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统特务马绍武，和李士群打麻将中计成为替死鬼，被特科队员击毙
1933年6月14日晚上7点多钟，随着夜幕的降临，整个上海滩被五光十色的霓虹笼罩。在宽阔的街道上，形形色色的人们流连忘返，小贩们的叫嚷声此起彼伏，一派繁华热闹的景象；在一幢又一幢西式洋楼里，动人的歌声和爽朗的笑声隐隐若现，让人实在难以分辨梦幻和现实。
此时，一辆牌号为4223的小汽车，缓缓停靠在了位于广西路上的小花园。紧接着，从小汽车上走下来一位穿着讲究、精神奕奕的年轻人。这个年轻人好像有约在身，他沿着石头台阶径直往上走，来到了一家名叫怡春院的高等妓院门口。这时候，两个年纪稍长的人站在怡春院门口，显然是迎接这位年轻人的。
见到年轻人姗姗来迟，其中一个人急忙上前迎接，并说道：“绍武兄，你怎么才来啊？丁主编已经等候多时了！”年轻人看了看，笑着说道：“李兄，我刚到上海，就马不停地赶来赴约了。你们来的早，可不能怪我来的晚啊！”说着，他们二人就走到了那个“丁主编”的面前寒暄了起来，并准备一起进怡春院打麻将并潇洒快活。
在三人寒暄之际，那个被叫作“李兄”人，暗自向四周观察了一下，然后拍了拍年轻的人肩膀。紧接着，他又快速闪身到了“丁主编”的旁边，故意与年轻人保持着两三米的距离。在这一过程中，那位年轻人和“丁主编”根本没有察觉到有什么异样。就在此时，让人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从黑暗处突然冲出来五六个人，他们拿着手枪不由分说地朝着那位年轻人射击。
“砰、砰、砰”，在一连串枪声过后，那位年轻人的头部和胸部先后中弹，倒在血泊之中当场毙命！事情发生的太突然了，“丁主编”和“李兄”被眼前的这一幕吓坏了，他们一屁股瘫坐在了地上，久久无法回过神来。等他们反应过来的时候，那五六个持枪行凶的人，早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到了第二天，上海各大报纸都刊登了一则重大新闻——“中统”驻沪负责人马绍武，于昨日晚7时许不幸遇刺身亡！与此同时，中统特务头子徐恩曾正在位于南京的办公室内，为损失一位得力干将而大发雷霆。让徐恩曾百思不得其解的是，驻沪负责人马绍武刚刚从南京回到上海，怎么这么快就被人盯上了呢？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马绍武，原名史济美，他是江苏溧阳人，出生于1906年。1926年，20岁的马绍武从黄埔军校第六期毕业，最初在国民党军队系统任职。1930年6月，马绍武被派到国民党党务调查科（中统特务组织的前身）工作。此后不久，在大叛徒顾顺章的亲自训练下，马绍武熟练掌握了一套特务工作技能，从而慢慢得到了中统特务头子徐恩曾的赏识和器重。
在中统特务组织工作期间，“精明能干”的马绍武有针对性地想出了一个“三打一”的盯梢绝招，对地下党组织和同志们造成了很大破坏和威胁。马绍武的“三打一”盯梢绝招是：首先由第一线特务（通常是一个人）负责跟踪目标，人多的地方就靠近一些，以免丢失目标；人少的地方就离远一点，以免引起目标的怀疑。
在跟踪的过程中，如果目标进入里弄（即胡同），那么第一线特务就放弃跟踪，并注意目标进入里弄之后的动向。其次，第二线特务按照第一线特务提供的线索，接替对目标的跟踪任务，进一步探明目标的行动轨迹。就这样，一线换二线，二线换三线，甚至三线换四线，用不同的人跟踪同一目标，最终使目标麻痹大意，从而确定目标的具体住址。
最后，特务们会假装找人或者送东西，上门进行查证，一旦搞清楚情况，特务们便开始实施抓捕行动，将目标及相关人员一网打尽。有时候，特务们还会“放长线钓大鱼”，对可疑目标进行秘密监视，以便发现更重要的线索或目标。在马绍武“三打一”的盯梢绝招下，有不少同志先后落入国民党特务之手。
由于“工作能力”出众，所以马绍武很快得到了中统特务头子徐恩曾的重用。1932年11月，中统特务组织计划在上海组建特务机构，以对付活跃于上海的地下党组织。在这样的背景下，经过徐恩曾的大力推荐，马绍武被任命为中统总部驻上海区区长，全面主持和负责中统特务在上海地区的一切活动。
当时，中统总部驻上海特务机构，对外称国民党上海警察局督察处，下设行动股、训练股，以及沪东、沪西、沪中、沪南、浦东等五个分区组织。来到上海之后，为了掩盖自己的真实身份，狡猾的马绍武开始使用化名，而且从不以真名实姓示人。与此同时，气焰嚣张的马绍武开始在上海大肆搜捕革命志士和民主人士，以便实现他“升官发财”的美梦。
在马绍武的亲自指挥下，中统特务们破坏了上海地下党组织的多处秘密活动点，并抓捕了王云程、孙际明、陈广、罗登贤、余文化等多名同志。随着马绍武“立功”越来越多，整个上海都被腥风血雨所笼罩。说起马绍武实施的最恶劣、社会影响最大的一次抓捕行动，就是1933年5月14日发生的绑架丁玲一事。
丁玲是湖南临澧人，出生于1904年，毕业于上海大学中国文学系。在早期文学创作过程中，丁玲先后创作过《梦珂》《莎菲女士的日记》《在黑暗中》《韦护》等小说。1930年，丁玲参加左翼作家联盟，后来又担任“左联”机关刊物《北斗》的主编，成为了一位具有重要影响力的左翼作家。到了1932年，丁玲又如愿加入了党组织。
那时候，国民党方面为了压制进步文艺，于1931年2月7日将柔石、胡也频、殷夫、李伟森、冯铿等五位“左联”作家秘密杀害，其中胡也频是丁玲的丈夫。五位烈士牺牲之后，包括丁玲在内的“左联”作家们发表了义正言辞的抗议和宣言，他们痛斥国民党反动派的罪行，很快得到了国内外进步力量的广泛支持。
这样一来，担任“左联”机关刊物《北斗》主编的丁玲，也就成为了敌人的眼中钉、肉中刺。1933年年末，丁玲结束了居无定所的日子，她搬到了位于上海公共租界和第二任丈夫冯达共同生活。当时，丁玲和冯达的家，也是地下党组织的秘密活动地点之一。1933年5月14日这一天，丁玲和丈夫冯达像往常一样出门工作。
在分别之际，丁玲和丈夫冯达的脸上流露出忧虑之色。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丁玲和丈夫冯达已经察觉到了风险——他们的家已经被国民党特务盯梢了，而且特务们随时都有可能行动。因此，丁玲和丈夫冯达约定，两人都要在中午12点前回家，到时候如果有一个人没有回家，那么另一个人就赶快转移，并设法通知组织和同志们。
事实正如丁玲和丈夫冯达所料，快到中午12点的时候，丁玲先回到了家中，此时她的丈夫冯达还没有回来。丁玲心中非常难过，但是在冷静下来之后，她立即开始收拾东西准备尽快转移。然而，正当丁玲准备离开之时，《真话报》总编辑潘梓年来访，两人简单交流了几句，就一起朝门外走。
就是由于耽误了这一丁点时间，最终导致丁玲被特务们绑架了。中午12点刚过，丁玲就和潘梓年从家里出来。此时，楼梯间响起了杂乱的脚步声，紧接着一伙特务押着冯达冲上了楼。当丁玲与丈夫冯达四目相对之时，她什么都明白了。紧接着，丁玲和潘梓年被特务们押下了楼，并被推到了路边的一辆小汽车里。当天，“左联”作家应修人来到丁玲家联系工作，结果被埋伏在这里的特务们抓了个正着。在和特务们搏斗的过程中，应修人不幸坠楼牺牲。
在成功绑架丁玲之后，中统驻上海负责人马绍武得意洋洋，他立即向徐恩曾报告了有关情况。考虑到丁玲的社会影响力，徐恩曾指示马绍武将丁玲秘密关押，绝不能走漏任何消息，同时对丁玲实施劝降，让她为己所用。在敌人的监狱之中，丁玲始终坚贞不屈，并与凶残的敌人展开了激烈的斗争。
有一次，丈夫冯达来监狱看望丁玲，当时冯达眼含热泪向丁玲发誓——他绝对没有出卖丁玲。看着丈夫冯达的样子，丁玲流出了伤心的眼泪，最终选择相信丈夫冯达。此时，性格刚烈的丁玲准备以死来抗争，她百般请求丈夫冯达帮助她自杀。当丁玲把头伸进绑好的绳套，一脚踢翻凳子之后，丈夫冯达实在看不下去了，他急忙将丁玲解救了下来。
根据丁玲晚年回忆——我明白上海是白色恐怖最严重的地方，许多同志都牺牲在这里。当时，我随时准备着牺牲，因为说不定在哪一天，我也会走上（胡）也频走过的路。果然，这一天（1933年5月14日）到了。当我被特务们绑架的时候，我对于死，是早有准备的！
在丁玲被特务们绑架之后不久，整个上海文艺界几乎都知道了这个消息。当时，宋庆龄、蔡元培、鲁迅，以及罗曼·罗兰等国内外著名人士，都向国民党当局发起抗议，并对丁玲展开了积极营救。可是，在徐恩曾的授意下，无耻的中统驻上海负责人马绍武抵死不承认绑架了丁玲，甚至还居心叵测地想要嫁祸于人。
对于中统特务马绍武的累累罪行，由周恩来领导的中央特科是最了解的，在得知马绍武指使特务们绑架丁玲之后，中央特科决定在短时间内寻找机会，组织一次打狗锄奸行动，惩处马绍武这个走狗帮凶。不过，由于马绍武行踪诡异，只有准备掌握马绍武的行踪，打狗锄奸行动才能成功。
怎么办？一个叛徒浮出了水面，他就是文章开头被马绍武称呼为“李兄”的李士群。李士群是浙江遂昌人，出生于1905年，他早年曾加入党组织，后来在被中统特务逮捕之后叛变投敌。叛变投敌之后，李士群很快当上中统特务组织的情报员、侦察员，在徐恩曾的指挥下从事特务行动。
后来，李士群与另外一个叛徒丁默邨，在上海开办了《社会新闻》杂志，不停地攻击和污蔑革命志士和进步人士。当时，丁默邨担任《社会新闻》杂志的主编，而李士群则担任《社会新闻》杂志的编辑，也就是说丁默邨是李士群的上司。由于李士群是以匿名的方式，从事罪恶丑陋勾当的，所以最开始地下党组织并不知情。
这里要多说的，丁默邨在叛变投敌之后很快出卖了组织和同志们，而李士群则首鼠两端，他一方面向地下党组织隐瞒了叛变投敌的真相，另一方面又向中统特务组织隐瞒了他所了解的关于组织和同志们的情况。叛徒李士群为什么这么做呢？这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李士群知道中央特科的手段，他担心自己在出卖组织和同志们之后，会成为中央特科的锄奸对象。
在丁玲被中统特务绑架之后，地下党组织为了确定叛徒李士群的真实身份，试探他到底有没有真正叛变投敌，所以就命令李士群刺杀叛徒丁默邨。让人没有想到的是，此时的李士群把自己的上司丁默邨看作大靠山，并想通过丁默邨来实现自己“高官厚禄、荣华富贵”的人生目标。
因此，李士群思前想后，最终决定继续当“两面派”——李士群一方面欺骗组织，极力为自己找理由，说什么自己好容易“潜伏”在中统特务组织内部，如果将“上司”丁默邨除掉，那么自己的“潜伏”就难上加难了；另一方面，由于叛徒丁默邨已经是中央特科的锄奸对象，所以李士群便将组织交办给他的刺杀任务，全盘告诉了丁默邨，从而博得了丁默邨的信任和欢心。
俗话说，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狡猾的李士群明白，自己所做的这些全都是权宜之计，根本不可能长久。怎么办？于是李士群和“上司”丁默邨勾结，他们在深思熟虑之后，想出了一个“李代挑僵”之计——找一个替死鬼，以完成中央特科交办给李士群的任务，并继续骗得地下党组织的信任，与此同时也暂时避免他们被中央特科“惦记”！
找谁当替死鬼呢？李士群和丁默邨研究来研究去，最终想到了中统驻上海负责人马绍武。早在马绍武进入中统特务组织之后，李士群和丁默邨就经过徐恩曾的介绍认识了马绍武，并且马绍武自出任中统驻上海负责人之后，干了许多为非作歹的罪恶勾当。也就是说，在李士群和丁默邨看来，相比于他们两个叛徒而言，或许中央特科更倾向于找马绍武的“麻烦”。
奸诈的李士群和丁默邨商量妥当之后，决定分头行动，由丁默邨出面约马绍武在广西路小花园的一个高档妓院打麻将，另外由李士群与中央特科联系，将马绍武的行踪透漏给中央特科，请特科队员前来执行刺杀马绍武的任务。当时，鉴于马绍武整日神出鬼没，特科队员并不知道他的相貌，所以李士群便与特科队员约定——到时候他拍哪个人的肩膀，哪个人就是马绍武。
在一切准备就绪之后，1933年6月14日，马绍武从南京完成述职回到上海。按照与丁默邨和李士群此前的约定，马绍武又立即赶到了位于广西小花园的一家名为怡春院的高档妓院，准备打麻将并潇洒快活。当时的马绍武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李士群和丁默邨为他专门设下的赌局，其实是一场能够要了他性命的“鸿门宴”。因此，只要马绍武赴约打麻将，那么他就中计了。
事情的发展正如李士群和丁默邨所料，到了晚上7点多钟，马绍武乘坐小汽车前来赴约参加赌局了。在此之前，李士群早已经马绍武的行踪汇报给了中央特科，特科队员邝惠安带领欧志光、袁友芳、董纪全等同志提前埋伏在怡春院的附近，做好了执行刺杀马绍武任务的准备。对此，李士群是知道的。
当看到马绍武之后，李士群急忙上前迎接，并客套地说道：“（马）绍武兄，你怎么才来啊？丁主编（丁默邨）已经等候多时了！”马绍武根本不知道自己中计了，他笑着说道：“李兄（李士群），我刚到上海，就马不停地赶来打麻将了。你们来的早，可不能怪我来的晚啊！”说着，他们二人就走到了丁默邨的面前，并寒暄了起来。
此时的马绍武一直想着潇洒快活的事，根本不知道他的狗命已经到头了。就在马绍武即将跟着李士群和丁默邨走进怡春院之际，李士群站在马绍武旁边并拍了拍马绍武的肩膀，向埋伏在周围的特科队员发出了信号。拍完马绍武的肩膀之后，狡猾的李士群担心“城门失火殃及池鱼”，于是急忙躲到了丁默邨的一侧，并拉丁默邨与马绍武保持两三米的距离。
这样一来，就发生了我们在文章开头说的那一幕——在得到李士群发出的信号之后，特科队员邝惠安带领欧志光、袁友芳、董纪全等同志从黑暗处快速冲了出来，他们拿着手枪不由分说地对着马绍武开枪射击。一阵枪声过后，绑架丁玲的中统特务马绍武当场倒地毙命，李士群和丁默邨这两个叛徒虽然已有心理准备，但是他们仍被吓得瘫坐在了地上。
中统驻上海负责人马绍武毙命的消息，很快传到了特务头子徐恩曾的耳朵里。听到这个消息，特务头子徐恩曾大为震惊又恼怒不已，他知道这件事肯定是中央特科所为，可是中央特科是如何掌握马绍武的行踪的呢？经过调查，特务头子徐恩曾很快怀疑到了李士群和丁默邨的身上，并将他们两人关进了监狱严刑拷打。
后来，由于证据不足，再加上丁默邨背后靠山，所以丁默邨便被保释出狱，而李士群则继续被关押。最后，李士群的老婆叶吉卿到处送钱并不惜献身，这才将李士群从监狱里救了出来。到了全面抗战时期，李士群和丁默邨先后投靠了日本侵略者，做了很多罪恶的勾当。1943年，李士群被军统特务设计毒死，终年38岁。而丁默邨则于1947年被国民党方面执行枪决，终年46岁。
这里要多说的，1936年9月，在被特务们关押三年之后，丁玲获得了营救并来到了延安，她先后创作了《我在霞村的时候》《在医院中》，以及著名的长篇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等许多思想深刻的作品。另外，带领特科队员将绑架丁玲的中统特务马绍武绳之以法的邝惠安，后来由于叛徒的出卖而壮烈牺牲，年仅32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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