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日本曾“归化”一位中国人，300年后助日本武术打入奥运会……
21世纪以来，中国国家和社会的方方面面都取得了巨大的进步，作为可能是唯一没有随着中国崛起而进步的领域——中国足球，在黔驴技穷之后拿出了最后一招——归化……
从一开始的有中国血统的球员归化，到没有血统的归化，中国队中已经出现了大量的归化球员。不过成绩嘛……至今还是差强人意。
归化，这个起源于中国，后来被日本大量使用的词，近年来因为归化球员而重新进入国人的视野。日本历史上，因为有大量来自中国和朝鲜等地的外来人进入，日本将其统称为“归化人”，而日本历史上影响最大的“归化人”，大概就是本期想讲的主角，被称为“日本徒手武术之祖”，“柔道之祖”的陈元赟。
提到陈元赟，先要澄清几个问题。
日本陈元赟纪念碑，碑文明确记载为“日本徒手武术之祖”。图片来源于网络
陈元赟之前日本已有柔术流派？其实古柔术和现代理解的巴西柔术不同，它更多是一个兵器流派，而陈元赟一般被认为日本徒手武术之祖。当然这一点在日本学术界也有争论，但从现有资料来看，个人认为是陈元赟为日本柔术加入，至少是丰富了徒手武术（当身，锁技，投技）的技法。
古柔术兵器，铁尺
日本古代为什么没有徒手武术？很简单，不需要。日本和中国不同，是阶级分野非常严重的国家，而武士作为以战斗为使命，世袭的职业军人，其武艺的唯一目的就是上战场，加上永远佩刀，当然不需要徒手武术。唯一需要的是捕快所用的抓捕技术（固技锁技）和战场上用得到的摔法（和对手陷入纠缠时摔倒对手补刀），这些也就是古柔术的徒手部分。
直到日本“禁武令”——废刀令的颁布，武士失去了带刀的特权，徒手武术才在日本兴起，导致了从冲绳传入的空手道的兴起
陈元赟是中国人还是日本人？日本历史将这类迁徙到日本定居的的人称为“归化人”，但和现代法律意义的“归化”不同。明亡后，陈元赟无法返回故国，于是留在日本担任官职，娶日本妻子，收日本弟子，今天可以视为日本人，但陈元赟本人是以明国人，明国遗民自居，他的作品属名常为“大明武林”。
嘉纳治五郎。值得一提的是，日本古柔术的练功服也和中国跤一样是短袖的，后来嘉纳治五郎为了将柔道文明化，改成了长袖。
陈元赟和柔道的关系是什么？陈元赟在日本传艺，弟子福野七郎右卫门创立福野流柔术，后由寺田勘右卫门改为起倒流柔术。“起倒流”，从名字就可以看出，一横一竖，是注重摔投技的武术。两百年后，柔道之父，亚洲近代体育之父，日本奥运之父嘉纳治五郎从古柔术创立柔道。而柔道的两大起源即起倒流和天神真扬流，其中寝技主要来自天神真扬流，而摔投，乱取，心法等主要来自起倒流。所以说陈元赟是柔道的两大源头之一。另一个说法是天神真扬流也受到起倒流的影响。
柔道与中国跤很多技术上非常相似。但很多人都承认，从汉字的美学来说，柔道中的技术名称，远比中国跤的技术名称好听。但是，柔道的投技名称继承自起倒流，而起倒流源于陈元赟的武技。那么有没有可能，在明代，中国武术的摔投技的名称，是和今天日本柔道的投技名称类似呢？如果是，那真是礼失求诸野了。
最后，柔道从起倒流吸收的是投技，是否陈元赟所传授的仅是投技？恐怕不是。
陈元赟当时在日本传授的少林拳有“当身”、“杀活”之术,即用拳、肘和足尖猛击对方的要害,如“天倒”(前顶)、“乌兔”(眉间)、“人中”(鼻下)、“秘中”(喉)、“水月”(鸠尾)……等十余处,使对方一时气绝,足以致命。这些武功颇似今日武术家的“点穴”。
而据日籍《吾园随笔》中说:“元赟语之曰,我国有捕人术,吾未学之,然识其大势,三士问之,得其概略,更加新意,以创此术”。陈元赟说自己没有学过捕人术,但懂得它的大概套路,因福野、三浦、矶贝请教而传授给他们。由此可知,日本当时的柔术还吸收了中国衙役的捕人术,也就是现在的固技，锁技的起源。
可知陈元赟对日本徒手武术的影响，是包括当身（击打），寝技（锁技），投技（摔法）的。
下面详细为你介绍日本徒手武术之祖，大明武林陈元赟。文章较长，建议收藏：
陈元赟对日本体育文化的贡献
文/杨向东等
明末之际,来往于中国宁波和日本长崎之间的中国人中,有许多后来侨居日本,以教授汉语、发扬中国医术、书法等传播中国文化,在日本文化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这些长期侨居日本的中国人中,以陈元赟和朱舜水享名最盛,贡献最大。陈元赟在流寓日本期间,把中国许多优秀的传统文化和技艺传播到了日本,如老庄哲学、公安派诗文、少林武术、赵子昂派书法和新的陶瓷制造工艺等。
一、陈元赟其人
陈元赟(1587～1671),原名珦,又称陈五官(因排行第五),字羲都,一字士升,号既白山人,别号有芝山、升庵、菊秀轩、虎魄道人、崆峒子、瀛壶逸史等。明神宗万历15年(1587年)生于浙江杭州府余杭县,卒于日本宽文11年(清康熙10年,1671年),葬于日本名古屋建中寺。杭州府余杭县即现今杭州市西约四十里的“旧余杭”,在其北约三十里有个芝山(陈元赟别号有芝山)和窑山。其附近建有南山石佛寺(也叫南山寺)。该寺在20世纪战乱中烧毁。据说烧毁前寺中有僧人三百,皆习武。陈元赟最早接触拳艺可能是始于这里。日人山边松在日本元禄辛未年(清康熙30年、1691年)校辑《升庵诗话》后跋中说,陈元赟自言落第之后委身商客而来于长崎,患痢日久,腰钞皆尽,卒不得还。可知陈元赟在明朝科场运气不佳,不但未中过进士,甚至还不曾是举人、秀才。陈元赟少年时期,在家学程朱之学及赋诗为文之道,万历41年(1613年)27岁时,入河南嵩山少林寺习武。在少林寺紧张的生活中,在老僧人的指导下,他刻苦学习少林拳法及枪、棍、青龙刀、双刀术等。翌年下山,回到家乡。
陈元赟喜爱道家及明代袁宏道诗文,有漫游天下、求访异人于海外之志。万历47年(日本元和5年～1619年)随日本商舶到日本长崎。当时他可能是一边为贸易、一边为观光而来长崎作短期旅行。本准备待商舶贸易后,随船返回。但因患痢疾,他不得不滞留长崎疗养,并以向日本人讲授书法维持生计,同时兼习日语。这一年他刚好33岁。日元和7年(天启元年,1621年),明朝派钦差浙直地方总兵官单凤翔去日本,拟与日本幕府商谈请对方约束倭寇事宜。单凤翔到长崎后,偕同翻译沈茂人临时邀陈元赟一同去京都参与谈判。到京都后,谈判因幕府方面的推托以不得要领而终。在京都,他结识了朱子学者林罗山、京都所司代板仓重宗、汉诗人石川丈山、汉学者户田花屋、松永尺五、安东省庵、儒医野间三竹等,相与诗酒唱和。单凤翔等从京都经长崎回国,但陈元赟仍留居长崎。当时长门(今山口县)藩主毛利辉元,有放眼世界之志,优待四方贤士,遂邀陈元赟访长门。日本学者在与之交往中,都视其为“归化”民,陈元赟在许多题款中,却自署“大明武林”或“大明虎林”(即今之浙江杭州)人,不承认自己“已归化”,也以示不忘祖国故土。
在日宽永2年(1625年)4月,陈元赟去江户(今东京),曾在国昌寺教人习中国少林拳法。后来,他的名声越来越大。翌年4月,曾被召谒见将军德川家光及陆奥守伊达政宗,咏诗唱和。宽永11年(1634年)3月,陈元赟首次在江户谒见德川幕府的“御三家”之一的尾张(今爱知县)初代藩主德川义直(1600年～1650年,初代将军德川家康的第九子),以后不断有来往。至宽永15年(1638年),德川义直聘请他为尾张藩儒官。
1644年清军攻占北京,明室大势已去,而日本国内又于宽永16年(1639年)颁布锁国令。这一切使得陈元赟不得不下定决心在日本长住下来。他与日本女子通婚,并生育子女。庆安3年(1650年)尾张藩第一代藩主德川义直逝世,德川光友继任第二代藩主。从此至陈元赟逝世为止的22年间,光友继其父遗志,一直礼遇陈元赟。光友性喜艺术。当时陈元赟已是60多岁的老人,白日出仕,则在书法、赋诗等方面应付,并教授藩士子弟以经学、书法、诗文等。归家则与日本妻子及子女共享天伦之乐。陈元赟在日本写了不少著作,在日本思想史和文学史上都起过重要作用。
二、陈元赟在日本创传少林武术
日宽文三四年(清康熙二三年,1662～1663年)间,陈元赟居住在江户西久保国昌寺,以少林派武术教授寺中僧侣圭佐、久圆等。流寓寺中的武术家福野七郎右卫门正胜、三浦与治右卫门义辰、矶贝次郎左卫门三人也拜他为师,学习少林派武功。他们苦心研究,触类旁通,掌握了一些少林武术的奥秘。陈元赟当时传授的少林拳有“当身”、“杀活”之术,即用拳、肘和足尖猛击对方的要害,如“天倒”(前顶)、“乌兔”(眉间)、“人中”(鼻下)、“秘中”(喉)、“水月”(鸠尾)……等十余处,使对方一时气绝,足以致命。这些武功颇似今日武术家的“点穴”。他们三人练少林武功极为刻苦、勤奋,据说练习时把练功室内的地板都蹬掉了。其后这三人又各带徒传授,影响越来越大,并称为福野流、三浦流、矶贝流三个流派。后来福野的徒弟寺田平左卫门,糅和当时陈元赟所传授产生的各种新流派特点,经过摸索,从而创立了日本著名的“起倒流”柔术。因此,陈元赟就被日本人民称为“起倒流”柔术之祖。据日本柔道十段三船久藏所著的《道与术》(昭和33年,1958年)中说:“中国明朝人陈元赟在后西院天皇万治二年那一段时期,陈寓江户麻国寺。一些同居的浪士福野七郎(正胜)右卫门、矶贝次郎左卫门、三浦与次(义辰)右卫门等学习中国拳法旁门。三个武士通过苦练有了一定的功夫,其中福野等人开辟了新的流派。其后,作为良移新当流的祖先也以福野流为首。福野流和三浦与次的三浦流一起,在福野流的以后年代创建了起倒流。他的弟子有吉村兵助、又有吉村的弟子堀内自诺,都是非常优秀的有能之士。特别是堀内终身不娶,努力从事柔术普及工作。他的弟子高弟寺田右卫门(京都)、滝野(江户)天下闻名。滝野在浅草三筋町开辟练武场,弟子达三千人。起倒流从此兴起,广泛流行”。由此可以看出,“起倒流”是在吸收中国拳法精华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起倒流”在当时是非常流行的。原念斋在《先哲丛谈》卷二中说:“元赟善拳法,当时世未有此技,元赟创传之。故此邦拳法以元赟为开祖矣。”丸山三造在所著《日本柔道史》(昭和17年,1942年)中说:“日本之有拳法,是近世陈元赟来我国定居后传三人(福野、三浦、矶贝)之后”。日本专门研究江户史学者小松原涛在他所著《陈元赟研究》(昭和三十七年,1962年)专著中说:“我邦昔时未有拳法,归化人陈元赟善此技,传之邦人,故此技以元赟为鼻祖”。这些论著的观点说明,陈元赟所传授的拳法在日本是没有的,所以日本人尊他为此技的鼻祖。当然,陈元赟所传授的是中国拳法。据日籍《吾园随笔》中说:“元赟语之曰,我国有捕人术,吾未学之,然识其大势,三士问之,得其概略,更加新意,以创此术”。陈元赟说自己没有学过捕人术,但懂得它的大概套路,因福野、三浦、矶贝请教而传授给他们。由此可知,日本当时的柔术还吸收了中国衙役的捕人术,也就是现在的擒拿术。日人下川潮在所著《陈元赟和柔道的始祖》中说:“据歛心派之秘笈,我国(日本)所谓当身之术,即'由大明人陈元赟始传日本之杀活之法,原乃医道之秘事也’,若就歛心派、起倒派、扬心派和其他各派多数杀活法秘笈研究,则有三种差别很大的图解,但无论什么人的头发、衣服等装束全是支那人的服式,毫无疑问,此派是从支那传入。而且,研究一下各派采用此杀活法的时代,就可以知道是元赟入朝以后之事。所以,对此加以综合考虑,歛心派秘笈里的杀活法由大明国陈元赟始传的记载,恐怕是事实”。由此可知,“当身”、“杀活”等中国拳法传播对日本柔术的各流派起到了很大影响。另外,日本古籍《本朝世事谈绮》《武术流祖》《良移心当流秘书》《起到流灯火问答》《起到流拳法碑》等均有以上认可。
据嘉纳治五郎之子嘉纳履正所著《讲道馆柔道》(昭和31年,1956年)第一章第一节讲到柔术的定义时说:“空手或手持短的武器的人,攻击或防御空手或持有武器的敌人的一种拳术”,并把日本的“和”、“体术”、“和术”、“捕搏术”和空手殴斗手搏、揪打、拳法等都列为“柔术”。换句话说,柔术就是这些内容的总称。但是,把日本的一些拳术都称为柔术,那是18世纪以后的事了。此文中又说,日本在天文年间(1532年)竹内久盛就精研此术。即是说,日本在16世纪就在研究此术。但事实并非如此,竹内久盛那时研究的是小具足和要迴术。据日籍《武艺小传》记载:“小具足”别名叫“要迴”,也叫“取手”,意即擒拿术。又据日本《国民百科大辞典》(昭和10年,1935年版)记载:竹内流祖为竹内久盛,竹内久盛是美作津山城下的阱和村人,是小具足的高手,以传于后世的要迴而闻名。此流传到后世,其子常陆介滕和加贺助久吉也很有名。德川幕府的末期柔术和它的内容几乎相同。但当时的技术介于剑、抡,发展到后来的柔术的第一阶段的武术。又说“柔术是以原来中国拳术为开始的。”这里清楚地说明,竹内久盛研究的小具足,发展到后世才介于柔术之间。竹内流的后世才成为柔术流派之一。据富田常雄《柔道开创记》记载,在陈元赟于正保年间在江户的正国寺授拳之前,也就是宽永16年(1639年)前,关口流派的始祖关口柔心就以拳术闻名,被纪伊赖宣侯(有领地的侯爵)宣召为“柔术”指导,还有福野七郎右卫门的良移新当流(当时称良移新当和)是在正保年前20年元和8年(1622年)出现的。另据日本古籍《武艺小传》记载:“拳法秘书曰,现在的所谓柔术在武备志里叫拳,古时叫手搏。在日本开始是近代。”由此可见,在陈元赟去日本之前,日本已有自己的“拳术”,但柔术的产生是在陈元赟去日本之后的事。因为明代茅元仪辑录的《武备志》成书于天启元年(1621年),而陈元赟去日本是在万历47年(日本元和5年,1619年),在这之前,日本还没有“柔术”这个词。柔术是拳术的一种,最早称唐手、手搏、捕搏。在我国的武术古籍《少林拳术秘诀》中就有“柔术之派别习尚甚繁”,“柔术一端,学之不难,求精为难”的记载。柔术在日本产生之后,迅速发展,当时有制刚流、关口流、扳心流、扬心流、涩川流、竹内流、良移新当流、直信流以及后来的起倒流、天神真扬流等。在当时学习中国柔术风靡一时,柔术成为时髦的技艺。著名的柔术流派都标榜自己是中国柔术正宗,引82以为荣。在日本东京爱岩山,现在还残存一块日本安永年间(1772～1780年)题为《爱岩山拳法碑》,镌刻着“拳法之有传也,自投化明人陈元赟而起”的碑文,这是非同一般传闻的记载。
三、从柔术到柔道,最后成为国际比赛项目
明治维新时期,外来的西方文化和科学知识影响着整个日本社会,“一切都是西方的好”,成为当时的社会潮流。东京帝国大学(今东京大学)的学生,18岁的嘉纳治五郎对柔术深感兴趣,便开始向福田八之助学习。福氏死后,又就学于同派矶正智(天神真扬流)。明治14年(1881年)矶正智死后,又转学于起倒流的饭久保恒年处。他学习非常刻苦,每次进行“形”(规格化的技术)的训练后,又与30多个学员逐个进行“乱取”(自由摔练)的练习。后来他成为技艺超群、名扬全国的柔术高手。这时嘉纳有了很大的收获,学到了天神真扬流的当身技、寝技,起倒流的特色投技。由于嘉纳治五郎好学不倦的精神,苦心历访柔术名师,专心学习各柔术流派的长处,取其精华,舍其糟粕,收藏各柔术流派的文献和传书,加以深入细致的研究,最后终于创建了现代柔道。因此,嘉纳治五郎被称为日本“柔道之父”。现代柔道在技术上主要吸取了天神真扬流的“当技”(即拳打、脚踢、手砍、摔拿等技术)、“寝技”(即抱压、绞技、关节技等技术);起倒流的“投技”(即用手、腰、足等技术为主的摔法)和“舍身法”(即利用自身重力躺倒将对手摔出的方法),名称起用了直信流定名的“柔道”。嘉纳治五郎于明治16年(1883年)开始实行柔道晋升段位制度,并于明治33年(1900年)制定了比赛规则。1960年8月22日,在罗马举行的国际奥委会全体委员大会上,通过了柔道列入奥运会项目的决议。1964年在日本东京举行的第18届夏季奥运会上,柔道作为新的比赛项目而出现了,比赛一律采用日本比赛规则和裁判专用术语。
日本讲道馆学员,柔道九段山下义韶在《讲道馆之沿革》中说:嘉纳治五郎以本人所习之“天神真扬流”、“起倒流”为基础,集合各派之长,创为日本现行的柔道。“起倒流者,即将对手投倒于地下以制其自由为主之技术。”我国学者梁容若在《陈元赟评传》中说:“日本所谓柔道者,取柔以克刚之义,以锻炼身体,修养精神为目的,以虚静调息为术,能不战而仆敌,思想根源实出于道家。相传元赟实传其技,然柔之为术,元赟东渡前日本似已有之。宽永中,关口柔心已以'柔术’名于国内。元赟之功,为改进完成柔道。元赟寓江户国正寺时,浪人福野七郎右卫门、矶贝次郎左卫门、三浦与次右卫门,三人寓同寺,元赟授以大明捕人之武术,三人苦心研究,遂通蕴奥,遍传各地,屡有改进,渐与日本固有之柔术混合,迄今重于体育界”。梁容若的上述论断是比较符合史实的。他承认在陈元赟东渡日本之前,日本宽永年间,以关口柔心(1598～1670)为代表的已以“柔术”闻名于国内,号称拳法“关口派”。柔道主张道义,讲身心修养,讲尚武精神。
另据我国学者研究,在明朝陈元赟东渡日本的同一时期,在日本派往中国的使者中,有一位长崎医者叫元祖秋山四郎,原为日本儿科医生。为了钻研医学,他渡海来到中国,求教于我国的学者。来到我国后,就拜我国著名医学家兼武术家博转为师,精心研究医学和拳术。经过长时间的学习,他学会了中国拳术三手,同时也学到了28种急救方法。他回到日本以后,便独树一帜,称所学的柔术为“扬心流”,开始在日本传授他在中国所学的拳术。后来矶又右卫门在学习他的流派的基础上,又予以发扬光大,创立了一个新的柔术流派———“天神真扬流”,也在日本流传起来。
关于“天神真扬流”是不是通过博转同元祖秋山四郎的积极交流,在中国拳术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时还难以定论,有待今后考证。柔道的主要技术有投技、挡身技、寝技,这些技术中地下制人的方法在日本国技相扑中没有,而柔道的技术远比相扑要复杂得多。它的技术特点同我国的摔跤确有相似之处。另外从柔道服的演变过程和在比赛中的抓握特点也可以证明这一点。由此说明,柔道与我国拳术和摔跤等法是分不开的,他们之间存在着密切的渊源关系。根据我们所知,在陈元赟东渡日本之前,日本已有自己的拳术,而且流派众多,但发展很不完备。最早将中国少林拳术介绍到日本的是日僧大智和邵元。早在我国元朝泰定元年(1324年),游学到少林寺的大智,在少林寺苦行修炼20年。而后又有邵元禅师于明洪武12年(1379年)起久居少林寺,还曾任首座僧。他们都学过少林拳法和棍术,返回日本后,把学到的拳法棍术也传授给了弟子,积久而成为日本自己的拳法。藤泽卫彦在小松原涛著《陈元赟研究》一书的序中说:“在迎接世界运动会选手争霸的时候,把影响日本武道的中国拳法,这特技的一斑,使大家普遍知道,无论怎么说,其意义是不能不承认的”(此序再版时已取消)
四、陈元赟在日本的广泛影响
陈元赟在中国虽鲜为人知,在日本却为学者所重视,一直被视为重要的历史人物和思想家。历来不乏记载他的事迹的书籍和文章,近年来还有研究他生平和思想的专著。日本大正11年(1922年)11月,名古屋市建中寺曾举行“陈元赟先生二百五十年追远会”,并展览他的遗物。京都宇治黄蘗山曾印过一册《陈元赟研究》,作为《善邻丛书》第一册。日人童船堂舲涛曾编过《陈元赟年谱》,日人原念斋在所撰的《先哲丛谈》中,把陈元赟、朱舜水(1600～1682)与日本著名学者藤原惺窝(1561～1619)、林罗山(1583～1657)、伊藤仁斋(1627～1705)、荻生徂徕(1666～1728)、安东守约(1622～1701)等并列为日本的“先哲”。日本著名学者、社会教育家、日本本草奠基人贝原益轩在他的著作《武训》中肯定了充满道家思想的陈元赟,并说由他带来了中华拳法。日本出版的古籍《罗山诗文集》《尾张故记》《名人忌辰录》《陶器考》等书,辑录有陈元赟若干轶事。小松原涛在《陈元赟研究》中曾记述,在世界大战期间,日本的军阀疯狂地搜罗全国民间铁器、铜器,作为造炮弹之用,很多有历史价值的金属物遭劫毁失。名古屋圣德寺宽文二年(1662年)铸的一口梵钟也在征缴之列,因为发现了有陈元赟署名的铭词,得以免毁,留作今日的国宝。在陈元赟死后280年,他署名的几行金文,还能消除疯狂、为世界和平做出贡献,足见他在日本影响之广之深。这口梵钟的铭文为:“运丁灰劫,再新琳宫;琳宫司漏,多孔鸣铜;警醒旦暮,震觉昏蒙。百千万劫,圣德善功”。1955年,日本起倒流和古武道研究会在东京还为陈元赟建立了纪念碑,以志永久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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