚满15岁不几天，母亲在贫病交困中，含泪而逝。去世时，三弟、四妹和幺弟在母亲身边。母亲去世后约两个小时，邻家小妹董西馨才跑来学校告诉我，我一听急忙告假回家，兄妹四人抱着母亲遗体痛哭不止，不知所措。
幸好，邻居董爸董妈找来一块门板，把母亲瘦小的遗体搬到堂屋，找来一块黑布缠在我的左臂，让我尽快去给二舅和叔伯们报丧。金姐这两天没去挑煤，这时也过来帮忙料理后事。
之前，我12岁时，经历过和我们生活在一起的二舅娘过世。至亲好友，街坊邻里来吊唁的人不少，还请了不少和尚念了七天经，上等棺材入殡，数百人送葬。而今母亲在贫病中去世，家徒四壁，既无隔夜之粮，何来治葬之费？由二舅出面，众亲戚资助，买了一副薄棺，将母亲草草安葬于南门坡乱葬岗。母亲享年还差二十天，40岁！
母亲安葬毕，由二舅和赵姑父作主，把幺弟送给一户无儿无女的余家。由堂叔刘开泰出面交涉，把三弟、四妹送到叙永孤儿教养院。
按该院规定：未满10岁的，上学读书；满10岁的，到教养院办的工厂、作坊劳动，自己养活自己。四妹当年9岁，到教养院办的小学读书；三弟时年12岁，去教养院的砖瓦厂作了童工。
母亲去世的那几天，我终日以泪洗面。母亲入土后，我才猛然记起五年前母亲领我去小桥子“刘半仙”那儿算命的往事，惊奇算命术之精准。
冬月十六日那天是母亲40岁诞辰，我专门去了一趟小桥子，拜望“刘半仙”，却是人去房空。“刘半仙”因从事迷信职业，被政府下放农村，不知去向。
我记得，就是母亲去世后两个月，正是朔风逞威的腊月，我衣着单衣，瑟瑟发抖之际，校长颜紫材送给我一件毛线衣。据说是他穿的毛衣，我穿太大，他拆了亲自织的。教务主任官学文特别安排把我之前的助学金由丙等提为乙等，使我不为吃饭发愁。
我的脚没鞋穿，长了冻疮，同学郭朝毅把他穿的鞋送给了我……在老师同学的关照下，我几乎冰冻的身心，被一股暖流激活。我从母亲去世的悲痛中振作起来，更加努力地学习，更加关心时事政治。抗美援朝战争，清匪反霸斗争，农村土改，城市镇压反革命，都是我关注的目标。特别是土改，我好多次为盼望共产的马岭乡下的陈伯伯一家祝福，也为天下农民祝福。
学校每次向社会公演，几乎每次我都是演员。而县上每次公审公判大会，学校师生都要参加，我却极不情愿。每次公判大会都要杀人，几个、十几个、几十个不等。杀人少，用步枪点射头部，叫“敲沙罐”。竟然有人胆大无比，敲沙罐的脑浆竟有人去争抢着吃，使我恶心。杀人多时用机枪扫射。我一向胆小，从未亲临刑场，去享受那杀人的快感。我记得，我参加的公审公判大会人数最多的一次，是枪毙匪首王逸涛那次，真是万人空巷，会场人山人海，群情激愤。
王逸涛何许人也？
王逸涛是叙永县黄泥乡人。上世纪四十年代到五十年代初，名震遐迩，叙永县几乎家喻户晓、妇孺皆知。其名虽不如黄季陆、徐中齐、王公亮、傅钟等人的名气大，但其恶行，曾使叙永人闻风丧胆。五十年代初，大人吓唬小孩：“别哭，王逸涛来了！”小孩竟会噤声，可见其霸道。
据公判大会后张贴的布告说：
王逸涛1903年生，早年外出参加共产党革命，是共产党的要人之一。上世纪三十年代初曾在涪陵任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游击队总指挥，该部在石柱县被杨森部围剿失利，潜回叙永老家重组叙永特区游击队。1935年2月中央红军北上，经过叙永，王逸涛得到彭德怀的面见，并派人、赠枪（重机枪6挺、步枪50支），支援王所领导的游击队改为中国工农红军川南游击纵队，王任司令员。
王转战云南威信及叙永一带，与政府军多次交手，受创。后其妻安硕甫被捕，乃受政府招安，公开叛党，并受蒋介石电准，委王逸涛为“川南招抚特派员”。王出卖党组织和同志，清查红军游击队，派人杀害地下党人。叙永解放前后任“叙蔺宋剿匪司令官”、“中央救国军”总指挥，与共产党为敌。
195O年3月16日，派匪首周少云率匪众攻打两河区政府，洗劫两河镇，其势益张，使叙永县城一日数惊。后清匪反霸运动中，其部被清剿，王逸涛于195O年11月15日晚被捕，1952年2月公审后枪毙。此个危害叙永二十五年的罪魁伏法，人人称快。
当时母亲尚在，对我说：民国二十六年夏天，王逸涛曾派人来找过父亲，动员参加游击队。那时父母亲已结婚两年，有家室的父亲便婉拒了。民国二十八年冬，祖父动员父亲参军抗日，王逸涛再没有派人来过。
王逸涛任特派员时，曾在叙永南门郊外修有庄园一座，豪华气派，大门扁额书有“逸涛”二字，人们称为“逸园”。王死后，“逸园”被没收，王尚有两个未成年子女，被孤儿院收养。我母亲去世后，三弟、四妹也进了孤儿院，与王逸涛子女同学习、同劳动。
叙永定水中学有一个不大不小的图书馆，是我课余去得最多的地方，除了借书，便是读报。我的堂叔刘开泰在朝鲜作战，我对朝鲜战争状况尤为关心。开泰叔叔负伤回叙永后，朝鲜战争我也在关注。我从开泰叔叔口中得知，我方以“小米加步枪”对抗“飞机加大炮”的联合国军，虽打胜仗却伤亡惨重。与报上所载，我方战无不胜、所向披靡有差距。
停战协定签字后，双方交换战俘，比例为1:5，我方给敌方1名战俘，敌方还给我方5名战俘。我才开始怀疑报上的消息未免真实，开始了我读书不尽信书、读报不尽信报的人生。却因此吃了太多的苦头，给我的亲人们带来太多的苦难，令我愧疚不已。
每到寒暑假，我无家可归，便住在学校。假期没有助学金，学校里和我一样假期无家可归的有好几人。学校东挪西凑，挤出点钱给我们几人假期助学金照发，使我不至于去挑煤养活自己。
我便利用假期，大量借阅中外名著。英国的莎士比亚，法国的巴尔扎克，俄国的普希金、契柯夫、托尔斯泰……都成了我的精神导师。他们的著作我爱不释手，废寝忘食地阅读。莎士比亚全集有好几种译本，我最爱读朱生豪先生的，他翻译的莎氏剧本，以诗的抒情语言，行云流水般的笔法，我百读不厌，胜过当年读《红楼梦》的痴迷。
在假期留校的几个同学中，有一位同年级女15班的同学，叫陈明书，与我年龄相仿。她的嗓音特别好，是音乐老师胡世伟的爱徒，曾主演歌剧《果园姐妹》，名震全县。她的父母亲都是旧政权官员，1951年被定为“历史反革命”判刑，双双入狱。她的弟妹也在孤儿教养院，其情况略似于我。假期天天吃饭在一桌，便渐渐熟悉起来，有“同病相怜”之感。
初中毕业时，她动员我和她一道报考泸州师范，三年后工作，好扶养弟妹。老师们则动员我上高中，将来读大学，对国家贡献更大，我亦心动。左思右想，拿不定主意，我便去找三弟商量。
三弟说：“母亲和我们弟妹都寄希望于你。二哥，你上高中、读大学，我拼死拼活都资助你。”那时，年仅14岁的三弟，进叙永耐火材料厂当了童工，每天定额打耐火砖300块，月工资18元。
我听从了三弟的建议，未读师范，报考了高中。以后上高中三年，三弟每月将所挣的血汗钱按时给我5元（假期则每月10元），使我顺利读完高中。我当时想，我一定要努力学习，争取考上北京大学，将来当教授，挣了钱好好报答三弟。汉淮阴侯韩信尚能“一饭千金”报答漂母，将来我功成名就发达之时一定会如韩信，十倍百倍报答。哪知，荒诞一生的我，竟成了忘恩负义之人，未报三弟于万一！
高中刚考罢，尚未收到录取通知书，我便信心满满，搬进了官井坝，住进叙永中学的宿舍。学校也奇怪，竟然收留了我。以后才得知，官学文主任曾向高中推荐，原来如此。
叙永中学，历史悠久。初建于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名永宁中学堂，校址即今官井坝。民国元年（1912），改为永宁联合中学校，民国二十年（1931）增设女生部（我母亲才有幸就读）。民国二十四年，更名永属联立初级中学校。民国二十九年，为省立叙永中学，同时增设高中部，招收男女生。至民国三十八年（1949），有初中三个班、高中八个班。
叙永现代许多名人，如陆更夫、张子玉、杨伯谦、曾缄、张颐、李铁夫、袁牧华、徐中齐、傅钟……等都出自该中学。名人岳选青，曾担过永宁中学堂监学，写《婉容词》而名扬全国的白屋诗人吴方吉，也曾在该校任教。总之，当之时，名师荟萃，人才辈出。
1954年秋，我上高中时，不少老师已调到大学任教，叙永中学有初中六个班，高中三个班。叙永中学当时是川南叙、蔺、宋三县的最高学府，我们班当年招收57名学生，便来自三个县的四所中学。男生34名、女生23名，皆朝气蓬勃，青春焕发，勤奋好学。其中，来自定水中学的男女生14名，当班干部的一个也没有，班干部被来自古宋中学、古蔺中学及来自本校初中的几个人瓜分。班上有几个团员，成立了团小组。
高中三年，我没有当过班干部，更没有当过学校学生会的干部，但学校当时的校刊黑板报几乎全是我主编。班上各科有科代表，协助老师收发作业，我也仅当过语文、英语两科科代表。但学期的各科总成绩，我总在前三名之列。
古宋中学来的一个男生叫陈志华，惊异于我的学习成绩，曾问过有何窍门？我便把我的学习方法毫无保留地告知，他成绩提高很快。高中毕业后，他考入云南大学化学系，毕业后分配在攀枝花某中学当化学老师。他用我的学习方法开导他的同学和学生，他教的学生一直非常优秀。
上高一第二学期，由于我学习成绩好，肯帮助同学，团支部便邀请我去听团课，培养我入团。我去上过一次课，主讲人说：“共青团是党的后备军，共青团员要听党的话，忠于党，作党的驯服工具。”
我自幼养成了一个怪脾气：书上的话、报上的话、家人的话，我认为对的，我就听；我认为不对的，便不听。中国共产党是“伟大光荣正确”的党，我承认；但党不是圣人完人，说的每句话都对，作的每件事都正确。叫我听话，我尚可以接受大半，叫我作“工具”还要“驯服”，我坚决不干。于是我再不打算入团入党，这就为我的人生开启了苦难之门。
1955年初，中国新闻代表团受邀访问南斯拉夫，发回的报道，称铁托是南斯拉夫人民的伟大领袖、中国人民的朋友，我很吃惊。我读过的政治书上赫然写着铁托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叛徒，把南斯拉夫变成了修正主义的邪国，怎么成了“中国人民的朋友”？我向《人民日报》社写信询问，信被转到学校，校长便在全校大会上宣布给我“记大过”一次处分，给了我当头一棒。过了一年，“记大过”处分才撤销。
叙永中学高57级“星河球队”留影
高中三年，也留给我许多美好记忆，同学们都勤奋好学、努力上进，同学间无论在学习上生活上都能互相帮助，共同进步；班上的团小组，并未因我不争取入团而厌弃我，冬天还动员班上女团员给没有鞋穿的同学纳鞋底做布鞋。
团员陈务本同学，是班上五朵金花之一，心地善良，她曾受团小组委派，冬天给我做过布鞋。她纳鞋底时，麻线在她冻红的手上勒出一道白痕，其情其境几十年过去，我记忆犹新。我的外衣、运动衣、被盖、床单，三年间一直是一位叫任运仙的女同学抢着洗。她是我的同桌，学习上我也尽心尽力帮助她。
1956年社会主义革命成功后，全社会开始粮食定量供应。学校也由原来“放开肚皮吃饭”变成了计划供应，我们称之为“缩食”。就餐时，由原来在大甑子里自由取饭，改为每桌分饭。饭盛在一个大饭盆中，平分为八份。每桌五男三女，男生的饭量大，我的饭量尤大，平分的饭只能吃个六七分饱。
女同学们几乎每一个都是把她们那份饭、那份菜，分出一部分让给男生。那时都是正长身体的时候，女同学们省吃支援男生，多么难能可贵！我至今仍然感激，提起就泪流满面。
我上高二时，曾得过一场怪病，在医院住了四十多天，得到过老师、同学们无微不至的照顾。生病期间，同学们几乎每天都把他们的听课笔记带来床前，给我补课。回校后，有的老师还把我叫到家中，一边让我喝鸡汤，一边给我讲课，使我期考成绩仍列前三。至今难忘当年师生、同学情谊。
上高二下学期开始，学校开展“劳卫制”体育锻炼。我平时除喜爱读书之外，也喜欢运动，爱打篮球、排球，也爱当裁判。我是班上的篮排球代表队成员，我们的球队有人建议名“健勇”，我却建议名“星河”，为什么？我说，我们每个队员都是一颗星，我们球队由众星汇成，故名“星河”，全班一致同意。
学校开展“劳卫制”活动，全校热气腾腾，力争上游。而我班最先通过“劳卫制”考核。发“劳卫制”证章那天，县上的樊县长亲来祝贺，并与我们班同学合影留念。校长、班主任、老师也参加合影。
开会、合影的排位极讲究，前排正中是樊县长，他的右边是金世俊校长，再右是班主任彭忠褀；樊县长左边，老师同学一致推荐我，紧靠樊县长坐。我既感到光荣，也感到惭愧，但给了我莫大鼓舞。
教我们的老师，大多德才兼备。有的老师过去曾在大学教过书，因种种原因留了下来。我来上高中之前两年，有将近十位老师调去大学任教，以致叙永高中由原来的八个班，降到而今三个年级三个班，大不如前了。
教我们三角函数和制图学的郑祖修老师，教学经验丰富，他在黑板上无论画方画圆，从不用规矩，画平面、立体图亦然。使我们既惊叹更佩服，没有一课不着迷。上历史课的蹇士珍老师，把本来枯燥无味的历史，如数家珍一样，像讲故事一样，娓娓道来，讲得生动有趣，我们听得津津有味。教英语的胡庸老师，课讲得好，对学生要求极严。那时英语课文用的是林汉达编的本子，较深。胡老师每课都要求我们熟背，课堂上只准讲英语。严师出高徒，县上举办英语讲演、英语比赛，我班必得冠军。
相比较而言，教我们语文的黄行知老师较弱一点。他本是南下干部，我读定水中学时，他教我们英语；我上高中时，他调来教语文。他的语文讲得好，对学生作文也要求极严，批的多、改的少，对我的作文启发很大。他讲古诗词、古文，稍显功力不足。
有一次全校语文老师及校长、主任要来听他的公开课，讲陶渊明的《桃花源记》。备课时，他叫我去协助备课，听讲，提意见。我花了整整一夜未睡。公开课获得成功，他还特地买了一支金笔给我。这事，我后来忘得一干二净。
2O12年冬，我和作曲家朱肇玉到攀枝花市过冬，受邀到陈志华家拜望。陈老师夫妇热情接待了我们，陈还向朱介绍我高中时如何优秀，就提及我帮黄老师备课一事，我才记起。我在他家住了三天，高中往事，无论巨细，他都历历道来，如在昨日。而我在“文革”期间坐过七年牢，一次冬天差点被一氧化碳要了命，从此记忆力大减。
教物理的郑洪铭老师，我上初中时便教我们物理。我上高中，他也调来教我们物理。我觉得物理课是中学最好学的课，初中到高中，无论期中期末考试，我都提前交卷，都是满分100分。但有一次例外，得99分，让我哭过一次。
那是我上初三时，班上有个同学名叫蒲春才，物理学得特别好，每次考试都和我一样100分，不分高下。我总想超过他，暗暗较劲。考试分数一样，那就比速度。初三上学期中考，45分钟的题，我不到30分钟做完，交了头卷。心中暗喜，这回看你蒲春才认不认输？试卷发下来，他得满分，我得了99分。
原来我是贪快，试卷上不慎有个墨迹，被扣1分。我自尊心大挫，当众哭了一回。蒲春才反而劝我说，我比他提前15分钟交卷，仍是平手，我才止住了哭。此事至今和老同学见面，仍为笑谈。从此以后，每种考试，我再不争交头卷。
高中三年毕业，面临高考，郑祖修老师上高二时便鼓励我将来报考南开大学数学系。到我临毕业时，郑祖修老师成了右派，从课堂上被抓走，再也未坚持让我报考南开大学。
黄行知老师、蹇士珍老师都劝我考北大。黄老师建议报考北大中文系，蹇老师建议报考北大历史系。他曾鼓励我说：“你不读北大，有几人能读北大？”报考时每人可填九个志愿，我填的第一志愿是北大中文系，第二志愿北大历史系。
谁知我运交华盖。毕业时，全国正掀起反右运动，阶级斗争如火如荼。高考先要经过学校政治审查，我们考生蒙在鼓里哪里知道？考试结果，我和班上十来个学习成绩最好的同学竟没有一个考上，我仍不知究竟。未考上，以为自己临场发挥不佳，那就明年再考。
1958年大跃进，高校也大跃进。当年招生名额扩招许多。我降了等级，不敢报考北大，只报考四川大学。心想，今年定能考上。
结果依然名落孙山！我心灰意冷，我歌我哭我笑。我拏云的少年心事，如花凋零，香消玉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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