龚鹏程|历史历来记载决堤,从西方宗教说起

薄伽丘《十日谈》和英国乔叟《坎特伯雷故事集》(The Canterbury Tales)是欧洲古小说双璧。结构相似,都属于零件之缀合,但起因不同。《十日谈》是逃避佛罗伦萨瘟疫而躲到庄园去的人轮流讲故事;《坎特伯雷故事集》则是去坎特伯雷朝圣的人讲故事。一逃灾、一朝圣,而展露的其实是类似的众生相。

今年的坎特伯雷,仍是众生各相,仍是圣灵充满,但撒旦也影影绰绰于期间。

、在坎特伯雷遇见平静

病毒攻势骤起,伦敦封城,坎特伯雷大主教也已不能出来公开主持圣誕礼拜了。但他衣冠肃然,手持教杖,戴上口罩.抱着笔记本电脑,准备去宣讲的形象,仍然做了很好的近期审美示范。

风雷隐隐,但处之以静穆。

坎特伯雷市,隶属肯特郡(Kent County)。南滨多佛尔海峡和英吉利海峡。跟欧洲大陆隔海相望,狭仅21英里,故英法海底隧道即建在此。

此地被称为“英格兰的花园”。狄更斯、达尔文、和你几乎忘了曾以《不需要的战争》获1953年诺贝尔文学奖的邱吉尔,都是肯特人。

花与酒的世界,也往往出现不驯服的人,肯特历来就常有反政府运动,1553年托马斯·怀特甚至从肯特杀到伦敦去反对玛丽一世。

但它也有与政权结合的部分,坎特伯雷就是典型。

西元597年,教皇委派奥古斯丁率四十名修士,到撒克逊人的肯特王国都城坎特伯雷传教。当时的国王是异教徒,但王后原是法兰克公主,信仰基督。故奥古斯丁在这里站稳了脚,成为第一任坎特伯雷大主教,并把基督信仰传遍整个英格兰。

政权与宗教,当然仍是既联合又斗争的。12世纪,亨利二世任命托马斯.贝克特为坎特伯雷大主教。但贝克特竟宣称他不是国王的奴仆,只愿听命于罗马教皇。亨利二世遂派了四名骑士将他杀了。三年后,贝克特被信徒尊奉为“殉教者圣托马斯“。信徒不断涌向坎特伯雷,朝拜殉教者,又令坎特伯雷成为英国的圣城。

后来英国史上著名的文豪,乔叟、马洛、笛福、狄更斯、毛姆等的文学活动也都与坎特伯里有关。

可是这里原先是西元一世纪左右罗马人开辟的,据说有一个剧院、一个庙、一个讲坛。

所以近年坎特伯雷的热门项目不是宗教,而是考古。

例如我在西城门大斯陶尔河边公园闲逛时,就发现该地曾做过大规模挖掘,城市居民热烈参与,挖出了地下一米的古路基,找到了当年通往罗马的商道,间接印证了“条条大路通罗马”的记忆。

但西元410年,罗马人却离开了不列颠,坎特伯雷也废弃约100年。

直到大教堂建成,坎特伯雷才获得新生,进入天主教时期。

这段时期,当然有奥古斯丁和大教堂的荣名声光,显得甚是辉煌。但其实颇有断裂和变异。

因为公元7世纪至9世纪此地曾被丹麦人占领。

16世纪中期,又逢宗教改革浪潮。先是改宗基督教新教,然后,1533年,国王亨利八世不再向教廷缴纳岁贡。次年,更促使国会通过《至尊法案》,政权终于压倒了教权,规定以国王为英格兰教会的最高元首,英格兰教会竟成为国教。

这个教,又称安立甘宗(Anglicanism)、安立甘教会(盎格鲁教会,Anglican Church)或主教制教会(主教会,EpiscopalChurch)。清朝传入中国后,译作“圣公会”,取义于神圣的天主教会(Holy Catholic Church)。⏤⏤而其实是个全新的物事。

王权与教权合并了,定位在新、旧两教之间,教义亦甚混杂。有采用至公派天主教神学的盎格鲁天主教(Anglo catholic),即高教会派(High Church);也有采用福音派神学的低教会派(Low Church);或采用自由派神学的广教会派(Broad Church)等。

坎特伯雷大主教身处其间,依违两端,被拱起来,担任着与他出身和原先义理完全不同的“荣誉领导”位置。又可叹,又荣耀。早先替国王加冕,乃是任命;现在仍为国王加冕,则是服务与奉承。

其命运,殆与大教堂相似。宗教用途被转为旅游观赏、文化遗迹,荣耀如故,实理则非,其原先的作用仅存于若存若亡之间了。

1988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坎特伯雷大教堂及其教区建筑作为文化遗产,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城市形象亦以“中世纪古城”为标志,招徕文旅游客。

英国列入世界文化遗产的教堂只有两座,坎特伯雷即为其一,看起来格外珍贵,但却没有得到政府太多的资助。原因当然是因为从宗教管理者的角度看,它主要不是建筑遗产、文化遗迹,而是活生生的教堂,继续传教才是它的主业。遗址的维护、文化意义的挖掘,还要靠旅游者的捐赠来维持。

大教堂是英国最热点的旅游地,每年大约有120万参观者。可是这座一级保护名录上的建筑物之运营费,每年超过600万英镑,所以维持并不容易。去年受疫情影响,游客锐减,商家常不准营业,而维修反而必须趁此冷淡时节赶工进行,经济负担尤其沉重。

倒是大主教不受影响,网路传教,安定人心,颇有用武之地。

、宗教产生革命权

宗教与世俗、政权与教权,联合和斗争的话题,总是如此说不完又理不清。

近代,我们僵化在教科书上的世界史,都是说漫长的中世纪,最终被打破,是由于政教分离。宗教统治结束了,上帝的归上帝、撒旦的归撒旦。人则挣脱了宗教的束缚,睁开了理性之眼,以科学重新定义世界、改造世界。

但历史从不那么简单。政教之争,由来已久,不起于近代。

而近代之夸言民主科学,恐怕也只是从法国、美国革命的视角看世界,若从英国看,则帝制不但还在,政教还是合一的。

即使革命权(也就是人民有推翻暴政的权利),也是从宗教中来的。

中国政治学比较发达,革命权早在周朝以前就确立了,“汤武革命,顺天应人”“水能载舟,亦可覆舟”“民贵君轻”均是常识。所以我们不能体会欧洲为什么竟没有这些主张。

但事实上硬是没有。历来思想家都认为政治主权只能服从而不能推翻。

基督教兴起,才改变了这个局面。依基督教教义:“我们应当服从上帝,而非人类。”除犹太人早已如此之外,这是一个前所未有的教义。

任何教徒都有各种宗教义务,但除犹太人和基督教徒外,宗教的义务不会和国家的义务相冲突。即使异教徒认为罗马皇帝自称为神毫無证据,但他们仍然服从崇拜皇帝的信仰。

但对于基督教徒,却恰好相反,形而上的真实,最为重要。他们相信:假若他们礼拜任何真神以外的东西,定会堕入地狱;而殉教反而是较小的灾祸。

这原则,被基督教徒向两个不同的方面解释。一是上帝的命令可直接传达于个人的良心,二是间接经由教会传达。

除了亨利八世和黑格尔之外,至今还未曾有人主张:上帝的命令能够经由国家传达。所以基督教赞许个人或教会判断的权利,均含有削弱国家之意。

因此国君跟教会冲突不断。但大部分君主均发现他不能和那天国的宠儿(The Favorite of Heaven)竞争,竞争反而强化了教会的独立力量。尤其四世纪之后罗马大国民自负情绪早已消失,国家更难与教会抗衡(足与宗教力量相匹敌的爱国心,要到近代民族主义兴起之后才苏醒)。

、宗教对宗教的革命

教会挑战国家的权威,固然成功了,国家对之,或无可奈何,或只能俯首听命。但已膨胀起来的权力就不会再受挑战吗?

会的。而且推翻它的因子,就在它自身里边。

首先是所有源于革命的威权都有的困难:它必须主张原来革命是合理的,因此逻辑上不能说所有以后的革命都不对。他可以向权威发起革命,别人当然也有权这么做。

其次,基督教的无政府的火焰,虽被深深埋没在中古当权的荣华富贵中,仍未死灭。到宗教改革,它便突然爆发,成燎原之势了。

再者,不是说上帝的命令可直接传达于个人的良心吗?个人主义曾是初期基督教教义的重要成分,却成为其后宗教与世俗革命的危险根源。个人良心,在不能接受教会的意见时,即可从《四福音书》中找到拒绝服从的根据。

这就衍生了后来宗教改革时的独立派。他们不认国家和教会同具宗教上的权威,而主张个人判断的权利。

这很自然地便与那反对世俗专制的革命联合在一起。因为每个人如果都有权决定他自己的宗教信仰,他不同样也应有其它权利吗?政府在法律上可以对人民个人做的事难道没有限定的范围吗?

因此也就发生了“天赋人权”的学说,由失败了的克伦威尔信徒带过大西洋,经杰佛逊(Jefferson)等人之手具体实现于美国宪法,再由法国革命将它带回了欧洲。

换句话说,在西洋哲学史上,革命权一直是被贬抑或不予承认的。革命之权及革命的事实,乃自宗教来,此后西方革命论中之对革命权的肯定、天赋人权说、民族主义革命论、“国家”替代上帝、乃至于“工人无祖国”的世界革命、革命中的狂热信仰本质……等,均由此渊源而来。

民族君主对罗马教会的反对、地方政治势力(封建诸侯残存势力之僧侣、贵族)对民族君主专制作风的反抗、平民对方专制君主的反抗,亦皆由宗教改革运动所促成。

、宗教改革与农民叛乱

此外,宗教改革与农民的叛乱也很有关联。

宗教改革运动的主体势力,虽然是平民,但在下层的贫农及工人阶层,亦浸透了宗教改革的影响。而且因为时代转换期中生活的不安与动荡,常会采取暴动的形态。

十六世纪中欧所发生的“农民战争”即是如此。

这运动的指导理论,便是当时最普及的再洗礼派主张。此派不特反对天主教且仇视新教徒。虽重视和平,但贱国家而厌政治,以一切强制为祸害;故主张不参战、不服官、不受命;信仰共产而欲推翻一切尊卑贵贱之区别。

他们是宗教的极端个人主义者,服膺路德,认为每个人有权按其良心行事,故完全否定有教士的必要。他们主张教会是圣人的团体,故要求信徒不说谎、不渎神、不贪食、不淫荡、不饮酒。他们主张所有的人在上帝面前是平等的,故斥责宣誓、服兵役,拒绝向从事战争的政府纳税。

由于他们有新教运动中走向极端的一面,兼以他们颇有反抗战术,且在精神方面呈现无政府主义,各地政府几乎无法镇压。

一五二五年在瑞士揭竿而起的这个农民运动,强调内在的光、内在的语言、神的力量、神的语言,以及神的恩泽,个人自主独立的自由,排斥社会组织,否定一切外部及世俗的权威。甚至主张以“火与剑”来对付狡猾的贵族与教士。

他们本来是否定暴力的无抵抗主义者,但最后坚决与政治及教权对抗。致使一五二五年至一五二七年间,中欧各地农村,一片扰乱,殉教者多。即使到了一五三○年邻近战争之尾声,仍有二千名受焚刑者。

、宗教革命与反改革

新教之宗教革命固然来势汹汹,天主教会的抵抗也不弱。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爱尔兰仍为其大本营,而法兰西、波兰、匈牙利等也大半仍信旧教。

天主教会对于新教改革之反动,对天主教会自身亦为一种“改革”。其成功,有几个因素:

其一为教徒颇有潜在的复旧心理。这种心理起于對“土耳其人,彗星,及魔鬼”之恐惧;加上受洗礼派之运动,遂使骛新者戒惧、守旧者反动。

其二为教皇之发奋整顿。

其三为罗耀拉(Ignatius Loyola:1493—1556所创立之耶稣会(Secicty of Jesus. 1540)以刻苦、慈悲、贞节、服从教皇为美德,使天主教会声势大振。

其四,为特棱特之议院(Council of Trent, 1545—1547,155l—1552,1562—1563)之作用。一方面对教会中之积弊如卖官受贿等大力改革;再一方面对于旧教之信仰与教皇之地位,予以拥护;而教士之教育问题尤受注意。

其五为西班牙之天主教裁判所(The Inquisition),与教皇之违禁书目(The Index,l559第一次),凭借强制以表示威严。

其六是新教各派信条互异、彼此嫉视。

在拥护教皇及天主教之论辩家中,意大利人柏拉民(Robert Francias Romulus Bellarmine即Bellarmino 1542—1621)最为重要。谓(一)人应首先服从教会,次及国家;(二)人固应服从君王,但对于叛教之邪君无服从义务;(三)政体以君主为最优,教会中尤非君主政体不可;(四)教皇得废黜君王:(五)教皇之政治权力亦非直接而是间接(格列高里十三世将辨正列入禁书,即因此故)。

天主教联盟之说亦值得注意。此派之言论共分四层:教会或人民能否合理地废黜君王?亨利第三应否受教皇之废黜?人民应否废黜享利第三?在正式废黜以前,人民能否合法地武力抵抗?此四问,答案都“是”。教高于政,故教皇能废黜君王;人民亦具此权力,因君王乃人民所立。不宁惟是,凡信奉异教之人主即可作暴君论。

此外,西班牙之法学家,苏亚勒士以为人生而有社会性;盖人生而必处社会之中。有社会必有治权,即天主天使尚有等级服从,何况凡人。主权不在任何人而在社会,在人民全体。

这看起来是民治思想,然终点则为专制,与日后霍布斯之立论不谋而合。何耶?政治社会,必有政府;既有政府,即有治者与被治者。此种划分虽亦曾基于被治者的同意,然是割让而非委托性质之契约。人民既将治权交付即不能收回;而君王乃至高无上矣。

总之,在这段期间,反抗君权派(Monarchomachs)与君权神授论(Divine Right ef Kings)同时并存。原因是各国人民不由自主地划分为新旧两派,酿成各国间之内乱外战,新旧教派明争暗斗不止,各为其真理而牺牲。

不论国君所袒护者为新教或旧教,凡被压迫而处反对地位的教徒即斥其国主为暴君,可废可弑。反之,新教旧教对其同教之君王无不各为辩护,而张扬其权力。而且,两教派只要有人感受到压迫,就高呼革命;如得势,又不惜以自己曾受到或曾痛斥的虐待加诸对方。

宗教改革如此激发了反抗与自由,乃竟成了十九世纪追求政治自由之先声,宗教史本身就是政治史。

上帝的归上帝、撒旦的归撒旦?

、“圣诞休兵”

坎特伯雷大主教稍早曾回顾了一段“奇迹”。

1914年的平安夜,德军在战壕里布置了圣诞树,摆上了蜡烛,并唱起歌来。英国士兵也唱他们自己语言的圣诞歌回敬。但不久两边就开始互贺节日快乐。然后双方在无人地带开始有些交流,交换食物、香烟和酒等小礼物,或钮扣与帽子等作为纪念品。这次休战,也让双方可以把阵亡者各自带回埋葬。故双方也举行了联合礼拜。

也就是说,无论如何,上帝与撒旦仍可“圣诞休兵”。在圣诞节日之后,当然我人仍期待他们休兵。

龚鹏程

龚鹏程,1956年生于台北,台湾师范大学博士,当代著名学者和思想家。著作已出版一百五十多本。

办有大学、出版社、杂志社、书院等,并规划城市建设、主题园区等多处。讲学于世界各地。并在北京、上海、杭州、台北、巴黎、日本、澳门等地举办过书法展。现为美国龚鹏程基金会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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