殷海光：想多保存一点学术尊严
▲殷海光（1919年12月5日-1969年9月16日）
编者按：1966年是殷海光的生命史上极为特别的一年。这一年，他遭受极度挫折与苦难。先是，国民党教育部门逼着台大不给他开课，一方面又拿着聘书叫他当“教育部”顾问，等于领威权体制赡养费，殷先生认为此乃“包藏祸心”，坚决不从。为此，殷海光写信给当时台大校长钱思亮表明立场（即为本信）。8月25日，警备总部又派更高层级的官员，带着教育部聘书到殷海光家，明确告诉他：“政府要你和台湾大学一刀两断”。殷海光照样没有屈予接受。隔天，殷海光跟钱思亮见面，双方约定“课表照排，但终止上课”，也就是说，他与台大的实际关系已经结束，但形式关系则维持到1967年7月为止。
▲殷海光致钱思亮信
思亮先生:
前几天接到校方转来的教育部的一纸通知,我想就这事表示几点意思。在表示几点意思之前,我要作一个说明。就是，您现在是台湾大学的校长，我是教书先生。可是，您从前是西南联大的教授，我是学生。我现在不从一位校长和教书先生的关系和您讨论，而是回到从前的那种关系和您谈谈。因为这样我觉得谈论所受到的拘束会少些。
首先,我所要表示的,是台湾大学请了我这样的一位教书先生，若干年来给您生许多麻烦，实在抱歉之至。至于我二十年来的言论和行为究竟是功是过，我的著作产生一些什么样的影响，这都要让后世的人去评断，我也不欲与时人有所论辩。时间将会考验一切的。
我常常想，我这样使外界人士放心不下，一部分是由于我个人颇与众不同；另一部分是由于这一社会文化颇与中国文化的正轨脱了节。其实，自雷案发生以来，加以近四五年我的种种切身经验，风风雨雨，以及日渐增长的对中国社会人生的体察，我的思想逐渐发生若干改变。和时下一般知识分子对照起来，我简直是一个理想主义者。然而，“生不逢辰”。在这样的时代和环境，一般人既视理想为泡影，我就应该退隐到自己的天地里。我少年时代本来就有孤独的倾向。现在,这一倾向愈来愈强烈。除了买书之外，我连上街的兴趣都没有，还谈什么其他的呢?
实实在在，我对于我所在的这个社会氛围，在我心灵最深处，有一种说不出的厌倦。归根究底，我那一触即发的愤激吐放，几乎完全是从这里分泌出来的:并非我有意要和现实为敌。因此，对参加任何群式活动我都缺乏兴趣。我只渴望到那遥远而静僻的角落，著作、沉思，作着心灵的安息。我在这闹哄哄的地方得不到我渴望的境界，我总想在别处得到。近四五年来，我曾不止一次设法易地谋生。可是,也许因拙于活动，到现在还没有成功。
拿撒勒人耶稣尚且在本地不受欢迎,何况我这种人呢?耶稣说:“飞鸟有巢，狐狸有洞，唯独人子没有枕‘首’的地方。“我今日在这个炎热得令人窒息的岛上几乎有同样的处境。虽然如此,我并没有一定在台大待下去的意思。我只是想到，像外界对我所作种种处断,不仅严重地侵犯民主社会的人权和学人尊严，而且在事实上使我来不及转身。我希望,我只希望得到一点时间，继续努力，设法到别地谋生。如果一时还是不成，我希望有机会转到研究中国近代历史之类的纯学术机构从事研究，完成我预备著作的《中国近代思想史》。如果连这都办不到，我再设法做点小生意谋生。到那一时候,即令外界环境容许我在台大执教，我也不愿继续下去的。
十几年同事的经过应使您感到，除对真正够得上是学术思想的问题有所坚持以外，我根本是一个“与世无争”的人。我对现实无求。我不与任何人身为敌，也不使人作难。我在以上所说的，除基于个人的原因以外,还是想多保存一点学术尊严。在目前的气氛之下还谈“学术尊严”,简直是“天方夜谭”。您办学的困难我是想像得到的。可是，我同时想到当年蔡孑民先生的伟大风范,不禁心向往焉!
如您觉得有必要,可约会面谈。谨祝
安好
殷海光
八月十五日,一九六六年
注解
①此信1972年3月经卢苍先生整理刊于《明报月刊》时,卢苍先生根据的是殷先生所存的该信草稿。因此,慎重的卢苍先生特别声明:“与一般人的习惯一样,殷先生在誊正时,会对字句和标点符号作轻微的改动,所以这里发表的信跟收信人收到的版本会有些少的差异。”很巧,我得到的正是此信的誊正稿。正如卢苍先生所估计,此誊正稿和卢苍先生所据草稿有些少的差异,而在两稿有出入处,我此次以誊正稿为准。因惊讶于卢苍先生的慎重、细心,特记此以表对卢苍先生的尊敬和感念。
②指台湾国民党于1960年9月逮捕雷震并判处其十年徒刑,间接迫令《自由中国》半月刊停刊的事件。殷海光先生是《自由中国》的共同创办者、社论主笔、编务委员、经常撰稿人
文字原载于《殷海光书信集》，上海三联书店，2005.11，第41页
殷海光生平
殷海光本名“殷福生”，湖北省黄冈县回龙山镇人，出生在一个农村传教士的家庭。殷先生于7岁时入学受教育，有关他的小学、中学两阶段，分别是在家乡和武昌完成。
自幼年起，殷先生就是一位非常喜爱自由、且任性发展的人。在武昌的中学念书时，他往往对喜欢的功课孜孜不倦，因此成绩特别好，反之则常不及格。为了这件事，他的父亲曾经一度认为他“不堪造就”，决定把殷先生送到外面充当学徒。就这样，殷先生被带到汉口去，在一间食品店开始学徒生涯。
求学与论政
历经八个月之久，殷先生清楚深知“自己不是走这一条路子的人”，于是决心离开。终于，他独自存够旅费，不辞而别地回到黄冈。次年高中毕业，殷海光更到北平，亲自向金岳霖、熊十力等人问学，直到1938年时考入西南联大，正式师从金岳霖。
抗战结束初期，殷先生开始在重庆谋职，由于以言词激烈的反共著作，深获国民党内高层所注意，结果经徐复观的引荐，曾一度蒙蒋介石召见。
1946年，国府复员南京，殷先生亦追随东下，进入《中央日报》。由于工作表现良好，很快地便升任为该报主笔，经历过短暂的卖文生涯。不久，国共内战爆发，情势对国民政府逐渐不利，故1949年3月，殷先生被委以重任，率报社中部分的编撰人员撤退至台湾，出版了台版《中央日报》。
▲殷海光《逻辑学讲话》修改稿
到台湾的这段时间，殷先生与同乡的夏君璐女士感情日益滋生，两人由相识而相爱，遂决定一起走上人生旅途。
在上个世纪40年代末，青年殷海光在南京《中央日报》主笔任上，曾发表过一些尖锐批评国民党统治下的腐败现象，诸如《赶快收拾人心》等文，表现过对时局的忧虑和急切。他对国民党政权的态度前后经历了几次变化，从坚定的拥护者（西南联大的“右翼学生”）到怒其不争的批评者。
殷海光与《中国文化的展望》
《中国文化的展望》一书，是殷海光先生生前最重要的一部学术著作。该书鲜明地指出，民主和自由不是一回事。简单而言，民主是一种政治制度，自由是一种价值目标。“自由主义是全人类最基层的价值系统，没有这个价值系统，人是否还能算人，实在大成问题”。这本书从1966年7月18日遭禁的《中国文化的展望》，至1979 年12月22日查禁的《许信良论政》为止，计二十五种。警备总部大部份以违反〈台湾地区戒严时期出版物管制办法〉第三条的第五款「违背反共国策者」、第六款「淆乱视听，足以影响民心士气或危害社会治安者」、第七款「挑拨政府与人民情感者」予以查禁查扣处份。
这本书的主题是论列中国近百年来的社会文化对西方文化冲击的反应。以这一论列作基础，我试行导出中国社会文化今後可走的途径。在我作叙述，分析，和批评时，总是围绕着这个主题而展开的。展开的程序是成一个准系统（system-like）的模态。在本书前面所陈示的是这个准系统的所设部份（given part）。从这个所设的部份出发，我逐一讨论有关中国近百余年的社会文化的重要问题，再申论中国知识份子今后所可能且必须努力的道路及指向的归趋。
大师陨落
1960年《自由中国》半月刊被关闭、雷震等人锒铛入狱之后，他已陷入困境当中，最终被迫于1966年离开台湾大学，他的著作《中国文化的展望》也以“淆乱视听、影响民心士气”的罪名遭“台湾警备总司令部”查禁，申请“国家长期发展科学补助金”每月60美元的补助又不得，他在生活上真的已走投无路。
▲《時與潮》（1967年7月10日）刊出《殷海光教授何以最近沒有文章？》
他在一九六七年发现了胃癌，在台北开了刀，但是他恢复得很好，以为可以到哈佛去，没想到癌细胞已扩散了。对死亡的感受，殷海光不是恐惧而是愤怒。愤怒的是天道何其不公，他的工作刚刚展开，就将撒手人间，一九六九年九月十六日，殷海光以五十岁的盛年离开了人间。政论的浪花消歇了，学术的晚潮卷过殷海光生命的沙滩，他最后的三年，身处连基本生活都没有保障的逆境，依然没有意气消沉，他的学术关怀、文化关怀和现实关怀是相呼应的，他从来没有把学术当作自我娱乐的方式。即使病魔袭来，他也含笑面对。故乡湖北黄冈的山川人物勾起他温暖的记忆，西南联大的师友让他感叹时代的沧桑，他尤其忘不了金岳霖老师，尽管海峡隔断了他们的音问，但这一切都萦绕着他生命的晚年，和哈耶克、波普尔一起陪伴着他那些寂寞、凄凉、未能免于恐惧的时光。当雷震被捕时，他在公开文章中曾引用《圣经》的话“为义受难的人，有福了。”我也想对殷海光说：为思想受难的人，有福了。他留下的遗言说，他的墓碑只要刻上“自由思想者”几个字就可以了。
殷海光（回龙山殷家楼人）与我老家几百米相邻，前几年我给回龙山镇政府设计制作当地十大名人壁画，经反复申请沟通，才同意把殷海光做上去，他的壁画标题名称为“著名学者殷海光”，但镇上村里至今都没有任何故居或纪念性建筑留存。
殷海光从军前，还想着在行伍中成为拿破仑一样的人物，可是他到部队后连绑腿都系不好，正步也不会踢，实在笨拙，不合适冲锋陷阵。
台湾地区时期：殷海光先生是自由的战士，同时有中国的灵魂，是我崇敬的知识人。 另外，希望有机会到台北的殷海光故居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