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陈独秀长孙接受采访,用两句话,揭开爷爷晚年真实生活状态

“我死之后,丧事从简,也不要登报!”

这是弥留之际的陈独秀,对亲友交代的一句话。1942年5月27日,陈独秀病逝,享年63岁。

半生奔波,5次入狱,痛失长子次子,最终病逝在四川江津这样一个小地方,身边好友都不知该如何评价他的一生。

遵照父亲的嘱托,一直陪伴在陈独秀身边的三子陈松年,没有登报,打算低调安葬父亲。无奈父亲的名气太大,还是陆续有一些人前来。

出殡当天,从陈家到墓地的路上,陈松年看到了很多人。其中有一些是他熟悉的面孔,有一些是江津当地的小学生。迫于反动派当局的压力,陈松年没有准备花圈和鲜花等,但还是时不时有人壮着胆子放鞭炮。

这种不算大的动静,还是惊动了反动派当局。于是在送葬路上,发生了这样一个小插曲。有两个反动派特务突然闯进人群,指着操办葬礼的邓燮康厉声盘问。邓燮康是陈独秀的生前好友,也是江津的一个知名进步士绅,此次葬礼的钱很多都是由他筹来的。

反动派问邓燮康:“你们组织了这么多人,放鞭放炮,大张旗鼓,是不是想再来一次小小的五四运动?”邓燮康冷笑一声,反问道:“这么说来,你们是害怕五四运动吧!”

特务们再也无法接话,葬礼得以顺利进行。

这样一个小插曲,无疑证明了一个事实:哪怕陈独秀晚年并没有担任一官半职,只是个乡间老头,反动派还是忌惮他;就算他死了,这种忌惮仍没有减少半分。毕竟,五四运动的“总司令”此时就躺在他们眼前的这副棺材里。

陈独秀入土5年多后,陈松年在各方面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将父亲的灵柩由江津迁回了安庆老家。

新中国成立后,陈松年一家过着平静的日子。他很低调,很少跟外界提起父亲晚年到底是怎么过的。人们只能通过陈独秀的一些好友回忆,来了解一些支离片段,并最后拼出了两个字来形容陈独秀的晚年:凄凉。

但事实真的如此吗?关于此事,我们其实可以从陈松年的后人嘴里得出真相。

陈松年在大哥陈延年、二哥陈乔年相继牺牲后,是唯一一个陪伴在陈独秀身边的儿子。新中国成立后,陈松年一家得到了毛主席的亲自关怀,日子过得还是不错的。他膝下共有3女1男,其中长子陈长琦外形酷似爷爷。

陈长琦从小学到高中,接受的全部都是免费教育。1975年硕士毕业后,他留在了合肥工业大学任教,并成为学科带头人,家庭幸福美满。

在教育资源非常稀缺的年代,自己能受到如此良好的教育,陈长琦明白这一切除了因为他自身的努力,也跟他爷爷是陈独秀有莫大关系,国家在处处照顾他。

而每次提到爷爷,学理工科的陈长琦总是比外人想象得更为冷静。2009年,在关于五四运动的一次研讨会上,陈长琦作为陈氏家族的代表出席。

当记者问到陈独秀晚年的生活时,陈长琦说了这样两句话,揭开了陈独秀晚年的真实生活状态:

这是爷爷在世时最凄苦的一段日子,但却是最自由的最后时光。蒋介石的资助被他拒绝,胡适建议他去美国写自传也被拒绝,他只接受北大同事和学生的帮助。

那么,陈独秀晚年到底经历了些什么?明明很穷,为何孙子却觉得这是他最自由的时光?本期魂说就跟大家细说陈独秀的最后4年。陈独秀显然不是一个完人,但在这最后几年里,他的言与行都是令人钦佩的。

而这些,正是反动派在他死后仍对他心存忌惮的真正原因。

一:江津老友们发现陈独秀像变了个人

1929年,因为犯了重大错误,陈独秀被开除出我党。此后,他以一个普通革命者的身份,坚持为国出力。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陈独秀接连发声,痛斥蒋介石,坚持拥护抗日。很快,他就被当局逮捕,这是他第5次入狱。早就习惯被关的他,对蒋介石说:无所谓,我就把这牢底坐穿。

好在,1937年国共合作下的全面抗战爆发,陈独秀才被释放。一开始,他带着妻子去过武汉,也在重庆市里待过,但都过得并不顺心。最后,在好友的建议下,他登上了前往江津的轮船。

1938年8月3日,已经59岁的陈独秀,在妻子的搀扶下走下了轮船。妻子潘兰珍比他小了整整29岁,老夫少妻的组合总是会吸引来不少路人的目光。

虽然陈独秀已经刻意穿上了白布衬衣,和挺时髦的蓝布长裤,眼中一贯的锐气也并没有减少,但蹒跚的脚步仍能轻易出卖他的年龄。

到达江津后,陈独秀最开始是租在一个小客栈里,条件非常简陋。而后,才在好友们的安排下,找到了一处固定的住所。

小小的江津,来了一个会被载入史册的“大人物”,虽然他如今并无一官半职,但仍足以让江津城的士绅、民主人士们都沸腾起来。于是,不少达官显贵、名流学者,都纷纷前来拜访。

但很快,大家就发现眼前这个陈独秀,和他们以前听说的《新青年》杂志创始人,那个“狠人”陈独秀完全不一样。

就连曾见过他的江津感坝9中教务处主任潘赞化,都这样对好友何资深感慨:“陈独秀不行了,没了英雄气概,儿女情长。”何资深也只能摇摇头,附和道:“嗯,他现在讲米价,过去是不讲这些的。

是的,正如潘赞化所言,曾经的陈独秀是完全不知何为儿女情长的。这一点,儿子陈松年体会很深。父亲以前是怎么对他的,又是怎么对大哥陈延年和二哥陈乔年的,他一直记得。

陈松年还记得七、八年前,父亲被关在监狱里时,他曾去看过一次。当时20来岁的他看见父亲浑身是伤,心疼得直掉眼泪。谁知陈独秀却冲他发火:“哭什么哭,没出息!”一句话,吓得陈松年赶紧擦干眼泪。

而在对大哥和二哥的事上,父亲则更加严苛。当年父亲在外留学,陈松年便跟大哥、二哥一起,跟着母亲生活在安徽老家。期间,父亲几乎很少跟家里人联系,更别提寄钱养家。就连叔祖父陈昔凡病重,他都不曾回来守孝。因此,延年、乔年从小就不喜欢这个父亲,也是有原因的。

陈独秀和陈延年、陈乔年(剧照)

1915年,陈独秀从日本回国后,在上海创办《新青年》。延年、乔年抱着极大的希望,匆匆赶到上海,结果却并没有受到父亲的丝毫照拂。

当时,兄弟俩白天当苦力赚钱,晚上没地方住,只能在《新青年》办公处的地板上睡。几个月下来,两兄弟都面黄肌瘦,就连姨母高君曼都看不下去。而陈独秀自己倒是淡然得很,直接一句“少年人生,叫他自创前途也”,就解释了一切。

这些小事,陈松年都是知道的,所以对于父亲会不会关心自己,他也是不抱任何希望的。但此次带着祖母从老家赶到江津与父亲会合后,陈松年真的觉得他就像变了一个人。

他们过来前,陈独秀特意在书信里叮嘱:“到重庆下船登岸到客寓,你们都必须坐轿,万万不省此小费!”一向眼里只有大事业,根本看不到身边人的父亲,居然会在意他们坐不坐轿的小事,这是陈松年没想到的。

一家人共同在江津生活时,陈独秀甚至还拿出了当爷爷的样子。时常抱着孙子、孙女们,跟他们逗乐。而更让陈松年欣喜的是,对于祖母谢氏,父亲也是格外孝顺。

谢氏并非陈独秀的生母。陈独秀的生母查氏早年病逝后,祖父便把他过继给四叔父当养子,谢氏则成了他的养母。当年养父去世时,陈独秀人都不知在哪里。但在江津期间,他却视谢氏如生母。

每顿饭,陈独秀都要亲自盛好,送到养母手中。至于端水、拿药,更是事事躬亲。后来养母病逝,陈独秀披麻戴孝跪在灵前,痛哭流涕。那一刻,陈松年意识到父亲的心里,其实也有柔软的部分。

不只对儿子和养母,变得颇有耐心,对于枕边人,陈独秀也温柔了几分。陈独秀一生共有4位红颜,到江津后陪伴他的潘兰珍是最后一位。

以前跟妻子高君曼在一起时,家务事他基本都不插手,都是高君曼一人忙前忙后,而他只顾着自己那些大理想。但到晚年,他居然会关心起家里的柴米油盐。

为了替潘兰珍减轻负担,陈独秀甚至跟附近的农人们学起种土豆来。偶尔手上宽裕了,他还会特意买点好菜来给妻子打打牙祭。两口子虽然穷,却一直挺恩爱。

是什么让一向很自我的陈独秀,有了这么大的转变?这个问题,陈松年许久没能想明白。直到有一次,蒋介石派了人来。

还没来江津前,蒋介石其实就派人来找过陈独秀,并拿出了10万元活动经费。希望他能再创建一个党派出来,跟共军对着干。陈独秀冷冷地笑了笑,理都没理他们。

到了江津后,蒋介石更是几次三番派人来请。有一次,陈独秀实在被逼急了,直接破口大骂:

蒋介石杀了我两个儿子,我和他不共戴天!

直到这时,陈松年才明白:对于两个哥哥的死,父亲其实一直在假装坚强。他不是不疼孩子,只是早早做为一个革命者,他选择了用类似“苦行僧”的方式来处理亲情。

这一点,是他跟好兄弟李大钊在处理亲情上,完全不一样的地方,他倔强到不敢轻易表现出一丝丝的慈父之心。甚至连两个儿子牺牲时,人们都没能从他脸上看到泪水。

他唯一一次,忍不住为两个儿子痛哭,是在1936年西安事变后。那时,大儿子走了9年,小儿子也已经走了8年,被关在牢里的他,听说全面抗战的消息后,专门托人打来一瓶好酒。他斟满一杯酒,突然老泪纵横,喊道:“为父的,为你俩酹此一杯”。

痛失两个儿子,是促成陈独秀性格转变的一个重要原因。在年至花甲时,他终于学会了怎么去爱身边的每一个人。长孙说这是爷爷“最自由的最后时光”,其实也包括了亲情上的自由流露,他终于不再藏着了。

二:一个“穷”字难住英雄汉

在人生的最后4年里,一个“穷”字贯穿始终是陈独秀最大的困扰。1939年冬天,同乡柏文蔚顺路来看他,眼见他穿着单薄的棉衣时,忍不住感叹:“仲甫啊,你怎么会过成这样!当年你可是豪气冲天的……”说完,脱下自己的皮大衣,送给了陈独秀。

在当时很多人眼里,陈独秀的穷完全是他自找的。只要他愿意接受一些国军当局的职务,钱自然会送到他手上。

而远在美国的胡适,也早就给他抛来了“橄榄枝”。在美国混得风生水起,甚至常能见到美国总统的胡适,曾特意邀请过陈独秀去美国写自传。在胡适看来,只要他愿意把自己一生的传奇写出来,以后自然能吃穿不愁,何乐而不为呢?这也并不算是什么违反原则的大事。

没多久,胡适就收到了陈独秀的回复:

美国我是不去的!现在国难当头,我应尽自己微薄之力,与大家同甘共苦。再说,我一个中国人,若是真写自传,在中国也能写,何必跑到美国去!

这么多年他还是这么“不识时务”、“不懂变通”。

当年新文化运动的几位领军人物中,胡适最后的日子应该算是过得最好的一个。但他一辈子都不会懂得,李大钊为何会宁愿赴死,陈独秀为何会愿意5次入狱。正如他此时也想不明白:这么好的事,陈独秀为何拒绝,他不是穷吗?

在当时的情况下,陈独秀的生活来源主要有4方面:

其一,是靠给邻居和好友们写楹联。当时妻子为了给家里减轻负担,背着陈独秀把自己的首饰都给典当了。好在,陈独秀还是有些名气的,当地乡绅们时不时便找他写些字画、诗文。堂堂《新青年》创始人,曾经一字千金,一文难求,临老了成了卖字的书生,友人们也是唏嘘不已。陈独秀自己,倒是无所谓。

其二,北大同学会的捐赠。《新青年》虽然不在了,但北大学生对他这位“导师”却并未忘记,时不时就有学生寄些钱来给他。

其三,靠亲戚和朋友的接济。儿子陈松年当时在学校任职,时不时便会拿些钱回来给他。其他亲友里,也总有一些还有往来的。

其四,也是他最大头的经济来源:写书。

晚年的陈独秀,最大的爱好便是看书,他似乎想把年轻时没来得及读的书都给读了。因为买不起书,他只能经常去小书店书架边蹭书看。老板想赶他,便朝他使白眼。陈独秀不是没看见,只不过实在没钱买,只能厚着脸皮假装不知道。有一次,他竟因体力不支倒在了书店里。

陈独秀(剧照)

每次读完书有所感,陈独秀一定要在当天写下来。夏天时,热得受不了,他便只穿件背心和短裤。蚊子在耳边嗡嗡响,他就自行制作了一种土蚊香,把屋里熏得“云雾缭绕”。到了冬天,妻子又给他发明了一种“火笼”,这才解救了他那冻得握不住笔的手。

有一天,陈独秀接了一桩“大活”,领回了2万块。

当时,当局教育部想让他编写一本类似《说文解字》的识字书。陈独秀觉得,毕竟是教人读书识字的,倒是可以写一写的。为此,教育部还专门给他提前支了2万块,这可是一笔巨款。

可是书还没写成,陈独秀就跟教育部官员陈立夫闹了起来。陈独秀觉得此书应命名为《小学识字教书》,但陈立夫却觉得这里的“小学”不妥,容易让人误解为小学校,所以想让陈独秀改一改。

结果陈独秀始终就是一句话:两万元稿费可以不要,但我的文章别说两字,一个字也不能改!

为了这件事,妻子差点儿跟他吵了起来,但最后,也仍然不得不妥协。这笔钱到死陈独秀都不曾动一分一毫。

晚年的陈独秀对亲人的态度变化了很多,唯对金钱的态度上一点都不曾改变。世人都说陈独秀晚年过得凄凉,但他花的钱都是自己能坦然接受的,在那样的年代,能不受威胁利诱,谁又能说这不是一种自由的。

三:走得突然

晚年的陈独秀,身患多种疾病,胃病、高血压他都有。虽然好友几次带他去看,终不见好转,只能卧床休息。

而在这段时间,一位好友的来访,让他颇感欣慰,此人便是:周恩来。

彼时,周恩来正在重庆任谈判代表,特意抽空来拜访陈独秀。故人相见,陈独秀艰难地从床上支撑起来,连连说道:“你们来看望我陈某,不胜感激。”

其实,此次周恩来前来,正是想来劝他去延安。可惜,这时候的陈独秀身体已经不允许了,他表示:“我落后了,年纪也大了,中央开会,我怎么办呢?”最后,周恩来还特意拿出100块大洋给他,但他说什么都不肯要。

1942年5月份,陈独秀病危。在生命的最后尽头,他最放心不下的是妻子潘兰珍,他叮嘱:夫人今后一切自主,生活务自立……

潘兰珍当时34岁,此后她遵照丈夫陈独秀所言,在四川工作了4年。抗战胜利后,她回到上海,与养女生活在一起,1949年11月去世。

办完丧事,陈松年回到父亲住处收拾。发现父亲书桌前摊开着那本《小学识字教本》,书名他还是没改,而他在纸张上留下的最后一个字是:抛。

人们都说,这个“抛”字大概诠释了陈独秀晚年的凄凉:客居异乡、失去李大钊等挚友、失去两个儿子。

但正如长孙陈长琦所言他在灵魂上是自由的,他也找回了一些东西,比如久违的亲情,比如曾经迷失的方向。同时,他更坚守了住了一些东西,比如文人的风骨、革命者的笃定。

2009年按受记者采访时,陈长琦还意味深长地说了这样一段话:

“陈独秀一肩行李、一把雨伞,足迹遍及江淮南北,到处物色革命同志……三餐食粥,臭虫满被,亦不以为苦……”

说这话时,学理工科的陈长琦用的不是“爷爷”或者“祖父”,而是“陈独秀”。或许对陈家后人来说,这3个字极具份量的字,早已成为他们前行的动力。而曾经,对那一代的年轻人来说,“陈独秀”这3个字无疑也是一道耀眼的光亮。

(0)

相关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