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百四十八篇  《红山文化考古记》问世

　　　　　与红山文化对话四十年 　　《红山文化考古记》问世

图1 台湾在内陆展出的红山文化藏品。

图2 台湾在内陆展出的红山文化藏品。
“我是谁?从哪来?到哪去?”这是一个古老的哲学命题，也是思想诞生以来，无数人曾 经思考以及正在思考的问题。不同的人对这一命题会有不同的感悟与领会，但，相同之处在于，感悟的过程都是在追问生命的源头以及生命的价值。
“1984年10月31日的上午。初冬的辽西山区显得格外安静。工地上只听到小铲碰动泥土的沙沙声音。这几天人塑像残件的接二连三的发现使参与发掘的考古工作者都有一种预感，可能有更为重要的发现在等待着……渐渐一个人头的轮廓显现出来了……一尊女神头像终于问世了。她仰面朝天，微笑欲语……”这段充满神圣感与神秘感的文字片段来自今年1月刚刚出版的新书《红山文化考古记》，作者郭大顺便是这一历史事件的亲历者。当时的场面被摄影师捕捉了下来，次年，以《五千年后的历史性会面》为题获奖。对于郭大顺来说，早在上世纪70年代，他和他的工作伙伴们便展开了一场与五千年前文明进行对话的漫长旅程。至今，依然在继续……
《红山文化考古记》问世时，郭大顺刚刚跨过古稀之年，“人到七十古来稀”，尽管年事已高，他却依然充满热情地沉浸在红山文化的世界中，不断探索和感受着新的发现，并且收获着新的感悟。因此，当2009年2月9日，记者在他家中进行采访时，体会到的是一位考古学者对于科学研究的兴奋和期待，正如《红山文化考古记》封面上那块在陈旧手稿中依然散发着夺目光彩的玉器一样，昭示着人类对于文明的探索永远不会止息。
郭大顺作为一位多年专注于红山文化研究的考古学家，他工作和生活的历史，从一个侧面折射出了近三十余年来的红山文化考古史，这三十余年，也是红山文化考古发现取得最重要收获的一段时期。
《红山文化考古记》便是他以亲历者的口吻，既通俗又严谨地讲述了这段不同寻常的考古历程。
“红山文化”、“牛河梁”、“坛庙冢”……这些名字对许多人来说并不陌生，大众对它们的记忆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但，事实上，鲜为人知的是，红山文化的发现史可以上溯到一个世纪之前。
1908年，日本人类学家鸟居龙藏发现了赤峰市郊的红山后遗址，从此开始，一代又一代科学家不断逐渐揭开红山文化的面纱，它的面目越来越清晰地呈现在世人的面前。
《红山文化考古记》并不是郭大顺的第一本专著，但是，他撰写的有关红山文化的专著却是第一次由辽宁的出版社负责出版。他认为，这是一件颇具意义的事情，因为，这表明了辽宁越来越重视自身的文化建设，作为“牛河梁”的所在地，辽宁有义务也有必要投入更多的精力去研究和宣传红山文化。
郭大顺作为一位多年专注于红山文化研究的考古学家，他工作和生活的历史，从一个侧面折射出了近三十余年来的红山文化考古史，这三十余年，也是红山文化考古发现取得最重要收获的一段时期。《红山文化考古记》便是他以亲历者的口吻，既通俗又严谨地讲述了这段不同寻常的考古历程。
郭大顺从北京大学毕业后，1968年被分配到辽宁省博物馆，从此就一头扎进了辽西古文化的研究工作里。
“辽宁西部地区，主要是朝阳市以及相邻地区，这里是全国有名的干旱区和贫困区，却又是古文明发达较早的地区。这与世界诸文明古国的状况倒有些相似。”
郭大顺在《红山文化考古记》中提出，只要走出根深蒂固的中华大一统观念，放眼各大考古文化区与中原同步或大致同步发展并相互影响，尤其是重视北方古文化和南北文化结合的作用，那么眼光就会为之一亮。在苏秉琦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理论的指导下，牛河梁考古遗址的发掘工作，具有着史诗般的意义。
2009年1月，郭大顺应邀在朝阳师专举行了为期三天共七场的
“牛河梁遗址考古发掘大型学术讲座”，讲座的第一部分是“学术准备”。过去，大家都认为考古发现存在很大的偶然性，牛河梁遗址的发现却有其必然性，那是经过了很长时间的学术准备的结果。在学术上给予牛河梁遗址考古发掘工作以指导的便是郭大顺的导师苏秉琦先生。苏秉琦创建的中国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