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院之城】“直隶总督与保定莲池书院五十讲”第四讲——孙嘉淦与乾隆初期莲池书院

《莲池周刊》赵琳

保定直隶总督署博物馆  吴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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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定市第十二次党代会报告指出：要积极传承创新新时代保定文化。加强保定文化标识塑造，全面打造燕赵风骨、直隶风韵、革命风华、京畿风范的文化风貌。依托“清末之冠”的莲池书院，充分挖掘二程书院等唐代以来近50所书院的历史文化资源，打造“全国书院之城”。

时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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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督首倡北学，学者云集上谷

——孙嘉淦与乾隆初期莲池书院

莲池书院从创建伊始，院长的选择权就在直隶总督手中。在乾隆元年（1736 ）的上谕中，可以看到：“凡书院之长，必选经明行修、足为多士模范者，以礼聘请。”寥寥数语，指明了选聘院长“劳资”双方的要求。

所幸的是，在书院存续的百余年间，直隶总督基本都是有识之士，所选聘者均为当时比较出色的学者。

总督讲课，学者云集

直隶总督孙嘉淦

乾隆三年（1738），直隶总督李卫因病去世，由孙嘉淦继任。孙嘉淦（1683—1753），字锡公，又字懿斋，号静轩，山西兴县人，早年家境贫寒，边耕边读。康熙五十二年（1713）中进士，改庶吉士，授翰林院检讨。雍正四年改祭酒，命在南书房行走。后累迁顺天府尹，刑部侍郎，署理河东盐政等职。1736年，乾隆帝（弘历）即位，召孙嘉淦来京，以侍郎候补，后任吏部侍郎，都察院左都御史，吏部尚书兼管刑部等职，官职协办大学士。孙嘉淦是康熙年间的进士，又在雍正朝任职，是名副其实的三朝元老。他一生精研六经，也是躬行理学的大学者，又以敢于直言进谏而著名，“尤为时人所慕”，其秉性以有胆气闻名于朝野。他是一个躬行理学，以至诚待人，久负直声，屡踬屡起的封建官吏。在乾隆帝即位之初上疏《三习一弊疏》被誉为清代“奏议第一”，直隶总督《居官八约》也出自他手。

乾隆皇帝继位后，年轻有为，相中了敢言直谏的孙嘉淦，擢升他为左都御史兼吏部侍郎，专管监察。于乾隆三年（1738）十月授孙嘉淦为直隶总督。孙嘉淦担任直隶总督的时间并不长，只有乾隆三年至六年（1738年- 1741年）短短三年。在这三年里，他解除酒禁，治理河道，秉公执法，取得了明显的政绩。史书记载，乾隆皇帝来直隶考察吏治民情，看到农村粮食丰收，喜悦之下，赐给直隶总督孙嘉淦一首御制诗：

赐直隶总督孙嘉淦

（清）高宗弘历

霜落平原秋已深，鸣驺不为散幽襟。

如京稻黍村村景，慰我君王望岁心。

莲池书院的官学化背景，使得直隶总督与莲池书院的师生建立了连绵不绝的情谊。作为一代文臣，孙嘉淦曾有在京师太学讲课的经历。莲池书院距离直隶总督署仅百步之遥，孙嘉淦公闲时常亲自到书院讲授课业。由于孙嘉淦的倡导，“北学”一度在直隶地区盛行。北学，即历史上形成于直隶（今河北区域）的思想学说。莲池书院的良好学风，与孙嘉淦有密不可分的关系。总督讲课，学者云集，师生互动，成一时之盛。

直督邀请，夏宗澜任山长

孙嘉淦任直隶总督的第二年，已是72 岁高龄的首任山长张鳞甲告老还乡。乾隆五年（1740）春，孙嘉淦邀请著名学者夏宗澜，出任莲池书院第二任山长。夏宗澜，字起八，号震轩，出生于江苏江阴，具体年代不详。其曾祖父夏维新参加过江阴抗清保卫战，中过举人，被江阴典史陈明遇聘为粮饷主管。父亲夏敦仁曾著有《十七史论》等，与著名理学家杨名时同窗，也是长于经史的史论家。幼年的夏宗澜干练机敏，通晓诸经。后作为文行兼优的生员，被省学政选拔，入京师，成为拔贡生。父亲去世后，他远赴云南，拜杨名时为师，在其门下七年之久，学习清初理学家李光地的“易说”“诗说”。乾隆元年（1736 ），杨名时回京为礼部尚书兼国子监祭酒，举荐“经明行修”者七人，夏宗澜即在其中，被授为国子监监丞，掌绳愆厅，领六堂。绳愆厅是什么机构？“绳愆”正如字面，是用准绳衡量过失的意思，“绳愆厅”也就是纠正过失的地方。北京国子监内博士以下的所有教职员工和监生，凡有违反规章制度的人，都归绳愆厅处罚。夏宗澜执掌绳愆厅，国子监内的六堂师生都由他管理。此外，夏宗澜与吴鼎、吴鼐、梁锡玙、官献瑶等分经讲学，极一时之选，有“四贤五君子”之称。

乾隆二年（1737），杨名时病故，夏宗澜失去依靠，落职。夏宗澜受邀出任莲池书院山长，正是在落职之后。乾隆五年（1740）著名学者夏宗澜应直隶总督孙家淦的邀请到莲池书院任山长。除了莲池书院，他还曾到江夏、靖江等书院任山长。比如乾隆十五年（1750 ），他就曾到浙江杭州的紫阳书院任职，与游俱当世硕儒，在当地的史料中留有记载。乾隆二十七年（1762 ），乾隆第三次南巡时，夏宗澜才以迎圣驾受恩复职。

在莲池书院任山长期间，夏宗澜主讲《周易》《诗经》等课程。他以师生问辨的方式进行教学，不是老师有讲而无应，学生有读而无问。

夏宗澜撰有《易义随记》《诗义记讲》及《莲池唱和集》，前两部著作是他听杨名时讲课时的笔记和自己在听讲时的发问与体会，他在莲池书院讲学时，即以此二书为蓝本，被视为理学的正传。（李光地治程朱理学，康熙皇帝的《性理精义》、《御纂来子大全》、《周易折中》均经光地校理，而杨名时又是李光地的入室弟子），不是“异学”或“俗学”；同时，以师生问辨的方式进行教学，不是老师有讲而无应，学生有读而无问。在两本书中都可以看到“杨文定先生讲授，门人夏宗澜记”字样，表明了内容的由来。

冬日的古莲花池

杨名时所作《易义随记》序言

《易义随记》有杨名时于雍正十年（1732）所写序言，其中写到：“乙巳九月夏子起八来滇，与语辄相契洽，其英分有过人者，因留署中，以时艺作课程，暇则举经书大意言其梗概。”清楚地记叙了雍正三年（1725），夏宗澜到云南求学的过程，其才华得到了杨名时的认可，所以留在身边学习。

“起八于讲诵之下，惧过而易至遗忘也，随日有所记录……自是熟之复之，返求而默识于心，随时而体察于事。此则余之所厚望而亟以之自勉者也。”夏宗澜听了老师的讲诵，为防止遗忘，便都记录下来，随时复习熟记体会，令杨名时倍感欣慰。

夏宗澜《诗义记讲》

《诗义记讲》分为四卷，包括总论、国风、小雅、大雅、颂，以及夏宗澜所写读诗所记。尹会一作所序言中写到：“庚申之秋，予陈情旋里，过保阳于莲池书院，因得识山长夏君，觇其容，听其言论，观其立教之日程，循然莫不有规矩。”保阳即保定，乾隆曾在此写下“直省督勤书院规，保阳独此号莲池”。乾隆五年（1740），尹会一得恩准归乡路过莲池书院，结识了夏宗澜。

“夏君旧游于杨文定公之门，由文定以上遡文贞先生诗易之学，师弟间问辩多年，相说相长，义举其大而旨探其微，爰是笔之于书，得诗义讲授共若干卷，其文集则文定公亲笔以授夏君。”夏宗澜在杨名时门下读书时，学习的是李光地的诗易之学，就经常与同门师弟问辨，深入浅出，共同进步，并将诗义讲授写成书。这里也提到《易义随记》由杨名时亲笔作序的事。

夏宗澜不仅将所学记录下来，而且将在莲池书院授课的讲义结集为《易卦札记》，《四库总目》著录四卷，钞本收藏在国家图书馆。其中有“江阴夏宗澜震轩氏记，及门同校，同学宜兴潘永季方陵氏评点，赣榆董霑雨若氏参阅”，正文首列《易例举要》《读易指要》二文，然后依据六十四卦之次序，讲解《周易》上、下经，以阐释义理为主，后附《六十四卦诗》。

国家图书馆藏清钞本《易卦札记》

《易卦札记》有两篇序言，分别由尹会一和秦蕙田所撰写，前者写于乾隆八年（1743）秋，后者写于乾隆九年（1744）秋。

尹会一所作《易卦札记》序言

在尹会一所作序言中，可以了解到此书的由来。“兹书之成，则主教莲池书院，与诸生问辨所及，随笔以志不忘者也。”这本书是夏宗澜在莲池书院任山长时，与学生问辨时所记录下来的内容。他还提到：“有择焉而精者，有语焉而详者，有贯而通之可以发前古后今之蒙者，有引而伸之，触类而长之，总不离乎性命、身心、家国、天下之实理，而可与好学深思之士相印证者。”该书为夏宗澜讲义的精华，贯通古今，触类旁通，内容围绕性命、身心、家国、天下之理。

“良由震轩之学，无时不以检身克己为心，以此体易，以此用易，即以此讲易，夫是以率其辞而揆其方，钩其玄而并提其要也。”从中可以明白，夏宗澜研究易理，从自身出发，在理中寻找处事规律，寻求奥妙，提纲挈领。用现代话来说，便是“从理论到实践”的过程。

秦蕙田为宋代著名诗人秦观的二十六代孙，乾隆元年进士，授编修，累官礼部侍郎，工部、刑部尚书，两充会试正考官。他认为夏宗澜之作，“一本洁净精微之旨，虚其心以相体验，宜其有得于四圣之旨，而达乎性命之理也。”也表达了同样的意思。

夏宗澜以书法见长，尤善擘窠书。“擘窠书”最初是篆刻印章用语，泛指匾额所用的书体，也称为大字，一般指的是楷书。性情刚直的夏宗澜，诗文雄健，也留下了不少经典之作。在这些诗文中，能读到其豪迈的气势。

冬日的古莲花池

  他们都曾在书院讲学

在夏宗澜担任山长期间，直隶总督孙嘉淦、清河道员鲁之裕、理学家尹会一等人常来书院讲学。

第一位大学者鲁之裕（1665—?），字亮侪，湖北麻城人，康熙五十九年（1720）举人。在官多政绩，对发展生产、革除旧习等方面多有建树，尤精于兴修水利。于书无所不窥，有《式馨堂诗文集》《下荆南志》《经史提纲》《九经补韵》等著作共二百余卷，又著有《长芦盐法志》。袁枚在叙事散文《书鲁亮侪》中，曾形容鲁之裕为“奇男子”。他为人气概豪迈，不随俗俯仰，于乾隆三年至五年（1738- 1740）任直隶清河道和直隶布政使司参政，驻保定，清代文学家袁枚说：“己未（引者按，指乾隆四年，即1739）冬，余谒孙文定公于保定制府。坐甫定，阍启清河道鲁之裕白事。余避东厢，窥伟丈夫七十许，高眶大颡，白须彪彪然，口析水利数万言。心异之，不能忘”。因此鲁之裕于公暇也常到莲池书院讲学。

第二位大学者尹会一（1691—1748），字元孚，号健馀。直隶博野（今河北博野县）人。雍正二年（1724）进士。曾任河南巡抚等职，常秉母亲所教处理政事，得到赞誉就归美于母亲。官至吏部侍郎督江苏学政。他终生以理学泽人，治学务在力行，事母至孝。有《君鉴》、《臣鉴》、《士鉴》、《女鉴》、《洛学编》、《抚豫条教》、《健馀先生文集》等著作。乾隆四年（1739）冬，上陈情疏，要求回故里为七十多岁的母亲养老送终。皇帝知道他孝顺，而其母亲李氏又有贤名，就批准了他的请求。在回乡事母期间，他常应邀到莲池书院讲学。尹会一曾辑录了清初十余位直隶学人文章著成《北学编》一书，尊崇并延续北学，使之成为体系化的专门之学。但乾隆对北学十分反感，乾隆四十六年（1781），乾隆驻跸保定，找了个借口，就把尹会一的长子尹嘉铨杀了，其个人和著作的命运也就在劫难逃。此后，北学在莲池书院一度绝迹，直到嘉庆四年（1799 ）尹嘉铨案才被朝廷平反。同治年间，北学再次在莲池书院得以复兴。

学者夏宗澜主导的莲池书院，直督孙嘉淦、清河道鲁之裕、理学家尹会一等人常来书院讲学。黄彭年在为鲁之裕的诗集题跋《书鲁亮侪诗册后》时写道：“亮侪先生始官河南；归里复出，官直隶。此册中署戊午、庚申，正直官清河道时；丙岁，则归里旧作也。亮侪性伉爽，仪度修伟，有奇男子之目。诗、字皆脱洒不群。起老者，夏震轩先生[宗]（文）澜。是时，文定公官总督，亮侪官清河，尹健馀侍郎方陈情归，而起老主莲池书院，相与讲学，称为极盛”。文定公是孙嘉淦的谥号，亮侪指的是鲁之裕，尹健馀即尹会一，起老为夏宗澜。文中所记叙的，正是莲池书院名师云集、师生互动的良好学风，可谓一时之“极盛”。

这种名师云集，师生互动的良好学风，是直隶总督孙嘉淦带给莲池书院的福音。

结语

乾隆朝初期，直隶总督孙嘉淦、著名学者夏宗澜、鲁之裕、尹会一等人主讲莲池书院，北学一度在直隶大行其道。尹会一是清朝有名的道学家，终身钦慕颜李之学，但言义理仍宗程朱。尹会一曾辑录了清初十余位直隶学人文章著成《北学编》一书，详尽阐述北学要旨。

孙嘉淦晚年，官至吏部尚书、协办大学士。著作有《诗经折中》、《春秋义》、《南华通》、《南游记》、《周易述义》、《司成课程》、《成均讲义》、《近思录辑要》、《孙文定公文录》、《孙文定公奏议》等。他于乾隆十八年十二月卒，享年七十二岁，谥号“文定”。总督首倡北学，学者云集上谷，留下了许多文坛胜迹。即使在调任湖广总督之后，他与直隶的缘分仍未尽，后来其子孙孝愉还曾在直隶任过直隶按察使，保定也有他不少美谈。

莲池书院自创办伊始，既受到统治者的高度重视，又屡有硕学巨儒领其讲席，更离不开历任山长的努力与坚守。所以，声誉日著，文气旺盛。

保定莲池书院是在清雍正十一年(1733）所设，作为直隶省省会书院，是地方最高级别的书院，可视为直隶地区书院的中心或代表，而且因其独特的地理位置、战略优势而成翘楚诸省书院的前驱。保定莲池书院在长期的演变过程中，不断调整与创新，由官学、北学、边疆舆地之学，再到桐城之学、朴学，进而西学……被后人赞誉为北方学术文化中心，南方桐城派学术传播基地，华北地区最早的西学教育基地。

这里，我从大量的历代文献中，搜集整理出昔日直隶总督在莲池书院中的相关事迹和文化活动，加以详细全面研究，结为50讲《直隶总督与保定莲池书院》，旨在通过对直隶总督与莲池书院的一系列史事，观照出丰富灿烂的直隶文化的某个侧面。深度发掘【书院之城】其文化价值和艺术价值，为保定的历史文化资源展示、园林建设、乡土研究提供借鉴。

（文中碑文、文献为全网首次全文发布，繁简转换、标点系作者所加，《直隶总督与莲池书院》一书，已由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