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迦派的炫目时光:八思巴的两个遗产
原创白发布衣的藏地读行2020-11-06 07:59:31
《西藏的教派时代》第八篇:
1264年,八思巴回到了久别的故乡,临行前亲密战友忽必烈给了一份“珍珠诏书”。
在这份保存“珍珠诏书”上,元朝的大BOSS充分表达了诚意,反复重申八思巴的上师+国师地位,具有“统领所有僧众”的职权。
当然了,忽必烈也不全是挥舞大棒子,珍珠诏书里也写了他的优待政策。
“对遵依朕之圣旨、懂得教法之僧人,不分教派一律尊重,不准欺凌,不准摊派兵差赋税劳役。寺庙所有之土地、水流、水磨等,不可夺占、收取,不可强逼售卖……”。 [1]
忽必烈做了能做的一切,萨迦派走得稳不稳当,还得看八思巴自己。
说实话,萨迦派要是没蒙古人扶着,真没机会走到统领全藏的层面。
八思巴当然不希望萨迦政权要靠蒙古人的刀顶着,他也有自己的尊严。
很多时候,尊严的多寡取决于解决问题的能力,现在要凭智慧让萨迦派站得稳。
但说着容易,实施起来却很难,八思巴的道路上有着很多深坑。
吐蕃王朝崩溃后,西藏便进入长达四百多年的割据时代,期间再未出现一统全藏的势力。
也就是说,大家都习惯了在自己的一亩三分地上玩耍,突然头顶上要出现一个嗓门更大的,着实有点不爽。
可蒙古人绝对不能接受刺头的存在,萨迦搞不定,马刀肯定更有说服力。
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坑是蒙哥挖下的。
他执政时,确实兑现了成吉思汗起兵时的承诺,“取天下了呵,各分地土,共享富贵”。[2]
但他分封土地给王公的做法,恰恰成了忽必烈治藏策略的阻碍。
那些手里拿着蒙古王公诏书的各派势力,对新游戏规则的接受程度,还是个疑问。更何况这个新的游戏规则,是要在他们之上,蒙古人之下,建立一个新的管理层级。
要说大家都直接对蒙古人蛰伏,估计没啥难度,毕竟力量碾压的态势傻子都能看出来,但萨迦派走到大家头上,这就有点那啥了?
明面上不说,暗地里阴奉阳违,萨迦派也会很难受。
这就像总公司充分授权了,可分公司经理摆不平下属,还谈什么尊严?
八思巴是个聪明人,他要想出一条釜底抽薪之计,既不给大BOSS添乱,又能让其他教派闭嘴。
经过旅途上的长时间思考,他决定重新划分西藏的势力范围,这个重新洗牌的计划,便是“十三万户之封”。
但洗牌之前,总要知道手里有多少牌才行。
所以,在还没划分万户之前,他首先进行了括户(人口普查)。
蒙古汗国对西藏人口普查至少进行过三次,第一次是在阔端时期,主要以萨迦官员为主,蒙古官员的参与度很低。
第二次是在蒙哥时期,主导括户的变成了蒙古官员,萨迦派辅助,括户之后紧接着便是分封诸王。
忽必烈时期是第三次,这次主导与辅助再次调换,由八思巴全权负责。
《汉藏史集》记载:“及至藏历土阳龙年(1268年),皇上所遣金字使者抵达,对于米德及其土地,冠以大蒙古之名称,进行数据清查统计”。
这次括户除了人口普查,还进行了米德(俗民)和拉德(神民)的划分。
米德(俗民)是世俗领主所占有的农奴,“米”就是“人”,“德”是普通百姓的群体单元(一个村庄就叫一个“德哇”)。
米德要向领主和元朝两级政府承担劳役和赋税,他们也是元朝统治的最基本单元。
拉德则是“神选之民”,指专门为寺院和宗教领袖服务的户口。
“拉”可直译“神”、“天”,特指寺院或僧人。[3]
拉德享受免差、免税的待遇,相当于比照了元朝给寺院和僧侣的待遇。将拉德单独划出,是八思巴为保证寺院经济的决定。
虽然,目前没有一件文献,能明确地解释米德、拉德是如何划分的。
但结合多种史料记载,我们大概可以知道,在每个万户中拉德的比例约占六成左右。
《汉藏史集》在讲述元代西藏户籍制度时,曾提到,“按照规定建立的万户,都划分出六个千户为拉德。”[4]
僧团与帝国四六分账,显然是经过妥协的结果。
作为一个宗教领袖,八思巴肯定希望拉德越多越好,但比例太高忽必烈未必能接受。
《贤者喜宴》就记载,忽必烈很有技巧的,撅了八思巴“上师何必讨要米德?”
统治西藏从来都是赔钱买卖,哪个中央政府心里都清楚,能做国家最高领袖的都不是守财奴,该花的钱必须得花,但能少点总比多花强。
米德、拉德的比例敲定了,相当于消除了变量,剩下的都是常量,毕竟大饼的面积是不会变的,就看怎么拿刀切了。
《汉藏史集》记载的万户名号[5]
1267年,八思巴最重要的政治遗产完成,整个西藏被划分成了拉堆洛、拉堆绛、曲弥、绛卓、羊卓、甲玛、嘉域、止贡、帕竹、蔡巴、雅桑、夏鲁、达垅(阿里芒域)十三个万户,并分别任命了万户长、和千户长。
至此萨迦派的行政基础正式确立,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没有任何一个势力敢触其锋芒。
因为,在他划分的十三个万户里,有七个万户(拉堆洛、拉堆绛、曲弥、绛卓、羊卓、甲玛、嘉域)是萨迦派的坚定拥趸,其中的绛卓、羊卓两万户,更干脆是为有功的萨迦本钦而设。
在日后爆发的权力斗争中,这些万户始终坚定地站在萨迦派身后。
当初是谁给的馅饼,自己心里能没数吗?!
其余的六个万户(止贡、帕竹、蔡巴、雅桑、夏鲁、达垅),背后都有各自的教派支持,封地也都是固有的教派控制区,可认为是八思巴拉拢妥协的产物。
其中的夏鲁万户与萨迦派有姻亲关系,而雅桑万户则是萨迦从帕竹万户中硬切出来的,二者也都要算在萨迦派的朋友圈里。[6]
凭借这番操作,萨迦派在蒙古人大碾压的背景下,在西藏建了个小碾压的背景。
当然这也不能怪八思巴,萨迦派从班智达开始便奔走呼号,拼了将近30年,才铸就了现在的炫目时代。
好容易熬到了掌控权力的时候,别人又凭什么要求平等待遇呢?
平等这种奢侈品,从来都是奋争而得,指望别人用骑士精神赐予,根本就是做梦!
好在八思巴的吃相不算难看,至少还顾及了多数人的利益,否则就算有蒙古人撑腰,十三万户的推行得如此顺利。
再说得冷一点,从来就不存在一种,能满足所有人利益的改革方式。
改革就是利益的重新分配,是用一个群体的利益,来保证另一个群体的利益。
八思巴完成的十三万户划分,彻底改变了西藏的政治版图,将始于蒙哥汗时期,互不隶属的万户之封,整合成了一个完整的行政体系,并能和元朝的操作系统无缝对接。
这套以萨迦派为核心的行政体系,便是通常所说的萨迦地方政权。
此后,萨迦地方政权以八思巴和历任帝师为最高领袖,以萨迦本钦为行政首脑运行。保证了凌驾于其他教派之上的权威,也让实力暴增的萨迦派,成为了西藏历史上最重要的教派之一。
从离开大都返回西藏,到十三万户划分完毕,经过了丈量土地、户籍统计、行政区域划分,再加上可以想见的沟通、妥协和打压。
如此千头万绪的工作,不过耗时三年便悉数完成,八思巴的才能确实堪比天人。
可就在些神仙都要忙到死的工作之余,他居然还有余力干了另外一件大事,给忽必烈创造了一种新文字。
蒙古汗国在建立之前,一直没有规范性的文字。
1204年,成吉思汗西征时,乃蛮掌印官畏兀儿人塔塔统阿虽遭逮捕,但依然牢牢守护着国家印信。
成吉思汗嘉许他忠心为国的行为,便命令他掌管蒙古国的文书印信,并用畏兀字(一般称为回鹘文)书写蒙古语,学界称为“回鹘体蒙古文”。
忽必烈定鼎大都后,可能为区别于其他四个蒙古汗国,便提出让八思巴创造一种全新文字的设想。
1268年,八思巴回到大都时,献上这套脱胎于藏文字母的“蒙古新字”,也称八思巴文。
忽必烈马上下令,将“蒙古新字”定为官方文字,在全国推行。
公允地说,八思巴文在元朝推行得很不顺利,主要是因为八思巴文的字形很难辨识,有时还仿效汉字篆书的写法,让民众处于懵圈的状态。
元朝虽屡次下诏,要求用八思巴文“拼写一切语言”,但民间普遍使用还是汉字。
所以,八思巴文的使用范围主要是官方文件和印章。
等到元朝被朱重八这狠人便成了北元,八思巴文便寿终正寝,蒙古文又回到了之前的回鹘体。
由于八思巴创立新字的功劳,加之1270年又给忽必烈来了第二次灌顶仪轨。
忽必烈晋升八思巴为帝师,封号全称为“普天之下,大地之上,西天子,化身佛陀,创制文字,护持国政,精通五明班智达八思巴帝师”。
从八思巴与忽必烈不断刷新的亲密关系上,可以总结出一条官场必备的金科玉律——不断在领导面前“保鲜”!
不断帮领导搞定一些“小事儿”,还要不断给领导制造些惊喜,让领导经常刷新对你的认知,离不开你这根“拐棍”,剩下的事就都好办了。
就像八思巴把西藏事务搞得溜光水滑,不让忽必烈费心思,再给他弄个蒙古新字,制造点小惊喜,君臣之间的友谊,自然就能水涨船高。
参考书目:
[1] 、《帝师八思巴传》__ 陈庆英译;
[2] 、《元朝中央政府对西藏的统治》__ 沈卫荣;
[3] 、《蒙元王朝在西藏的_万户_概念辨析》_敖举·嘉样成来、扎扎;
[4][5]、《汉藏史集》_达仓宗巴·班觉桑布_陈庆英译;
[6]、《朗氏家族史》__大司徒·绛曲坚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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