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葬场
二月八日，大姨公八十六岁大寿。我和父母亲驱车前往大姨公和大姨婆居住的位于西朗地铁站附近的住宅区内。这个所属于某个船厂的生活小区里，充满了我童年的珍贵记忆，虽然现在这些记忆对于我来说已经十分模糊了，但是，那棵树仍在，那个溜冰场仍在，那栋黄色矮楼仍在，姨公姨婆仍在。相比于被拆建的恩宁路，我庆幸这里十多年来都没有太大的变化，但城市化的脚步迟早要洗劫这里的。对于隔几年才回来一次的我来说，“不变”仅仅是给我提供了一个睹物思情的机会，而人与人的距离，早已变化得惨不忍睹了，由嬉笑的相熟到了不闻不问的陌生。
我和父母，还有随行的包括奶奶在内的三位老人，以及姑姐，先后走上了黄色矮楼狭窄的楼梯。“在四楼”，姑姐提醒着，生怕有谁忘记了似的。其中有一位老人，还扎着像麻花一样的传统辫子，用红绳扎起的花白辫子告诉我，无论时代如何变迁，那些峥嵘岁月打从一开就没有离开过她们的身体。
四楼，依旧没变。过道尽头的那户人家的铁门上插着的风车，门顶的辟邪镜，首先闯入了我的眼帘。镶入过道右侧的就是姨公姨婆的房子。大人们，老人们，先后走了进去。而我，作为后辈，紧随其后。
姨公当年在船厂工作，这套可能不足六十五平方米的房子就是当年船厂分配的。姨公姨婆他们在这里足足生活了六十余年，最多人的时候，有六人同时居住在这里。屋内的摆设依旧如故，老式的大笨钟依然挂在墙上，钟的右下侧仍是年龄比我还大的大脑门电视机，墙角是被供奉着的关二爷，厅的中间是刻花的石面双层茶几，紧靠墙面的是同样款式的椅子。如果这些物品有生命的话，我想它们一定都长满了胡子，当然，关二爷一向如此。
一见我们，姨婆便颤抖着双唇缓慢地吐出字句，一边嘀咕自己不中用了一边艰难地从椅子上起来。父亲立马劝她坐下。身体稍微好一点的老人们也都劝告她，每人一句，甚是热闹。父亲问“姨公呢”，姨婆说，他躺在床上。
我跟着父亲来到唯一的一间睡房门前。我只看到一张厚重的素色棉被覆盖在老式的雕花木床上。“你们来了？”一团棉被动弹了一下，姨公探出头来并试图挣脱被子，而父亲忙乱地劝他躺着就行。姨公起床似乎用了很久，他的一条腿早在十几年前就已经中风，变得有点畸形了，行动起来十分不便。姨公几乎是拖着脚步走到了睡房门前。
在姨公的万般阻挠下，父亲硬塞给他一个红包，作为一点孝心。那一幕是多么的似曾相识。
后来，大家围坐一起聊天，像追忆会一样，温馨，却又让人暗暗心酸。姨婆说，共产党对他们很好，每年的退休金都稍有增长，因为行动不便，他们已经很少踏出家门，而儿女和孙子孙女也都孝顺，现在拥有的存款对他们来说或许已经多的用不完了。
他们现在唯一想做的，恐怕就是和别人一起分享他们自己的光辉岁月吧，我想。
老人们的过去，一定也是一种巨大的财富，无价之宝。
我们在楼下的餐馆摆了几席，姨公姨婆是在我们的陪同下到达的。餐馆里的大部分亲戚我都不认识，甚至是未曾见过，他们一直都是我疏得不能再疏的亲戚。而背对着我坐在另一席的，是我一直想见的人，我表姐。尚未上学时，我经常到姨婆家玩，而比我大一岁的表姐，常常陪着我玩，那种难以名状的感情从小便植根在我心里，但是，从我上小学起便已经很少见到她了，也再没有联络。以前，我还会一直追问父母，我那个表姐怎样了，她在哪里读书在哪里工作。但今天，我见到了她却不认得她了。父母告诉我，那位坐在我背后的便是表姐时，我扭过头，只见她的背影，已经出落得美丽动人，但我却隐隐察觉到，她那种美丽已是那么陌生。半米之隔，十几年之远，那正是被时间割出的鸿沟。然而我却感觉那仅是眨眼之间，我们真的从昨天的熟悉，到了今天的陌生。
我还记得，她送过我一套我很想要的玩具。今天，我们却没有说过一句话，我们甚至没有正视过一次。
有那么一刻，不由得想起雷光夏的《我们的80年代》.，一种莫名的共振。
但是，我要讲述的却是另一位老人的故事。
她，就是我的曾祖母，一位活在照片里普通的中国妇女，我一辈子只见过一次的人。
确切的说，在我一个月大的时候，我见过她一次，但是那时候我还不具备健全的记忆能力。我只是从一张照片，可能也是她唯一一张彩色照片上，得知这件事。照片上的她戴着那时候农村妇女专属的头巾，被皱纹掩盖的脸庞上，笑的纹路甚是清晰，枯槁的手捧着一个月大的我。瘦小的她，手捧仍是婴儿的我，一种衰败与鲜活的鲜明对比。看见照片的那一刻，我动容了，甚至轻易认定她绝不是我生命里萍水相逢的一个人。
可是，在我第二次去见她时，也就是有记忆的第一次，她的情况已经相当糟糕了。
在读二年级的那个春节，我回广东江门老家过年。喜庆的年初一过后，我如往常一样收红包，和村里的小朋友一起放鞭炮。没过几天，奶奶便叫我妈妈，带我去见一见曾祖母。
“可能她快不行了”，这一句话可能便是奶奶未敢说出口的台词。
但当时的我并没有意识到这些，我只认为，那可能仅仅是我欢快童年里的一个小插曲。我只记得那天阳光明媚，另一位姑姐带路，还有我和母亲，在村里穿过了几条小径，几亩田后，到了另一条村子。可是，这里却没有狗吠声，没有孩童的嬉闹声，周围异常寂静，让我一度怀疑这条村落是否还有人烟。
墙皮脱落的屋子鳞次栉比，墙角长满杂草，阳光肆掠，影子像爪子一样的杂草，随风摇曳。
我们一行三人来到一间只有两层的屋子前，木门紧紧拴着，门上贴着左右门神。我侧身靠在墙皮的疙瘩上，等待木门从里面打开。
姑姐问了两声，没人回应，便自行把木栓推开。门被轻易打开了。
一股霉味扑鼻而来。光从窗户衍射进来，打在红泥地板上，让时间仿佛凝固在此。姑姐带路，我们走进去后在门廊处向左转，那是一间卧室。一个简单的房子，只有一张放满没被清洗的餐具的桌子和一张磨损的雕花木头床，挂着蚊帐，床上躺着一位瘦骨嶙峋的老人。我简直不敢相信她就是我的曾祖母。“她现在已经九十三岁了”进门前姑姐说过。
“啊，你们是......”曾祖母侧着深陷在枕头里的头，气若游丝地说。
“我是xx，她是xxx的妻子，这是他们的儿子。他们来看您来了。”姑姐抢着回答。
“哦......”她的眼睛已经失去了光彩，是灰色的。我很怀疑她有没有认出我们来。
“身体还好吧？您看起来还很有精神呢。”母亲嘘寒问暖。
我只是静静地观察着曾祖母，头发虽然稀疏但依然扎着辫子，或许对于她们那一辈人来说，辫子永远是美丽的象征。曾祖母她却没有看我，像根本不认识我一样。或许她连自己是谁都不记得了。
后来我一句话也没有说，都是姑姐和母亲在询问她的情况，关心着她的生活，例如，吃喝，例如，大小便。其实，一直以来都有一个护理在照顾她，但最近那个护理走了，嫌脏嫌累，但我估计，她是嫌她活得太久。曾祖母则嫌那个护理不够细心，抱怨护理帮她洗澡时太使劲地搓背，弄疼了她......不是自己的亲人，她当然不会痛惜。
护理在时，常常帮她接尿，然后拿去房间隔壁的厕所倒掉。当时还没有尿管，用的是尿壶。现在护理走了，曾祖母要自己爬起来，走去很近的厕所解决自己的生理需要，这对于她来说也是一件相当折磨的事情。但有时候不免出现大小便失禁的情况。
现在的饭菜几乎都是我奶奶送来的，如果没时间的话，碟子都不能清洗，就这样堆叠在床的一旁，堆积成山。曾祖母便和这些肮脏的餐具一起生活，面对它们安然入睡。而我奶奶那一辈，正在为她物色更好的护理。
聊太久怕她太累，我们点到即止。曾祖母从枕头下面掏出了几张纸币，选了一张最小面值的给我，说，这是给你的红包。仔细一看，曾祖母的枕头下面放了不少钱，而枕头下面对于她来说，是最安全的，也是最方便抓取的，因为她几乎一整天都躺在床上。可是面对如此虚弱的老人，只要有心，谁都能把那一沓钱强行拿走。我想不会有人那么做，毕竟，这些都是她准备用来办后事的所有积蓄。
我接过纸币，依旧不发一语，因为面对这位瘦弱的陌生人，对“曾祖母”没有丝毫概念。直至后来发现了那张照片，也不敢想象那位抱着我微笑的老人，竟是那般破败。
母亲走前拿出了之前准备好的红包给曾祖母，叫她注意身体，要保重之类的。我记得，母亲在红包里塞了几百块钱，但那时的我尚不清楚，那几百块钱对于一位整天躺在床上的老人意味着什么。
两扇木门终究合上了，把木栓推回原来的位置，一切又恢复了来之前的样子。霉味被大门阻隔了，光线依旧充足得要命。同时，周围也变回那种令人不安的死寂。虽说在这种毫无生气的地方，默默等待离世的曾祖母，还是多活了五年。
她到底是对人世尚存眷恋，还是有未完成的心愿，抑或仍旧相信自己能够康复呢？
她是痛苦地挣扎着活了这么久，还是安然地度过了那些时日呢？我宁愿相信是后者，因为我仅能接受那个假想。可是答案已经无从稽考了。
最后一次见她，她已经躺在了竹席子上，整个人都被一张薄薄的黄色裹尸布覆盖着了。
如果说生老病死真如阴晴圆缺那般平常，那为何还会有如此多人伤心？一个平凡人的离去，为何还会牵动如此多的人呢？连参加过那个丧礼的我，也被那种悲痛渲染了，心似绞痛。
本属于初中一年级的那个星期五早上，父亲接到奶奶的一通电话后，请了假，带上我，花了两个多小时，去到了村里。父亲只告诉我，我们是去参加一个丧礼。
那次是我第二次去曾祖母所在的村子。曾祖母的老宅前挤满了人。原本空荡荡的村子，不知什么时候就充满了人的味道。
因为还没到吉时，大家都站在屋子前的过道里，聊聊家常打发时间，偶尔说说笑笑，人群中没有十分浓重的悲伤之感，反倒轻松。场景丝毫不像外国电影里的葬礼那样，阴雨绵绵中，一群人排着队伍在坟墓前哭泣。
那天阳光依旧很充足，很温暖，习以为常的南方气候。老宅的木门上，两位门神秦叔宝和尉迟恭已经褪色严重。而今天不同的是，老宅木门敞开着，让光和清新的空气得以进入屋内，杀死那些不干净的东西。
好奇心驱使，我缓步走去木门前想看看屋内的情况时，被父亲叫住了。不准看吗？但我还是趁机偷偷瞄了一眼。与门口相通的大厅内，一具躺在竹席上的躯体被黄色裹尸布覆盖，只有身体的轮廓清晰可见，连帘子尽头凸起的位置我都看得出来是鼻子，可是，稀疏却整齐的白发和苍白的脚板还是裸露了出来。那是我第一次看见尸体，但我已经不愿意再看第二眼了。
裹尸布与竹席的缝隙间下垂的白色肌肤告诉我，那是一具赤裸的尸体。这也是父亲不准我看的原因之一，“不许亵渎”。
曾祖母她已经化了一个最美的妆容了吧？我不由得这么想。
这一次，透过窗户的光不再打到红泥地板上，而是落在了裹尸布上，庄严和肃穆。
大家沉默了，父亲叉腰站在一旁，我则站在他身后。三个哭丧婆穿着缟素领着我戴孝帽的姨婆和奶奶等人缓步走来。奶奶搀扶着姨婆，表情庄重。
哭丧婆，故名思议，是专门请来哭丧的。我们让开一条路，给哭丧婆、姨婆和奶奶等人向屋内走去。我的目光也跟了上去，但大家的目光唯独没有落在她们身上。
带头的哭丧婆进去后，跪倒在尸体旁，掀开了盖住头的那一角裹尸布，看到苍白的脸的同时，她就开始哇哇地嚎啕大哭。这仿佛是一种信号，身后的两名哭丧婆也跟随着挥舞手臂，痛哭起来。她们好像在唱着同一首歌，为曾祖母超度。
姨婆和奶奶，还有其他曾祖母最亲的人，看到曾祖母的睡脸的那一刻，在哭丧婆的催化下，也都情不自禁地捂着嘴，低声哭泣。虽然早已经知道结果，但亲眼目睹的那一瞬间，悲苦的思绪暗暗袭来。她们的哭泣仿佛是有梯度的，从平稳渐渐过度至激烈，像涟漪引发了海啸一般。顷刻，暗涌迭起。姨婆哭得最厉害，声嘶力竭的，本来身体就很虚弱的她，体力不支差点跪下，幸好奶奶及时扶起，边哭边劝导着，然而姨婆似乎没有理会，不顾一切地张嘴大声哭喊，然后使劲地用枯槁的手去擦拭不断下掉的泪珠。门外的所有人都不发一语，像在深深忏悔。
带头的哭丧婆，郑重地把曾祖母的脸盖好，姨婆却异常激动地伸手阻止。想多看几眼自己母亲的情绪，谁都能理解。奶奶理智许多，赶紧用力拽回姨婆的手。两双同样枯槁的手在不断重复着推开，拉拽，扭打。我也不忍心看到这一幕，不忍心看到老人们忘乎一切的哭态，当眼光有所避忌时，才发现，大家的目光始终分散在各个地方，凝神祈祷。
哭丧婆带着哭喊声一直在劝告着姨婆，生怕悲伤过度的姨婆会突然昏厥。我不知道哭丧婆是否提到过，如果眼泪滴落在尸体上的话，死者就不能转生——因为她们一直在讲乡下话，我一句也听不明白。
不知是谁的情绪影响了谁。那种生离死别的悲怆又从姨婆她们身上过渡到了哭丧婆身上，哭丧婆们像是失去自己亲人那样，苦着脸，张着嘴，肆无忌惮地哭喊不止。姨婆和奶奶的五官早已挤在一起，哭成了泪人。
带头的哭丧婆继续哭着，却也开始了施术，一种古老的仪式。烧纸钱，撒酒，诵经。大厅内的人在哭丧婆身后双腿跪拜，磕头，挥臂，泪珠在光的照射下，晶莹，透亮。另外两名哭丧婆便趁机拿了两张长条木凳搬出门来。我看到她们收回了哭脸，又恢复成一副认真的样子。仪式完后，哭丧婆们进屋把尸体连竹席一起抬起，扛过肩头，一瘸一拐地走出门外。门外的众人这个时候行注目礼，表情凝重。姨婆她们在一旁护送，但仍是泪流不止，短小的手总想去触摸竹席上冰凉的尸体，但却总是差那么一点。
尸体被安然无恙地搁置在了长条木凳上。姨婆此刻凌乱的白发贴在了泪脸上，哭得像个泥人。奶奶她们也是悲痛欲绝，失态地跪地磕头。唯我们，静静地看着，情绪只在内心荡漾，不易表露。
其中一个哭丧婆，在裹尸布上挥出撒东西的手势，撒了几个来回后，三位哭丧婆把凳子抬起，向停在远处的出殡的大巴走去。
虽然看上去，哭丧婆们走路并不平稳，但是做惯这一行的她们，始终让尸体平稳地待在长条木凳上，不曾晃动。晃动，只是为了让路途看起来艰辛。
静静等待着的那趟车，是开往火葬场的。
我坐上了那趟车。我记得，我和父亲坐在最后一排。剩下的很多人，在车外目送我们离开村子。
尸体被放在了车头，它的脚板正对着我。我一路上只顾盯着左边窗外的蓝天。车上的仪仗队在敲锣，一路都在喃喃地唱送行歌。他们诵的经文，安顿了车内所有不安的灵魂。
一路上，他们抛洒引路纸钱，驱赶鬼神。大巴窗户啪啪的拍击声，告诉我它的年纪已经不轻。
到达火葬场时，姨婆、奶奶她们的情绪平复了许多，但依然沉默。
我们没资格进去，只有姨婆、奶奶、还有少数几个人走进了火葬场。不知道她们在里面如何与曾祖母进行最后的道别，也不知道我们在外面等了多久，直到，一缕黑烟从火葬场中央飘起，黑灰的飞屑随风乱舞，高温致使黑烟周围的天空扭曲走样，模糊不清。
奶奶扶着姨婆从火葬场的大门走了出来，眼眶通红，泪痕清晰可见。
这些岁数已经不小的老人们步履蹒跚，不舍得似的慢慢走回来。父亲作为后辈，自觉地走过去搀扶。但父亲的脸上只有从她们情绪上嫁接的悲痛，而对于曾祖母的离世，更多的是平静的接受。
我站在原地一动不动，他们一步一步地走过来，走过我的身旁，走去了我的前方。我看着老人们的背影，还有像父亲那样的后一辈人的背影，突然心酸起来。若前一辈的人缺乏了应有的关心，那么，他们最后的时日，将是何等凄凉。
那么，曾祖母最后的时光是凄凉的吗？她独自一人在老宅里死去，身旁没有任何人陪同，如果没有及时发现，她的身体恐怕会慢慢腐烂发臭；姨婆和奶奶也因为后悔没有好好地看着她闭上双眼而痛哭流涕。曾祖母的离世太唐突，一睡下就无法醒来了，但也不是突然，毕竟已经是九十八岁的人了，没人会奢望她能活得更久。
只是大家在忙碌的生活中渐渐淡忘了她，麻木了。送汤水也只是一种例行公事而已。
《天水围的日与夜》里，张家安问他的母亲，表姨妈的老公为什么整日疯疯癫癫嚷着要跳楼，他母亲回答说：“你表姨妈的老公是个怪人，他们的两个孩子，一个是医生，一个是律师，一个月的薪水加起来有一万多。不知道他是不是赌钱赌到神经病，成天说自己输光了，什么都没有，不如死了算了......”
“是不是他输太多了？”
“输了，他孩子会替他还的。况且，一个老头能输多少？”
输光了。
老人们永远知道自己缺少的是什么，即使他们已经忘记了自己。
所以，我跑着跟上了父亲的脚步。看着父亲和奶奶一起搀扶着姨婆的身影，我知道，以后的我会像父亲那样，再也不会嫌老人们的脚步迟缓。
在这个火葬场，多少生命在熊熊烈火中升天，化成灰烬。接受了众多人完结的地方应该是晦气的，所以很多人会争先恐后地离开这里，甚至不愿提及这里。但如无意外，若干年后，我们依旧会唱着哀歌来到这个僻静的地方，只是，不知道被送进去的又会是谁。但我唯一可以肯定的是，这里也将会是我的终点，也是大家的终点。
但如果说《挪威的森林》里的那一句“死并非生的对立面，而是作为生的一部分永存”是对的话，那么，这个火葬场也许并不是曾祖母的终点。更不是我们此行的终点。
因此，在时间旅程上，我们必须不停地启程，启程，启程。
老人们，大人们，先后登上了驶离火葬场的大巴。而我，作为后辈，紧随其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