徽商及徽州文化的内涵及历史渊源
无梦到徽州，一生痴绝处
—— 汤显祖
徽州文化即徽文化，是中国三大地域文化（敦煌学、藏学、徽学）之一。指古徽州一府六县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总和，而不等同于安徽文化（安徽文化由徽州文化、淮河文化、皖江文化三个文化圈组成）。
徽州位于皖南山区，黄山雄奇甲天下，白岳旖旎称神州。这里山清水秀，人杰地灵。思想伟人，学术巨子，灿若群星；新安文化，徽州艺术，万紫千红。勤劳的徽州人民在这里创造了璀璨夺目的历史文化，引领风骚千余年。提到徽州文化，人们总以博大精深相称。所谓博大，指其取得的辉煌成就，几乎涵盖了中华传统文化的各个方面，在思想哲学、道德伦理、语言文字、文学艺术、文化典籍、科技工艺等各个领域都有上乘表现，且自成体系；所谓精深，乃言徽州文化的水平并不是一般性的，其所展现的高深的思想造诣、精湛的艺术水准与丰厚的文化内涵，既显示了地域特色，同时也是那个时代最高水平的一个代表。它集中地体现了当时文化发展主流的诸多方面，异彩纷呈，贡献巨大。那么，如此博大精深的徽州文化是如何形成的呢？它的历史发展轨迹又是怎样的呢？
❖ 徽州历史沿革
徽州，简称“徽”，古称歙州，又名新安，下辖歙县，黟县，休宁，祁门，绩溪，婺源六县，统称“一府六县”。由今黄山市及婺源县（现属江西上饶）、绩溪县（现属安徽宣城）组成。
徽州脱胎于隋文帝开皇九年（589年）所置的歙州。宋徽宗宣和三年（1121年），改歙州为徽州，府治所在为歙县，历宋元明清四代。1934年由于蒋介石的军事需要，婺源被划入江西，后因婺源民众发起返徽运动及同乡胡适等人奔走努力，迫于民意，抗战胜利后划回徽州地区。但由于军管问题，1949年婺源又被划入江西省，延续至今，此为徽州历史上的两次婺源隶赣事件。
1987年，为响应中央打好黄山牌以发展旅游业，绩溪县与太平县交换被划入宣城，徽州地区改名黄山市。
徽州是中国历史上的经济文化重镇。清顺治十八年（1661年），因江南省过大，为维持中央统治，顺治将江南省拆分为“江南右”与“江南左”。1667年，“江南右”取江宁府、苏州府首字，改称为江苏省，“江南左”取安庆府、徽州府首字，改称为安徽省。
❖徽州商人
“前世不修，生在徽州，十三四岁，往外一丢”，这句俗谚言简意赅地道出了徽州人经商传统的由来。
徽州地区素有“八山半水半分田，一分道路和庄园”之说，山地贫瘠，耕地甚少，按照农耕文明的逻辑，生在徽州当然是“前世不修”。被逼无奈的徽州人为了生计只能外出闯荡，顾炎武说：徽州“中家以下皆无田可业。徽人多商贾，盖势其然也”。但也由此造就了一个纵横数百年的商帮。
前世不修，
生在徽州。
十三四岁，
往外一丢。
徽州商人，即徽商，又名新安商人，俗称“徽帮”,是徽州府籍商人集团的总称。他们是明清时期与晋商齐名的商帮，影响极大，纵横中国商界五百余年，江南一带的市镇常有“无徽不成镇”“徽商遍天下”之说。
譬如扬州的盐商中就以徽商的影响力最大，从明万历四十五年（1617年）到道光十年（1830年），徽州盐商基本把持了全国的盐业运输和买卖，徽商也在这一时期控制了全国财政的4/7。徽州人汪应庚、汪廷璋、江春、鲍志道等都是煊赫一时的两淮盐总。
徽州商训
斯商：不以见利为利，以诚为利；
斯业：不以富贵为贵，以和为贵；
斯买：不以压价为价，以衡为价；
斯卖：不以赚赢为赢，以信为赢；
斯货：不以奇货为货，以需为货；
斯财：不以敛财为财，以均为财；
斯诺：不以应答为答，以真为答。
而在诸多徽商之中，最著名的莫过于绩溪商人胡雪岩。在胡雪岩之前，只有乾隆年间有过戴红顶戴的盐商，既戴红顶戴又穿黄马褂者，历史上却仅有胡雪岩一人，他也由此成为名噪一时的“红顶商人”。人称“为官须看曾国藩，经商必读胡雪岩”。
❖徽州文化
徽州文化，又称徽文化。主要由徽剧、徽菜、徽州雕刻、徽州刻书、徽派篆刻、徽派版画、徽派建筑、徽派盆景、徽州村落、徽州民俗、徽州方言、新安理学、新安医学、新安画派等文化艺术形式共同构成。
徽州文化是一个极具地方特色的区域文化，其内容广博深邃，深切透露了东方社会与文化之谜，全息包容了中国封建社会后期民间经济、社会、生活与文化的基本内容，被誉为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典型标本。学术界对其研究，经历了大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后更是日趋火热，逐渐形成了一门相对独立的社会科学学科 --“徽学”，其与敦煌学和藏学齐名于世。
十户之村，
不废诵读。
徽文化形成的背后，是徽州盛行的读书风气和徽商亦贾亦儒的品性。在外的徽商一旦发迹，衣锦还乡，便大兴土木，建楼院、祠堂，修路桥、会馆，特别是热衷于开学堂、办试馆，培养人才。同时自唐代以来一千余年稳定的“一府六县”格局，也为徽文化的形成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明清时期，仅有六个县城、人口最多时不过七十万人的徽州府，就出现了1136名进士，因而造就了“连科三殿撰，十里四翰林”“父子尚书”“一榜十九进士”“四世一品”的逸事。更让人惊叹的是，从唐武德五年（622年）正式开科取士，到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废止科举，一千三百年间，全国共录取状元八百多名，平均三个县才有一名。而历史上人口长期不过十七、八万人的休宁县，却拥有十九名状元，是当之无愧的中国状元第一县。更是让人啧啧称奇的是，黄庚、黄轩、黄思永三位黄姓状元都来自于休宁县五城镇的黄氏宗族，可谓“一镇三状元”。
盛行的诗书礼仪之风，孕育了瑰丽而鲜明的徽文化，给后人留了异彩纷呈的人文景观和历史景观。
❖徽州文化是在独特的地理和人文环境中生成的
地理环境是徽州文化形成的一个重要因素。徽州地处万山之中，川谷崎岖，峰峦掩映。虽然山川秀丽，风景绝佳，但“其地险狭而不夷，其土驿刚而不化”。特别是其中能够开垦的土地所占比例很小，俗称“七山一水一分田，一分道路和庄园”。人们不得不在石头缝里种庄稼，所垦梯田拾级而上，指十数级不能为一亩。这与平原地区得天独厚的耕作条件形成成了鲜明对比。在农耕时代，这样的生存环境与其说是很差的，毋宁说是恶劣的。然而，徽州人并没有向恶劣的自然条件屈服，世世代代勤于山伐，能寒暑，恶衣食，不畏险阻，艰苦劳作。在与峭山激水的反复搏斗中，徽州人愈发坚忍不拔，培养了气质，缔造了精神。
徽州山水的灵性，化为徽州人的品格。南宋休宁知县祝禹圭说，徽州“山峭厉而水清激，故禀其气、食其土以有生者，其情性习尚不能不过刚而喜斗，然而君子则务以其刚为高行奇节，而尤以不义为羞”。南宋著名学者罗愿说：“其山挺拔廉厉，水悍洁，其人多为御史谏官者。”清代朴学大师戴震亦说：“生民得山之气质，重矜气节。”“地理环境对徽人性格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其中最为突出者，即是赋予了徽州人一种刚性气质。或负豪使气，争为长雄；或刚而喜斗，难以力服，而易以理胜。其为官者，刚正不阿，多为御史谏官；其为学者，空所依傍，独立思考，多有创见。正是山区这种特殊的地理环境，造就了徽州人的骨骼，成就了徽州人的性格。
❖文化融合是铸就徽州文化的核心因素
秦汉以前，生活在徽州这片土地上的主要是山越人。山越人以伐山为业，刀耕火种，勇悍尚武，是为山地游耕文化。从大的方面来说，则属于中华文明源头之一的南方越文化。另一方面，徽州区域自秦置黟、歙二县，中原汉文化开始渗入。至东汉初年，即有中原大族迁徙徽州。中国历史上每逢朝代更替，常常发生动乱。当大动乱 动乱发生之际，不仅平民百姓，就是世家大族也会受到沉重打击，而被迫举家迁徙。如历史上有名的西晋末年永嘉之乱、唐末黄巢之乱以及宋金战争等，这些大动乱都引起了北方士民大举迁入徽州。迁徽后的世家大族仍聚族而居，重视教育，崇尚儒雅，带来了中原文明。
随着人口繁衍与族群扩大，迁徽士民反客为主，而成为徽州的主要居民。在此期间，一些担任郡守的文人名宦，如南梁之任昉、徐摛，唐朝之薛邕、洪经纶等，都大力推行礼仪导文学雅”，成为徽州的社会风尚。于是，中原文化渐渐占据了主导地位。然而并不能说，中原汉文就取代了当地山越文化。唐人吕温说：歙州“地杂瓯骆，号为难理”； 瓯骆，即指越人；难理，指徽人争强好胜、健讼喜斗而言。徽州难治是出了名的，直到明清仍有此类记载。这说明山越文化的影响一直是存在的。在两种不同文化的交汇之中，免不了碰撞和冲突，但更多的是交融与汇合。这种融合是双向的。中原文化强有力地影响了山越文化，促其益向文雅；而山越文化也深深地渗透到中原文化之中，使之趋于刚健。
在徽州文化的基本精神之中，诸如重视教育的儒家传统，崇尚儒雅的社会风气，维系族群的宗族观念，等等，都明显具有中原文化的特质；而其刚健有为的积极进取意识、吃苦耐劳的徽骆驼精神、向外拓展的开放风气等，则无疑皆反映出山越文化的元素。徽州文化既体现了中原文化的儒雅风范，又渗透着山越文化的刚强气质。中原文化与山越文化二者相辅相成，从秦汉至隋唐五代，经过长期的交汇融合，结果演绎成具有特色的徽州文化。徽州文化并非中原文化单纯的传承而是具有了新的特色。例如，中原的农耕文明，本是一种定居文化，一般都安土重迁而徽州文化则有所不同，无论科举出仕，还是外出经商，都大规模地走了出去，其中固然有地理条件这个因素，但也是由于徽州人具有向外拓展的开放精神所致。
总之，大规模移民活动促成的文化融合，以及独特的山区地理环境，孕育了具有特色的徽州文化。其基本精神，诸如崇文重教的儒家传统、刚健有为的积极进取意识、向外拓展的开放风气、吃苦耐劳的徽骆驼精神等，构成了徽州文化的主体，形成了徽州文化的核心。这些文化因素对徽州发展的影响巨大而深远，使其后的徽州能在一个高起点上异军突起。
在中国历史发展演变的伟大长河中，宋代以后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宋代以前中国的经济文化重心一直在黄河流域，在北方；而宋代以后中国的经济文化重心则移至长江流域，移到了江南。这一转移始于六朝唐代，至宋代最后完成。宋代土地私有制进一步发展，商品经济十分繁荣，海外贸易颇为兴盛。与经济重心南移的同时，徽州的地位随之大幅提升。徽州虽不处于江南三角洲的核心地带，但距离杭州并不遥远，“其地接于杭睦宣饶，四出无不通”，宋南迁后，“中兴实为辅郡，四朝涵育，生齿日繁，地利日辟，人力日至”。辅郡，即畿辅之郡。徽州无疑属于当时江南最为发达的经济文化圈之内。其后，随着经济文化的进一步发展，徽州在全国经济文化发展坐标中的地位愈益突出，更加重要。
徽州文化的形成与发展并不局限于徽州本土。正如胡适所言，对徽人来说，有所谓的小徽州与大徽州。小徽州即指徽州本土，大徽州则指徽州以外的华夏大地乃至海外的广大空间。徽州文化既发达于徽州本土，又活跃在华夏大地。徽州本土的狭小促成了徽人的向外扩展。最初当是一种不得已的行为而后则成了一种社会风尚。黴人通过经商、科举、出仕、游学、移居等种种途径，与外界建立了广泛的联系和交流。
❖宋代之后，这种交流一直未有中断，明清时更为频繁，形成高潮
这种交流是双向的、互动的，相互影响，相得益彰。在这种交流中，徽州于经济上聚天下之财富，文化上得五方之风气，与此同时，徽商置业四方，称雄宇内，徽人出仕、游学，遍及各地。富有特色、独领风骚的徽州文化也随之传播四海，在各地开花结果。徽州成为那个时代经济文化发展的一个交汇之地与辐射中心。徽州文化的形成、发展与繁荣，乃是充分地利用了大徽州这个广阔的舞台，有赖于此者至大矣。
自隋唐兴起的科举制度，至宋代也进入了全面发展的阶段。宋统治者大力开科取士，使之成为选拔官员的主要手段。徽州人以其文化优势及时地抓住了这个历史机遇，科举出仕者大增。最新研究成果表明，两宋时期徽人登科总人数为861人，而在唐五代时期徽人登科者仅10人。宋代徽人担任过四品以上官职者达30余人，所谓“宋兴，则名臣辈出”是也。徽州人首先在政治上实现了崛起。
宋代理学的兴盛，把儒家思想推向了新的阶段，在中国思想文化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之意义。理学起于北宋周敦颐、程颢、程颐等人，至南宋朱熹为其集大成者。此后盛行于世，元明清统治者独尊理学，成为中国封建社会后期官方的意识形态。朱熹理学甚至影响东亚，远播欧洲。以徽州为故里的朱熹及其理学，对徽州本土影响至深至大。经过元代的发展，形成了新安理学学派。“朱子之学虽行天下，而讲之熟、说之详、守之固，则惟新安之士为然。”徽州人成为践行理学的典范。而徽州本是“程朱桑梓之邦”，“婺源之有朱子，犹邹之有孟子、继曲阜之有孔子也”。自南宋“咸淳五年（1269）诏赐文公阙里于婺源”之后，向有“程朱阙里”“东南邹鲁”之称，即徽州乃为中国封建社会后期儒家代表人物的发祥之地，其所处地位不言而喻。
宋代以后，徽州迎来的另一个历史发展机遇，则是商品经济的兴盛繁荣。 宋元以降，特别是明中叶以后，商品经济显著发展。这是中国古代商品经济 发展的一个新的高峰。其显著特点是：主要民生用品商品化程度增大；长距离贩运贸易发展；商路增辟和新兴商业城镇增加；大商业资本兴起，等等。总括起来即是全国性市场形成。明清时代商品经济的发展与全国性市场的形成，为徽商的崛起提供了广阔的舞台。不过，商品经济的发展只是一个客观条件，它对当时的人们来说，机会大致是相同的。
那么，历史为什么选择了徽州人，最后是徽商称雄四海呢？这与徽州文化有密切关系。在以农为本、安土重迁的时代，外出经商首先要克服死守故里的观念。徽州人能够做到“十三十四，往外一丢”，勇于外出经商，并且成为一种风尚，是很不简单的。这种向外拓展的开放精神，正显示了徽州文化的特色。当然，徽州人外出经商有地理条件这个因素，由于山多田少而不得不外出谋生。但明代各地因饥荒徭役而外出逃生者极为众多，这些人沿街乞讨者有之，为人帮工者有之，充当奴仆者有之，更多的人则是四处流浪， 难以控制，史称“流民”。
终明之世，流民一直是无法解决的一大社会问题。而徽州人外出则主要是从事商业活动，并且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这是因为，徽州文化崇文重教，教育十分发达，“十户之村，不废诵读”，莫不有学有师。
正是教育的普及为经商准备了必要的条件。无需赘言，目不识丁是难以外出经商的，即使中小商人，也必须具备一定的文化知识。至于那些在全国性市场环境下从事商贸活动、进行大商业资本运作的富商巨贾，更需要较高的文化素养。黴商许多人本来就是儒者，他们以儒家理念来指导其商业活动，贾而好儒，而被称为儒商。正如戴震所言，徽人“虽为贾者，咸近士风”。富有特色的徽州文化在徽商崛起的过程中起了重要作用，毋庸置疑。而徽州宗族也有开放的一面，对徽商的经营活动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他们筹集资金，为徽商创业提供资本；输送人力，以建立徽商对行业的垄断；利用宗法，来强化徽商的商业组织，等等。徽州宗族成为徽人外出经商的可靠保障和坚强后盾。
❖关于徽商取得的巨大成就，当时颇有记载
明人谢肇淘说：“富室之称雄者，江南则推新安，江北则推山右。新安大贾，鱼盐为业，藏镪有至百万者，其他二三十万则中贾耳。”活跃于明清时代的徽商，足迹几遍宇内，从偏远的沙漠到神秘的海岛，乃至于海外；其资本雄厚，积累了巨万财富，藏镪百万、千万；他们掌握着某些行业的垄断性经营，如盐业、典当业等；他们拥有各个商帮之首的地位；他们从明中叶兴起，至嘉靖、万历时达到繁盛，在清代又有一个大的发展，称雄于全国商界数百年之久。徽商活动的意义远远超出商业本身，对当时的经济、文化等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与影响，促进了社会的变迁。
明中叶以后商品经济的发展，不仅是中国古代商品经济发展的又一个高峰，而且出现了一些新的因素，如全国性市场的形成、新的生产关系萌芽，等等，显露出从传统走向近代的曙光，具有时代转型之意义。在这一时代转型的潮流中，徽商所扮演的角色不只是受益者，也是推动者；不只是参与者，更是拓者。即明清商品生产的发展和全国性市场的形成及商人集团的兴起，二者也是一个互动过程，并非是商品生产发展了，全国性市场形成了，然后才有人集团的兴起。当时，徽商经营的范围甚大，地域极广，影响至深。
“其货所不居，其地无所不至，其时无所不骛，其算无所不精，其利无所不专，其权无所不握。”商业的繁荣也促进了商品生产的发展和全国性市场的形成，在这一方面徽商等商人集团与有力焉，贡献尤大。徽商乃为这一商品经济发展大潮的领军者，而处于时代发展之前列。
徽商是在具有特色的徽州文化背景下发展起来的，而徽商在经济上的成功反过来又在各方面影响着徽州的文化发展，从而造就了明清时代徽州文化的昌盛。经济与文化互动，在徽州历史上被演绎得淋漓尽致。徽商取得的财富成为徽州文化昌盛的物质基础。徽商对教育科举、文化艺术、建筑园林、公益事业等投入了大量财富；还以其雄厚的经济实力为徽州培养造就了大批人才，包括一批出类拔萃的文化人才，从而铸就了徽州州文化的辉煌。
明清时代 的徽州文化光辉灿烂、万紫千红。如徽州教育、新安理学、徽派朴学、新安画派、徽派篆刻、徽州版画、徽州刻书、徽州三雕、徽派建筑、徽州园林、新安医学，以及自然科学、数学、徽剧、徽菜等，几乎在各个文化领域都取得了辉煌成就，有的领域臻于极致，后世难以企及。其水平之高、贡献之大，世所公认， 它们既有地方文化之特色，同时也是当时主流文化的一个代表，或在中国文化史上占有一席之地，而成为灿烂的中华文化之一瑰宝，具有典型性与普遍性的特点。
随着商品经济的繁荣与徽商的成功，人们的思想观念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明后期文坛领袖、徽人汪道昆说：“大江以南，新都以文物著。其俗不懦则贾，相代若践更。要之，良贾何负闳儒！则其躬行彰彰矣。”又说：商农“各得其所，商何负于农？”到清代徽州学者俞正燮亦说：“商贾，民之正业。”他们不仅发出了“商何负于农”的质疑，而且正面肯定了商贾本是民之正业，商与农是平等的，从根本上批驳了商不如农的传统观念。这种文化自觉，显然是对历来重农抑商政策的否定，是对当时仍在流行的商为四民之末观念的批判，是对几千年来根深蒂固传统的挑战。其意义已不限于地域文化范畴，而是发出了时代的先声。
❖逮至近代，由于徽州传统文化的厚重，不免给其转型带来了负面影响
徽商在近代失去了领袖群伦的地位，而徽州社会的转型亦步履蹒跚。尽管如此，徽州文化在向近代转型的进程中仍不乏亮点，值得关注。徽派朴学大师戴震，作为18世纪中国唯物主义哲学家，其思想显露出的近代气息，具有早期启蒙之意义，已众所周知。鸦片战争前，俞正燮秉承徽人的刚毅气质和求实精神，发表了许多离经叛道之论，勇于向传统观念宣战，被称为中国思想界三贤之一，特别是其维护妇女权益、主张男女平等的诸多阐发，更展现了朴素的人权观念和平等思想。咸同兵燹后，寄居徽州的学者汪士铎，对早婚等诸多陋习痛加批判，阐述了早期的人口思想；又对儒家仁政、德政进行批驳，而主张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
同一时期，徽籍大臣王茂荫所提出的货币理论与财政政策，切中时弊，见解卓越，阐发深刻，在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成为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提到的唯一中国人。黄宾虹作为近代新安画派的代表人物，在总结前人的基础上，多有创变，独树一帜，成为继渐江之后的又一个高峰。徽班进京，被公认为京剧发展的源头之一。
在自然科学方面，徽州数学家汪莱成就斐然，他提出的P进位制的理论，实为现代计算机原理之先河。至于徽人胡适，作为五四时期新文化旗手的地位与作用，无需赘言。其主张固然是对传统文化的一种反驳和扬弃，然而，从其批判精神来说，却是与朱熹、戴震这些徽州先贤们一脉相承的。而以上这些在徽州文化转型中闪光的人物，也无一离不开深厚的徽州文化沃土的孕育。
回顾徽州历史文化的发展进程，交织着人与自然的磨合，不同文化的融合以及经济与文化的互动。历经千锤百炼的磨砺，造就了具有较高素质的徽州人。徽州文化是时代发展的产物，宋代以后经济文化重心南移和商品经济的发展，为徽州的崛起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徽州文化又是利用大徽州即本土以外的广阔舞台而发展起来的。归根结底，徽州文化是具有较高素质的徽州人所创造的，是高素质的徽州人及时地抓住了时代发展的机遇，充分利用大徽州的广阔舞台，而创造的光辉灿烂的徽州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