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岁的明宪宗朱见深在内侍的帮助下，坐在镜子前梳头。
透过镜子，他敏感地看到在一侧伺候自己的太监，正低着头数着金匣子里的“龙发”。
他很是感慨，年过而立，膝下却无一子，将来这大明的江山可怎么传下去？
听了这番话，老太监张敏突然跪倒在地，说：“皇上有子。”
张敏解释说，当下，在安乐堂，您之前宠幸过的纪氏宫女曾诞下一子，如今年已6岁，姿容修颀，颇像您呢。不过，为严明皇室血统，还请万岁爷公开还皇子一个清白身世。
朱见深大喜，命人赶紧寻来与自己相见。
当他第一次见到已经6岁的儿子时，不禁想起自己小时候那段被幽禁的岁月，潸然泪下。
几个月后，这个被赐名“祐樘”的孩子，被立为皇太子。
明宪宗朱见深总算解决了自己一生最苦恼、最棘手的问题。
▲明宪宗画像，皇帝年过三十无子，对于皇位传承是个大问题
在3岁以前，朱见深是整个大明最幸运的孩子。那时，他父亲朱祁镇是大明万里山河的主人。而他，则是未来继承这片锦绣江山的头号继承人——皇太子。然而，明英宗朱祁镇听了“发小”太监王振的怂恿，决定率领大军到大草原去一展大明铁军的雄风，不慎玩大了。在土木堡（今河北怀来县境内），大明帝国最能征善战的一批悍将强兵全部损失殆尽，御驾亲征的皇帝也成了俘虏。国不可一日无君，这道理谁都懂。作为战斗的胜利者，蒙古草原领袖——也先，自然也明白。他向大明帝国提出了议和，要求大明拿钱赎回他们的皇帝。不过，此事遭到了大明上下一致的反对，割地赔款是不可能的，这辈子都不可能。就这样，朱见深的二叔、郕王朱祁钰成了皇位继承人，是为景泰皇帝。新皇帝刚登基，也明白自己是藩王入继大统，只是“代”皇帝。为了笼络人心，朱祁钰宣布，朱见深以往待遇不变，仍是大明帝国皇太子。这年，虚龄3岁的朱见深遇到了生命中最重要的女人，时年20岁的万贞儿。万贞儿，山东诸城人，其父原为体制内的公务员。因亲戚犯事，连累全家。年仅4岁的小贞儿也被充入掖庭为奴，分配到太后身边当差。因其聪明伶俐，甚得太后欢心。此时的老太后明白，代皇帝掌控了实权便是真皇帝了，一山尚且不能容二虎，更何况是统御天下的紫禁城？为防不测，老太后命万贞儿前去陪护皇太子朱见深。从此，这个女人陪伴了他一生。一切正如太后所料，在于谦发动北京保卫战，成功把大明拖回正轨后，景泰皇帝朱祁钰虽然派人接回了大哥朱祁镇，尊为太上皇。但对于金銮殿上那张闪闪发光的龙椅，朱祁钰终归不舍得。于是，刚在草原上喝饱西北风的大哥朱祁镇被“请”进了南宫。后来，朱祁钰又废除侄子朱见深的储君之位，让自己的儿子顶上。此时，年仅5岁的朱见深还不明白二叔的决定对自己意味着什么。低贱的出身，让她小小年纪便饱尝因身份高低落差所产生的的强烈自卑。在经受心理上痛楚挣扎的同时，她又亲眼目睹了后宫妃嫔集团内部的残酷斗争。因此，她过早地学会了如何利用错综复杂的关系以及巧言令色、不择手段的方式达到目的的本领,并由此逐渐萌生出“奋发图强”向上爬以改变自己命运的欲望。看着原先与自己一同服侍太子朱见深的奴仆纷纷被遣散，或许是出于遵从太后懿旨的考虑，又或许是出于自己想豪赌一把的心理，万贞儿选择与朱见深一起共度难关。离开东宫后的朱见深迎来了生命中最昏暗时期。在他身边，除了万贞儿，到处都充斥着二叔朱祁钰“精心”安排的耳目。这种每天都可能是人生中的最后一天的日子，整整折磨了朱见深五年。在这段岁月里，万贞儿承担起一位“母亲”的责任，给了年幼的朱见深一份无微不至的关怀。作为一个远离万千美好世界的年轻宫女，在全心全意陪伴太子度过困难时期的同时，也无形中将生活里的“空虚寂寞冷”，以及未来自己对地位身份的美好愿景通通倾注在这个小自己17岁的“废太子”身上。根据弗洛伊德心理学的解释，3—6岁是一个极容易形成“恋母情结”的关键时期。在令人窒息的环境中，朱见深的“恋母情结”逐渐萌芽。对他而言，万贞儿姐姐，早已不是当初那个奉命伺候自己起居饮食的一介宫婢。她更像是给自己提供亲情温暖的母亲，是卑微且无助的自己心中的那道“白月光”。五年后，朱见深11岁那年，他父亲朱祁镇借助夺门之变，复位成功。随后，朱见深在群臣的簇拥下，重返东宫。跟着他一起回来的，还有身边的贞儿姐姐。那年，万贞儿28岁。看着儿子如此依恋一个跟自己年龄差不多的“老宫女”，明英宗朱祁镇心里大概相当不爽。当朱见深提及希望立万贞儿为太子妃时，朱祁镇估计想杀她的心都有了。因此，在太子达到适婚年龄后，朱祁镇便赶紧为太子选妃。不过在这一切还没来得及完成时，朱祁镇便带着遗憾离开了人世。临终前，他要求皇后和太子生母周贵妃从速为太子完婚。天顺八年（1464年）七月二十二日，明英宗朱祁镇驾崩半年后，在先前选秀中摘得“桂冠”的吴氏少女披上了凤冠霞帔，成为明宪宗朱见深的第一任皇后。然而，吴氏得到的仅仅只是一份皇后的尊荣。作为明宪宗朱见深的结发妻子，她没能得到丈夫的半点真心。对于自己丈夫喜欢“老宫女”这件事，独守空房多时的吴皇后，怎么也不能理解。她实在看不惯这段“畸形恋”，遂将万贞儿召来，让对方结实地挨了顿板子。在等级森严的封建时代，皇后杖打宫女，本来也不是什么大事，可偏偏这个被打万宫女，是皇帝最为珍惜的“心头肉”。打了她，就相当于打了皇帝，后果可想而知。当万贞儿向朱见深哭诉被打惨状时，朱见深第一时间便想到了废后。按他的意思，当年的选妃仪式上存在作弊行为，才让吴氏成了皇后，真正的人选应该是与吴氏一起参加选秀的另一名女子——王氏。所以，这场宫斗闹剧过后，吴皇后被废入冷宫，王氏成了王皇后，想要借故册立万贞儿为皇后的朱见深则再次吃了哑巴亏。对朱见深而言，既然无法正当册立万贞儿为后，那就给她足够的宠爱。因此，当万贞儿以37岁“高龄”诞下皇长子后，朱见深大喜，立即下诏册封万贞儿为皇贵妃，并许诺立这个“幸运儿”为太子。好景不长。这个“幸运儿”还没活过周岁，就夭折了，连名字都没有留下。更令朱见深心碎的是，贞儿姐姐从此未再有孕。作为后宫固宠的手段之一，“母凭子贵”是历朝历代妃嫔们百试不爽的好法子。但这一次，老天残忍地掐灭了万贞儿最后一丝希望。或许是担心自己年老色衰无法永葆圣宠，又或许是受孩子去世的打击过大，那个曾经对朱见深关怀备至的万贞儿，如今的万贵妃，逐渐变成了让后宫谈之色变的“婴儿杀手”。出于对大明江山传承的考虑，朱见深被迫宠幸了其他嫔妃。不过，一旦有人怀上龙种，在皇帝身边的万贵妃耳目就会将消息传给自己的主人。于是，一个个还未成形的胎儿，就这样被一碗碗堕胎药剥夺了生命。对于此等性质极其恶劣的事件，朱见深明知是万贵妃一手策划，却也是听之任之。这似乎有些不可理喻。但现代心理学家弗洛伊德曾说，人的潜意识中对某种独一无二、不能替代的东西的热恋,会表现为一种永无休止的追寻活动。由于对万贵妃的爱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当冲突出现时，朱见深便会像一个勇士那样与万贵妃站在同一条战线上，共同面对困难，正如过去的万贞儿不顾一切保护自己那样。在这场没有硝烟的后宫争斗中，凭着皇帝对自己的绝对信任，万贞儿赢了。万贵妃终于可以在后宫中一手遮天。但相较于大明其他后妃而言，她不是良家子，她是那个一直让人瞧不起的小宫女。也正因如此，一群宵小之徒瞄上了这美妙的“裙带关系”。前有首辅万安与万贵妃续谱认宗，后有外戚万通与内侍梁芳相互勾结，进献魅惑之术。总之，凭着这条利益纽带，万贵妃的权势逐渐延伸到朝堂之上。尽管后宫一塌糊涂，但作为大明的中兴之主，明宪宗朱见深还是做了些事情的。上任之初，他便下诏，蠲免当年全国三分之一的赋税，严禁贵族世家倚仗权势欺压百姓、强占农田，起用李贤、商辂等名臣，严明刑法，整顿吏治。然后颁旨要求全国军队实施精兵简政，加强京师防卫力量，开武举选拔军事人才，并规定武举为日后军事人才的唯一途径。当年，其父明英宗朱祁镇借助复位的那场“夺门之变”，留给大明文武百官和天下百姓的巨大阴霾还未散去。为了缓和朝局内部矛盾，也为了不让忠臣蒙冤而使天下寒心，朱见深明白，平反“夺门之变”冤假错案刻不容缓。首先，他决定给当年坚决不同意向瓦剌人“交赎金”，却拼命保护朱家基业的好臣子于谦平反。尽管于谦当年在朱祁钰废自己太子之位的决议上投了弃权票，但他毕竟一生为了老朱家出生入死，居功甚伟。在给于谦平反的诏书上，朱见深提到，“卿以俊伟之器，经济之才，历事先朝，茂著劳绩……先帝已知其枉，而朕心实怜其忠。”（《明宪宗实录》）意思是，我爸在位时就知道于谦是被冤枉的，本来想给他恢复名誉，但没能做成，我爸就去见祖宗了。所以这事就落我头上了，我知道于谦是忠臣！而对于自己的二叔朱祁钰，曾经的景泰皇帝，朱见深可谓是又爱又恨。毕竟二叔是那个废他太子之位的元凶。但不可否认，朱祁钰在位时也做了很多贡献。如果不是他，搞不好大明早就亡了。成化十一年（1475年），朱见深最终还是决定公正地还给二叔“皇帝”的身份，追谥其为“恭仁康定景皇帝”。对于二叔过去所做的一切，朱见深表示理解，不介意二叔以前的过分要求和极端做法。至此，大明帝国终于对十八年前“夺门之变”事件，盖棺定论。相较于父皇明英宗朱祁镇御驾亲征，丢盔卸甲，朱见深似乎没有遗传到老爸的基因。不管对内还是对外，他都表现得英武果决，始终秉承一寸山河一寸血的精神，坚决维护大明领土完整。成化元年（1465年），刚登基的朱见深就迎来了执政以来的第一个大挑战——荆襄流民起义。暴乱来势汹汹，同时得到了附近邓州、汉中等地农民的支持，声势越来越大，严重影响了帝国的社会稳定。长久以来，荆襄流民一直困扰是中央政府的一个大难题。自元代起，主要集中活动在今天的湖北郧阳地区。该地万山环绕，又处于湖广、陕西、河南三省交界处，属于典型的“三不管”地带。因此，每当灾荒、战乱，这一带常常聚集近百万的流民。在形势日益紧张的情况下，朱见深果断派出右副都御史项忠到河南、湖广等地经略巡查，了解民意，普查人口。一到当地，项忠立即下令将原籍不属于这里的流民全部驱逐出境，如果遇到不肯走的，直接杀掉。这显然违背了圣旨的本意。因此，这样的一刀切遣返，效果并不是很显著。当朱见深收到有司弹劾项忠曲解圣意、胡乱杀人的奏折时，他并没有怪罪项忠。而是在仔细阅读项忠提交的各项提议后，重新选派大臣原杰到当地安抚流民，设置郧阳府与湖广行都司，由都御史吴道宏抚治郧阳、襄阳、荆州、南阳、西安、汉中六府。从此，这批新入籍的流民，在当地垦辟老林,从事农作，开发药材、竹木、铁、炭等资源，荆襄山区逐渐民户稠密，商旅不绝。除此之外，朱见深还对广西、蒙古、东北等地用了兵，不仅一雪积压多年的土木堡之耻，还借机收复了河套地区，使明军劲旅重整声威。虽然比不得先祖朱元璋、朱棣的丰功伟绩，但对付那些企图想要扰乱大明帝国秩序的部落，朱见深表现得果断睿智。当时建州女真部落首领爱新觉罗·董山，就是日后后金首领努尔哈赤的老祖宗。这货出门不看黄历，带着小弟到大明边境来做抢劫生意，不慎遇到大明正规军。董山一点也不含糊，不仅照抢不误，还顺带把明军统帅的首级给收了。消息传来，与父皇当年对瓦剌扰边的反应一样，朱见深对此事也是勃然大怒，觉得不讨平女真，大明的脸往哪搁。但朱见深并没有像他爸那样冲动，而是召来了曾经参加过“京师保卫战”的赵辅，让他组织精兵，捣毁建州女真的老巢，并下了明确的“绝杀令”。同时，以大明帝国的名义，发布联合出兵公告，号召邻国一起组团去董山家开“篝火晚会”。与大明素来交好的朝鲜王朝第一个表示支持，随即派出大将康纯、南怡领着大军充当先头部队，响应明军行动。由于各方面准备工作做得很周到，当大部队抵达建州女真辖地时，对方还来不及做出合适的反应，只能匆匆组织战斗。大明联军见人就杀，见房就烧。不多时，战场已尸横遍野，片片焦土。此战，明军俘虏了董山小弟600多号人，另外斩杀了600多人。匪首董山，自然是要被杀掉的。但是怎么处理董山的家人？朱见深犯难了，董山固然罪无可恕，可是他手底的小弟都是听命令干活的，顶多算从犯。在朱见深看来，既然董山已经伏法了，应该也不会再有人敢随随便便来挑衅大明帝国。干脆将其族人全部移送到福建、广东沿海充军，为大明帝国增强海防实力。数年后，建州女真族人又怀念起当初跟老大一起到大明打劫的岁月。这次没了老大，只能各个部落互相凑合点兵马拉起一支素质参差不齐的“摸金联军”，再请蒙古的朵颜三卫帮忙压阵，到大明边境“发家致富”。据史载，自成化八年（1472年）起，这股“摸金联军”就时不时越界骚扰。今天牵你几头牛，明天杀你几头羊。你派兵来追赶，人家就发挥游击战术精髓，立马抛下猎物，掉头就跑，保存有生力量。不仅如此，这伙“摸金联军”还摸到了朝鲜王朝的地盘烧杀抢掠。由于朝鲜王朝实力比较弱，长期充当大明帝国的“小迷弟”，因此只能向大明帝国汇报国内混乱的情形。朱见深看着如雪片般飞来的朝鲜求助奏折，或许也深感上次出兵并没有根除祸患。或许是出于对万贵妃的信任，又或许是想增强西厂的对外影响力，朱见深决定启用万贵妃身边的亲信太监、西厂厂公汪直配合帝国名将朱永组成CP领军进剿辽东。虽说朱永是这次战斗的总指挥，但实际运筹帷幄的却是汪直。经过一番筹谋及协商，大明与朝鲜达成共识，决定从五个不同的方向，对女真老巢发起总攻，务必做到不留一个人，不留一棵草。战斗打响了，大明、朝鲜联军冲进去一顿砍杀，与上次结局基本相同，那支临时拼凑的“摸金联军”毫无还手之力，一打就趴下了。不过与上次不同的是，大明联军在收割人头、烧毁房子的同时，连他们吃饭的家伙事也收走了。从此，女真部落百年间再也没有尝试去偷抢大明的财物了。正所谓，情深不寿，慧极必伤。朱见深可以说两样都占全了。在后宫，即便万贵妃再怎样胡作非为，朱见深始终初心不变，不可谓情不深。而在平定内乱和出兵征伐中表现出来的英武，朱见深可谓极具慧眼，领悟非凡。他突发奇想，在原先锦衣卫、东厂监察百官的基础上，新成立了“西厂”，打破锦衣卫和东厂常年保持的某种“平衡”，造成帝国监察机关三权分立的局面，吓破了大明官员的小心脏。在严禁皇亲国戚强占田地的同时，他又划定了“皇庄”界限，为自己强占田地提供合法性。更不可思议的是，聪明的他，钻了科举的空子，公然打开大明官场“走后门”之风，设立“传奉官”，随心所欲地任用宠臣。成化二十三年（1487年）正月，万贵妃去世，时年58岁。朱见深听到自己的“精神支柱”万贵妃去逝的噩耗，知道自己也坚持不了多久了。悲痛欲绝的他，哀叹道：“贞儿不在人世，我亦命不久矣。”7个月后，朱见深在一片哀思中，无疾而终，年仅41岁。此时，那个逃过万贵妃迫害幸存下来的名叫朱祐樘的皇太子，已经18岁成年。他将接过父亲与时代赋予他的使命，开创一个被称为“弘治中兴”的治世。这算是明宪宗朱见深留给大明最后的“遗产”了——毕竟，他留下了一个有口皆碑的接班人。
参考文献：
1、[明]刘吉：《大明宪宗纯皇帝实录》，全国图书馆文献微缩中心，2004年
2、赵孟祥：《中国皇后全传》，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
3、方志远：《成化皇帝大传》，中国社会出版社，2008年
4、宋磊：《明宪宗与万贵妃》，北京燕山出版社，2011年
5、陈岭、汪巧慧：《明宪宗的“恋母心理”与万贵妃擅宠》，《内蒙古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