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12月，吴宓伤病加重，吴须曼(...

1976年12月，吴宓伤病加重，吴须曼(吴宓之妹)接到一位朋友从重庆北碚发出的信函，谓吴宓卧病在床已有多日，朝不保夕，有一次从床上滚下来，在地上睡了一夜，第二天才被曾婆婆发现，其状甚惨，请家乡速派人前往探访。吴须曼忧心如焚，急忙向单位领导请假，于12月30日赶往重庆。此时的吴宓躺在床上已不能行动，身体极度虚弱，面容枯槁，眼窝深陷，神志有些迷惘，并出现轻度的痴呆症状，望之令人鼻酸。当吴须曼擦干悲伤的泪水，再度提出接其回家乡疗养时，吴宓终于说出了“好，回吧！回吧！”几个字。吴须曼听罢甚为欣慰和激动，在征得学校领导同意后，立即急电长婿鲁予生偕自己的长子王玕火速来渝，并请学院办理相关手续，帮忙购买火车票。此时吴宓万余元的存款早已赎光散尽，所有的钱竟只有枕头下的七分硬币。

1977年1月8日晨，雨雪弥漫，吴家人用一把凉椅绑成滑竿样的轿子把吴宓抬于楼下，乘学校派出的吉普车冒着风雪，满怀凄然地离开了文化村，倾注了吴宓17年心血并留下痛楚记忆的西南师范学院就此消失于风雪之中。

吴宓回到家乡陕西省泾阳县，先住吴须曼在面粉厂分到的一间宿舍，三天后在厂外对街租赁一间民房安居，漂泊了60余载的游子终于回到了故乡怀抱。其间，一些亲朋故旧前来探望，令吴宓的心灵得到一丝安慰。唯经过长期批斗折磨，心灵深处的创伤与恐惧难以消除，神志仍有些恍惚。每次招呼吃饭，双眼几近全盲的吴宓都要以谦卑的神态小声问道：“还要请示吗？”当家人连说几遍“不要请示了”，方才敢碰碗筷。有时夜间惊起并大呼：“快开灯，我是吴宓教授，我饿得很呵，给我一碗稀饭吃吧，我要喝水……”

1977年，也就是他去世的前一年，他的病刚刚好一点，便帮助在家待业的外甥女进行高考补习。当听说泾阳中学因缺少师资开不出英语课时，吴宓认真地说：“他们为什么不来请我？我还可以讲课呀！”此时，吴宓已经83岁高龄，有谁能够想到，一个学识渊博的大师，一个早已被社会遗弃的耄耋老人，还能在自己伤病缠身，即将走到人生尽头的时候，竟还想着去一所贫困县城的中学教书，为那些梦想进入大学的年青人做铺路石。

杨绛非常敬重自己的老师吴宓，她曾写过一段文字，可称得上是对恩师一生为人的总结：“他老是受利用，被剥削，上当受骗。吴先生又不是糊涂人，当然能看到世道人心和他的理想并不一致。可是他只感慨而已，他还是坚持自己一贯的为人。”的确，在吴宓心中，无论世事如何变化，不管自己的境遇是多么凄苦，尴尬，他存着最起码能被人尊为先生的渴望。

1978年1月17日凌晨，在孤独与惊惧中气脉已竭的吴宓终于走到了生命尽头。一颗承载着民族学术巨量的孤寒之星，于黎明的暗色中划过天空大地，就此寂灭无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