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州城的城垣变迁
严州建城的最早记载为唐中和四年（884），“陈晟筑罗城。周回十九里，高二十五丈，阔二丈五尺”。（刁衎《大厅记》）中和四年离唐王朝覆灭只有23年。
就在四年前的广明元年，黄巢大军从岭南广州入浙，打下了睦州。陈晟原为镇海节度使周宝的部将，乃周宝建立的精锐部队“八都”之一的清平都主将，凭借武力夺取了睦州。陈晟所筑之罗城应为不高的土城。但即使如此，建成周长十九里的土城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如果按现代的计量标准换算，城区面积约为5.6平方公里，是现在梅城镇城区面积的4倍。许多人（包括一些地方志）都将罗城误作严州城的名称。其实罗城即外城，是相对于内城而言的，钱镠就在杭州建过罗城。罗者，罗列、包罗也，《严州图经，城社》中将“罗城”和“子城”并列叙述：
“罗城周回十二里二步”，“子城周回三里”，即为明证。
清代学者胡三省说得更加明白：
“罗城，外大城也；子城，内小城也。”
大南门（澄清门）外
第二次筑城是在宋徽宗宣和三年（1121），
“方腊既平，知州周格重筑，缩为十二里二步”（明万历《严州府志》卷三·经略志·城郭）。
面积约为2.25平方公里，比唐城缩小了一半。这一次建城有了城门的记载：
“东日望云，南日定川、日安流，西日安泰、日和平，北曰嘉贶，东北日百顺，西南曰善利”，共八门，规制也不小。
《严州图经》有一幅《建德府外城图》，标有八门，画出了包围西湖的复城。看来，民间传说后来将西湖隔出城外形成“独目不成龙”以砍断龙脉的说法确有一定的历史依据。
宋宁宗嘉定六年（1213），因城墙“岁久颓圮弗治，至为樊墙以限逾越。知州宋钧复兴板筑。”（景定《严州续志》卷一·城关）这次修筑花了一年半时间，
“凡东西八百二十有二丈，南北三百四十有四丈。”
换算成今制，约为3.75平方公里，比起北宋末年似有扩大。这可能与当时严州人杨桂枝正在宫中当皇后有关，所以施工的质量特别好，“濒江一带，雉堞如制，累经巨浸莫能坏。馀虽土垣，犹乃坚好”（引文同上）。
大南门（澄清门）城楼油画
严州城的最后一次建筑是在元末明初。
元至正二十一年（1361）五月，建安府（至正十八年李文忠克建德路，改为建安府）守将李文忠重筑府城，“西北移入正东三百五十步，正北移入八十五步，正南移出一百六十步，周八里二十三步六分，高二丈四尺，阔二丈五尺”，约合1.02平方公里。设城门五座，“东曰兴仁，西曰和义，南曰澄清，北曰拱辰，西北曰武定。各覆城楼，护以月城——惟北无月城”（万历《严州府志》卷三·城郭），梅花城也应建于此时。
除了五座旱城门外，还有四座水城门，
“一在拱宸门西，久塞；一在建安、秀山之间，名水戽（斗）门；一在兴仁门左，旧有闸，以司启闭；在和义门南，通西湖”（民国《建国县志》卷六·建筑志）。
50年代初从东门入城，过了老虎桥，穿过两座石牌坊，绕过东湖东南角上的关帝庙，往北拐就是东湖坝了。坝上安卧着一只石刻的水牛，边上还有一根拴绳的石柱，石牛是卧着的，很低。东面旧城墙那里有一个水门。现在是早已湮没了。石牛也在“文革”中被推入湖中，不见天日。水戽门和西湖边上的水门则至今犹存。水戽门实为水斗门之误。斗门原是设在堤堰上用以宣泄洪水的闸门，因为城北乌龙山之水经此入城，此处水门有如斗门，可以防洪，故称之为“水斗门”。
西湖水门
严州水斗门还与鼎鼎大名的武松有关。“宋江平方腊”时，武松奉命潜往睦州城中打探军情，他从城北的水门而进，却被预设的飞刀切断了左臂。城破之后，他以一只右臂活捉了方腊，这就是严州父老津津乐道的“武松独臂擒方腊”的“老古话”，也是地方戏文和讲大书（评话）的精彩片段。
水斗门的城墙和水门至今保存完好，巨石砌成的水道被流水冲刷得滑溜发亮。斑驳的古城墙刻进太多的岁月沧桑，作为历史的见证，默默地屹立着，似乎在等待人们的叩问。
水斗门
面城墙上的水门，内外连着蔡家塘和西湖两个湖塘。每次从残存的、已被辟成菜地的西城墙上走过，我都要停住脚步对它端详一番，思绪也会飞到遥远的千年以前，昔日严州城的繁华如过眼云烟，飘散在眼前。
严州城的规模从明初至今的六百多年里再未有大的变化。其间虽经多次修葺，但都是在原有的基础上修修补补。这样的修补历朝以来一直没有停过，从明代至民国，有史记载的共25次。现仍然保存的两个城门是南边的澄清门和福运门，其余东、西、北四处城楼已于民国五年被建德县知事夏日璈拆去。抗战时期，为了躲避日寇飞机的轰炸，“逃警报”方便，国民政府下令拆去东、西、北三面城墙。
因为有天然的护城河，所以严州城有城无池。对于这一点，地方志上是这样阐述的：“南临大江，东界碧溪，四控西湖，北引乌龙山之水”，利用天然地形作为护城河，这是不多见的。
严州的城门也和城墙一样经过多次变迁。
最初（有文字记载并有图的）为八门，即北宋末年“方腊既平”之后严州知州周格所筑的八门。
第二次为元至正二十一年（1361）李文忠所筑的五门，但东门却开在东南角，月城外的城门更是朝向东南巽位。这与当时的风水理论有关。巽位是生门。按卦德说，巽，入也。巽为风，风无孔不入，其性质为入。按卦象说，巽为商旅，为股肱，为利市，因而将东门开在东南巽方，有迎气，纳财，期盼兴旺的含意。
清道光元年（1821），知府孙德涵修城，“改复兴仁门之月城门向东”（民国《建德县志》卷六·建筑志）。改偏为正，除了“前临通衢大道，正直无偏”（童占元《立向论》，见民国《建德县志》卷六·建筑志），方便人民出入以外，还从风水理论作了论证，认为东方为震，“万物出乎震。天地之气机，万物之生发，人民之兴作，胥于是始。正郭（璞）氏所谓‘朱雀源于生气，朝于大旺，流于因谢也’”；四年后又“重开小南门，榜日‘福运’”，让其承担起东南巽位迎气纳财的功能。对此，严州知府聂镐敏这样解释：
“婺江为本省金衢台温处五府，外省两广、湖南、江西、福建之孔道也”，其人流物流非“新安江之出自徽州一郡”可比，因此，“开设小南门，与婺江相向”，可以“辟户纳其款；且便往来商旅，就近分泊，使舟楫用济之众”（聂镐敏《重开小南门记》，见民国《建德县志》卷六建筑志）。
随着明代水运兴旺而开设的小南门，因明末战乱废置封闭，清中叶恢复发展后又有了重开的需求，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清代严州经济发展的曲折历程，也为钱塘江航运史的变迁留下了珍贵的史料。
清朝耳目坊（建于明万历三十四年）
从城内的交通来看，小南门正对城北的县衙，其间的字民街，是一条仅次于府衙正街的繁华街道。太平天国战乱后，字民街毁于战火，小南门也冷落下来，再也没有振兴。
明初封闭小北门（柏顺门）亦缘于风水理论。按八卦方位，东北方为艮，艮为鬼门，邪气、煞气皆由此而来，故必须建墙以挡之。
州城的官道取西北方乌龙岭也与风水理论有关。西北方为乾，乾为天，天又引申为天子（皇帝）所居之处。因此，通往京城的官道要定在乾位西北方。
澄清门（大南门）外原来还建有一座既济亭。“既济”为《周易》第六十三卦的卦名，其卦象为离下坎上。离为南，属火；坎为北，属水。水在火上，有水火相济之义，其象辞为“君子以思患而豫防之”，体现了先民们的犹患意识。严州多大水，建亭于此，标明“既济”，有提醒人们时刻不忘不水火之的意思，因此建亭者黄书霖说：建既济亭“不惑于风水，而更神于禳拔”，不是讲迷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