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二零零三年

新型肺炎肆虐，心揪着，视野里开始频繁出现“2003”“非典”的字样。是的，太像了，也是呼吸系统，也是传染程度达到“疫病”的标准，也是，在冬天。

我的2003年，记忆也是从冬天开始的。

2003年1月，我坐火车从家乡返回深圳，准备迎接九年级下学期开学。

那时候的火车还是36小时的绿皮车，从太原到广州东，然后转车去深圳，旅途漫长且一票难求。刚好那一趟车的列车长是妈妈的熟人，所以我不但拥有了一张票，他还专门过来关照：

“你这个时候还去广东？不能请假？”

我一头雾水：“学生要开学了，我要上课啊……”

“听说啊，广东那边现在流行一种病，很厉害，能不去最好不去。”他压低了声音。

“啥病？”

“黑点儿病。听人家说，得病的人，肺上都是黑点儿，没药可救……”

怀着对“黑点儿病”的恐惧，我回到深圳，发现超市药店里的板蓝根、口罩、各种类型的醋……一概脱销了。

但是我顾不得恐惧。我的学生要中考了——这是我的第二届学生，也是我头一次带“好班”，怎么着都不能辜负学校委以重任的信任；这个班也是和我以血肉交融的方式相处两年的一个班——从哪个层面看，中考都不容有失。

眼看着备战进入白热化了，突然接到通知——因为疫情影响，尽量将学生聚集时间缩短，今年深圳中考改为只考一篇作文，语文考试时长改为一小时！

全市哗然！

然后顾不上长久哗然，全市初三语文课堂立刻集体疾转：备考作文，冲啊！

（要是2021年中考只考一篇作文，我的文创班，嘿嘿，嘿嘿，你们高兴吗？）

那年考得很好。孩子们放松了，我却箭在弦上，不知道该往哪儿发。

那一年南中从一个完全中学改制为高级中学，所有初中的老师都面临去向问题。

我是想留南中，教高中的。27岁的我，还保留着谜之执着，认为厉害的人教高中，不厉害的人才教初中，而我想当厉害的人，想证明自己教得好高中。

这时有两个人深刻影响了我的人生走向。

一个当时南中的实权人物单独约谈，问我：“你有什么打算？”我直言希望留下。他说：“想留下的人很多。你既然想留下，就要做出姿态来，和快退休的老头子走得那么近干什么？”

我勃然大怒。

他口中的“快退休的老头子”是我非常敬佩、极为尊重的一位主任，无论专业素养还是风度人品，都是一等一的人物。可以说南中五年，我的力求上进、广泛阅读、钻研教学，并对书法、政治、宗教等领域发生兴趣，都和这位忘年交的影响有着密切关系。这位谦谦长者当然不是实权人物，但是他绝对是我“生命中的重要他人”，侮辱他就相当于侮辱我，而二者都是我会不惜代价去捍卫的。

就在那个瞬间，南中对我已经关上了大门。

我的档案回到了南山教育局，等待被分配。我的2003年9月，前路未卜。

虽然全然被动，内心也不是没有期盼。

我想要去育才。

育才高中。

“春韵”网站和《春韵》这本校园刊物，为我勾勒出一个如梦如幻的育才，这是一个思想自由、书写自由的国度，一切表达都被最大限度地尊重。我渴望加入育才，成为表达和推动表达的一股力量。

可是我并不是一个行动派。

作为南山教育的一个小兵，我也不知道该向谁表达意愿。

直到八月下旬（心真大），我接到了学府中学钟校长的电话，她告诉我，她去教育局挑了我，要我加入学府中学——刚刚搭建起校舍的学府中学。

她的声音很好听也很温柔，让我误以为这事儿还可以商量，于是我就跟她在电话里商量：

“钟校长，我不想去你的学校，我想去育才，你放了我吧。”

不知道她的内心活动是怎样的，听筒里只是传来这样一句话：

“来吧！来跟我一起吧！我们一起来建设一个崭新的学校，一个我们理想的学校，好吗？”

素未谋面。可是我被打动了。

我很想知道，一个女人，怎么可以那么温和又那么昂扬，那么柔软又那么坚定？面对突如其来又显而易见的冒犯和拒绝，她怎么能说出那样一句诱人的话？

就在那个瞬间，我成了学府人。

经历波折兜转，我当学府人，已经17年。而这一切，都是由当初那一句话发端。这是多么奇妙的缘分。

2003年开始的故事，我以后会在《学府往事》里慢慢讲。

非典在那年夏天销声匿迹，走得和来得一样突然。它走得那么干净彻底，仿佛根本不曾来过，然而，它确确实实让很多家庭遭受了灭顶之灾；就算17年后的今天，也仍有许多人深为非典后遗症所苦。

可是，人类是健忘的。

灾难披另一件外衣，前来提醒——

不可狂妄，不可恣意妄为妄食。

要有所畏惧，谨慎自律。

感激替你负重前行，为你筑造防线的人。

珍惜身边人，和家人在一起。

但有余力，用以助人。

……

天灾面前，切勿加诸人祸，让我们守望相助，共渡难关。

留待来日，长长的往事，慢慢回味。

本文所有南中木棉摄影，均为耀娟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