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援非医生为“医疗外交”交最好答卷凤凰网湖北

原标题:这群湖北医生为什么在非洲种菜

他们给“医疗外交”交出了最好的答卷

来源:武汉晚报

你能想象吗?当你正准备拿起持针器缝合一根如同泉涌的血管时,一只苍蝇却冷不丁地落在你的指尖。还没等你反应过来,它又嗡地一声升起,在手术台上翩翩起舞。

你能想象吗?上台时发现没有器械护士是家常便饭,助手也基本上是没有任何经验的学生。当你想再找一把好一点的血管钳时,才发现本就寥寥无几的手术器械能起的作用,还比不上你的一双手。

你能想象吗?就算自己已经为了台上产妇的安危满头大汗甚至有点烦躁,自己却仿佛置身汪洋大海中孤军奋战,因为此时站在一旁当地的医护人员,都仿佛置身于咖啡馆一般,侃侃而谈着你听不懂的家长里短。

他们没戴口罩,已经戴了无菌手套的手继续随意触碰任何东西,包括无影灯、病人露在外面的手,以及自己发痒的鼻子。

这是我,一名湖北宜昌的妇产科医生,远赴非洲进行医疗援助时的真实经历。

院子里的菜地 寄托思乡之情

2019年3月19日,我作为中国(湖北)第26批援阿尔及利亚医疗队的一员,从湖北武汉天河机场启程,前往遥远而炙热的非洲大地,执行医疗援助任务。

阿尔及利亚(下称阿国)虽然不是条件最差的非洲国家,但这里艰苦的生活条件还是超乎我们的想象。

初来乍到之时,由于这边的水质较国内差,大米粗糙难以消化,很多队员都出现了水土不服(如腹胀、腹痛、便秘甚至腹泻等消化功能不适),还有的队员本来胃肠道就不好,只能默默忍受坚持。

我们一行人住在巴特拉省综合医院陈旧的老房子里。尽管阿国有丰富的石油和天然气等自然资源,但与中国不同,这里并没有系统的工业和农业体系,所以驻地还是免不了经常性的停水、停电。

虽然住处相对破旧,好在当地医院给我们添置了暖气炉和空调设备,也能基本保证驻地的“冬暖夏凉”。

当地的日常生活,仿佛穿越回到我国的上世纪八九十年代。

生活物资全都需要计划性供应,一年四季,我们只能领到土豆、西红柿、洋葱、生菜这四种蔬菜。肉类中最常领到的是鸡肉,偶尔要是领到一次牛肉,能让我们整个队都感到欣喜若狂。

不过,在援外的日子里,最难熬的还不是生活的艰辛,而是思乡的情绪。

在这里,我们每天都过着两点一线的生活:驻地,医院。为了保证中国医疗队员的安全,我们平时都生活在驻地医院的小院子里,除了平时集体出去购买必要的生活物品外,几乎很难有外出的机会。

我们就像笼子里的小鸟一样,过着不太自由却又简单的生活。

幸运的是,当地医院给我们在院子里提供了一小块菜地,队员们可以利用休息的时间来开荒、翻地、播种、浇水、施肥。这块菜地也就成为我们打发休闲时光、缓解思乡之情和培养其他兴趣爱好的好地方。

创造了一个奇迹 你是怎么做到的

在阿国开展手术的许多经历,在我们国家的医生看起来也许是无法想象的。

当你为了病房里可能发生大出血的产妇、胎儿窘迫可能发生重度窒息的患者急急忙忙寻找手术台的时候,却可能被一旁的医生质问:“你真的有那么急吗?我下班了,等接班的医生来了再说。”

在这样的医疗条件下,我们的队员习惯了“宁可自己累一点,也要将所有风险防患于未然”的亲力亲为。

而这样的做法在当地医护的眼中,却成了中国医生独特的品质:热爱工作。当我反问:“为什么不工作?”时,得到的反馈永远都是“累了”。

某天夜里,值班室外狂风暴雨,雨水拍打着窗户哐哐作响。

助产士急急忙忙地向我汇报紧急病例:患者双胎顺产,第二胎横位,孕3产2(顺产),双胎38周,第一胎已经娩出20分钟,现在第二胎横位,胎心正常。

我赶到病房查体,好在患者宫口并没有回缩,我顺着宫口摸到了胎背。彩超确认第二个胎儿体重约2800克——有内倒转治疗的机会!

我用蹩脚的法语向助产士和产妇表达了我的意图,还没来得及谈内倒转的风险,她们就表示同意,并为我做好了准备工作。在阿尔及利亚,患者对医生的决定总是百分之百信任,直接免去了医患沟通、病例签字等环节,这为我的决策与操作赢得了时间。消毒、洗手、戴手套,我小心翼翼地沿着胎头方向上推胎头,确认胎儿臀部,顺势抓住胎儿双足,试图臀牵引娩出胎儿。当胎儿双脚终于拖出阴道口时,这个顽皮的孩子却又扭动着屁股踹了我一脚。

经过短暂又漫长5分钟,孩子终于平安出生。“她是活的!”助产士和学生们都欢呼了起来,产房里响起了掌声。

事后助产士告诉我,以往类似的情况医生都选择了剖宫产:“你创造了一个奇迹,你是怎么做到的?”

我们互相打气 给艾滋病患者做手术

由于我们医院周末只做急诊手术,所以每周第一天的白班总会特别繁忙。

一次,当我和同队的李医生连着做完13台手术后,正准备下班,产房的护士长忽然来值班室汇报:有一名产妇,孕1产0 ,40周+3天,胎心不好,HIV阳性,病毒载量提示高传染风险。病历显示产妇因自觉胎动减少已经入院三天,之前的胎心监护提示胎儿缺氧可能。

然而,周末值班的当地医生和护士都不愿意给艾滋病患者做手术,于是就白班拖夜班,夜班拖白班,不积极处理,最后把问题拖到了我们两个中国医生身上。

我和李医生都清楚这场手术的风险,但我们也很清楚,由于下一个夜班的接班医生也是当地人,所以如果此时的我们不闻不问,等待的结局很可能是胎儿死亡。

当地的器械护士不肯上台,我和李医生两个中国人互相打着气上了台——三层口罩、三层手术衣,三层手套,塑料外包转做成的简易“围脖”,还有简陋的防护眼镜,我们把自己裹成了粽子,算是临时做的传染病防护措施。

唯一让我俩算得上些许安慰的是,两个中国医生搭台,确实更了解彼此的手术习惯,手术过程中也能够减少因合作不畅导致的手术意外,从而减少职业暴露的风险。

小心翼翼地切开、缝合、止血,由于手术器械老旧,每一个平时看似熟练、再简单不过的手术操作,在这个特定的环境下都显得尤其沉重艰难。

不知道过了多久,手术终于顺利完成。我俩如释重负地相视一笑,上台前“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心态终于烟消云散,后背早已经被汗水湿透。

8个多月完成了5000多台手术

总有人说,一念天堂,一念地狱。当危急情况来临时,很多时候,医生的决策直接决定着患者的命运。

作为一名医生,我们永远无法逃避面对死亡,但我们必须从死亡的阴影中坚强的走出来,并尽最大努力把每一个病人从死亡线上尽可能地拉回来。

是的,阿尔及利亚妇产科医院的每一个夜班让我刻骨铭心,而当地患者对我的绝对信任,也让我敢于拼尽全力,放手一搏。

虽然远渡重洋,远离家乡,虽然我们需要面对繁忙而惊险的工作,需要适应清苦而不自由的生活,需要不断地学习提高,我们还是在8个多月承担了阿国年轻医生的临床带教工作,完成了大小手术共5000多台,迎接了超过16000个新生命。

作为一名援外人,用青春和汗水去诠释中国医疗队的形象,我想,这是我能给“医疗外交”这道题交出的一份最好的答卷。

本文作者罗飞,系中国(湖北)第26批次援阿医疗队巴特拉分队队员,宜昌市中心人民医院妇产科主治医师。

综合丁香园、医学生谈医疗报道

(0)

相关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