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乡泣别双亲豫北战局日形紧张，敌军占据徐州后，又调大军侵入皖北，节节西进，企图进攻豫北。豫北、豫东均属第一战区管辖范围，长官部遂作全盘计划，准备固守平汉线，向西转进。此时适内子在湘染病，使我内心焦急。9月底乃请假南返，赶赴长沙探视病况。途经鄂北，因目睹战局日益不利，鄂北势必遭受战祸，顺道前往京山宋河老家，拜候二老双亲，告以大祸将临，家人必须早做准备，以保万全。乡间防军势力孤单，苻遍地，匪祸蔓延无已。在此情势下，二老不知如何可以逃避灾乱，只有祈求上天保佑，听天由命。筹划再三，我亦别无善策。最后二老与我商定，战乱时期，人民生活难保，子女教育中断，顾虑无法周全。幺弟年甫12岁，小学毕业后，自应送到后方升入中学，以免半途辍学，断送今后前途。10月3日清晨，我同幺弟事国拜别双亲，乘车前往汉口。老母亲在送我俩登车时，泪流满面，泣不成声。我亦内心痛苦无比，低头暗泣，不忍正视，讵料此次拜别，竟成永诀，使我抱恨终身！抵达汉口时，一片凄凉景象，惨不忍睹！那时离双十国庆只有1周时间，居民早已疏散乡间，市面竟成死城，毫无庆祝国庆的气氛。最使我诧异不解者为，市内各大公司，商院均在大门上贴有字条，用英文书写此系“英国公司”，“美国产业”或“荷兰商行”，意图避免日军骚扰，保全财产。其实这些公司商号都是国人财产，冒充外商产业，免遭没收或抢劫，此种奇形怪事，实在可怜又复可耻！京山惨遭轰炸另有一件惨绝人寰的日军暴行，不能不予以报导。1938年9月下旬，正在我返乡探亲的时日里，日寇忽出动大批飞机，轰炸京山县城。京山县系2等县，西北处大洪山山麓，东面毗邻汉水，文化不发达，物产亦缺乏，从未驻扎大军，应付战争。县长姓蒋，一日蒋县长召集全县耆宿、乡绅开会，商讨保境安民大计。汉奸竟误报系蒋委员长召开军事会议。敌机乃大批来袭，大肆轰炸，将全城夷为平地，死伤数千人（的小学老师秦式如、张六先生亦于是日殉难）城内8大绅士（蔡、曾、查、王等的先人均系前清官吏，建有堂皇的府邸）的大宅院全被炸毁，京山的古老文化遗产尽遭摧毁无余。日寇之作恶多端，实在令人发指！我们在长沙停留了1周，敌机每日来袭，炸弹爆炸声日夜不止。一天晚上，我俩正在长沙最著名的“爱晚亭”静坐乘凉，敌机忽然飞临上空，到处投弹，城内数处熊熊大火直冲云霄，令人骇然！未数日，传闻武汉大保卫战失利，敌军前锋逼近汉口近郊。长沙似已危在旦夕，不能久居。我与内子携带一侄女仓促间登车南行，拟在衡阳暂住，听候战报，再作打算。同时，我将事国弟交托长沙雅礼中学（会开办）劳校长照顾，带往湘西沅陵，进入中学攻读（香港无法入学，菲国又无居留证入境，故将事国留在国内升学）。长沙毁于大火我们在衡阳等车期间，广州被敌占领，未数日，武汉亦陷敌手。继而恶耗南传，长沙当局在慌乱中实行焦土政策，放火焚烧全城，人民在黑暗中无处逃身，死伤无数。全城哀号痛哭，枕骸遍野，天地为愁，草木凄悲，人间惨事莫有甚于此者。湖南省政府当局未查明真相，不了解战情，惊惶失措，遽然下令焚烧全城，真是愚蠢昏庸之至。衡阳一片混乱我们3人冒冒失失地到了衡阳，四处寻找住所，竟无一家旅馆可以容身。天无绝人之路，忽然在一旅舍中遇见佛兄的老友谭平山先生，在汉口时我曾与他接谈过。我与寒喧后，即告以内子患病拟赴港医治，现在衡阳无处可暂作栖息之所，不知如何办法。是时适逢担任国际反侵略协会干事长的郑彦棻先生同在一起交谈。他们两人各订有客房一间。谭与郑商谈少顷，即婉言告我：郑先生可搬到我的房间同住，他的房间让给你们。大家逃难，应当互相帮助，于是解决了我们住处的问题。谭郑两先生有此同情爱心，真使我们感激不尽。（先生来台后担任中央党部秘书长及侨务委员会委员长，我赴台时，常与交谈海外党务及华侨教育等问题。）广州失守，我们南下出港的美梦完全被粉碎。从北面汉口、长沙及东面湘、赣两省涌至衡阳，准备逃往内陆的男女老幼，何只数10万人，蝟集旅馆车站，焦急万状。是时军事紧急，车辆多被调运部队，可供旅客乘坐之客车少得可怜。而且供不应求，1票难得。我因为有1位旧友陈绍平兄当时任铁道部路警总局局长，办事处设在衡阳，他负责维护铁道交通，权力相当大。次日我去拜访他，告以我要护送家眷赴港养病，请他设法代我购买车票赴桂。他慨允协助，即吩咐副官向铁路总站购到3张车票，我们喜出望外。第3日正午即乘上湘桂铁路客车赶往桂林。次日经过祁阳、东安、全县，下午到达桂林市，如释重负，两周来的恐怖心理亦烟消云散。我们住进一位朋友开设的旅社，稍事休息，消去疲劳。内子因有身孕，经不起长途跋涉，疲惫不堪。这位朋友本在政界交游甚广，他此时开办这间旅社，一方面是做生意，另一方面也是要为避难的朋友提供歇脚的所在。乱时为朋友解决困难，也是一件大好事。桂林山水甲天下，素称旅游胜地，我们在逃难中，心绪不靖，前途堪忧，哪能有心去游山玩水？由广州湾出海广西近些年来，在李宗仁、白崇禧2人集体领导下，教育进步，治安良好，人民安居乐业，生活颇感满足，惟交通尚不理想，农工业发展亦不积极，如欲建为抗战后方基地，仍须下很大的功夫。第2天早晨，我去广西省政府所在地，拜访广西政界耆宿李任仁先生，查问前往香港的路径，请其指教协助。李先生系1忠厚长者，态度和蔼诚恳，据告：到香港只有两条路可走：1条是经过南宁，领取出境证件，前往越南，假道河内、海防往港，另一条是路过柳州、贵县等地到广州湾，搭乘法国轮船往香港。他说：如要赴南宁，他可专函介绍。我们又在桂林住了两天，机会难逢，适有1运客车开往广州湾，难民朋友争先恐后，争取座位。我们幸而得到3个座位。次日清晨，坐车南行，经过柳州、贵县，住了1晚，次日晚间才赶到广州湾海口。到了广州湾，情形更乱。此地系一出入口货转运站，地方狭小，人口稀少，旅馆寥寥无几，均告客满。我们无计可施。只得商请旅舍老板准许在其大厅内临时排床铺，住了两晚，第3日才有空房轮到我们居住，暂时安心等待船运消息。整整又过了2日，有1法国货船经过海口。据云：此系运货轮船，尚有余舱可以容旅客。我们后来才知道这完全是船长藉机会捞外快，故将运货舱位卖票收客，大赚1笔孽钱。战乱时期，无良心的人出此下策害人，真是可恶！双手吊上货船此船无码头靠岸，停在深海中，乘客须坐小船划到大船之旁。又无吊桥供乘客依次登船，仅由船员用双手将乘客拖上大船。我们一班旅客尚不觉困难，但我太太的情形不同。她有6个月的身孕，被用双手拖上10余尺高的大船，真是危险万分！第一，如果万一松手，立刻会堕入水中丧命；第二，她怀有身孕，如果因身悬半空，发生小产，既无医药诊治，又无房间休养。因乘客都住在大舱，形同难民，这是何等残酷的事！至今思之，犹有余悸！事后想起，真感懊悔不已！同时，最令人痛心者，乘客住的大舱，后面半舱满载猪、牛牲畜，臭气熏天。我们分住的半节舱，只分了些帆布行军床，供给女眷睡用。我们男士则倒卧地板上，遍地潮湿，如同住在地狱之中。当时大家逃难心切，只求能逃出虎口，安全到达香港，其他的艰苦与污辱均不暇计及了。船行1日，经过珠江口外的万重大山，狂风大作，白浪滔天，船身前后摇摆，颠簸不定，船中空气污浊，秩序大乱，真是活受罪。晚间半夜2时左右，船抵香港的港口外，又是停在深海中，无码头可以登岸。我们必须坐小电船驶至大码头之外，爬上木板的趸船。我们进入电船时，遇到两名贼人，他们乘人声嘈杂混乱之际，将我携带的港钞、法币全部抢光。我当时机警，早已有所准备，独力擒住贼人，又将失落的两个银包双手夺回。否则银钱现款一无所有，到了香港告贷无门，真是狼狈不堪，恐怕要沦为乞丐沿街讨饭了。幸能保住胎儿登陆之后，已将曙光报晓，住进六国饭店，因内子怀孕，又生重病，饭菜不进，情形非常严重，必须延医诊治，保住胎儿。幸而此时探得一位广东的远戚亦已全家搬到香港，与之联络，请他的家人照料我太太。经他们介绍一位广州名医开方安胎，延长了1个月有余，安然渡过难关，终于12月尾生下我的女儿馨君。这次在逃难途中，遇着种种的艰苦险阻，困难重重，危险万状，我们与胎儿均能安然无恙，真要感谢上帝的大恩。值此期间，南北战况日见危险，寇军占领东南沿海各大城市，内陆逃港难民，人山人海。香港地小人多，居住安置都成问题。旅社中拥挤不堪，楼上楼下的厅堂以及走廊都住了老老少少的难民，惨不忍睹。我们得到幸太太的帮助，在西环高街租赁了1间住房，暂作栖身之所，才算建立了1个临时的家。日寇占据广州，又威胁越南，要胁法国当局封锁滇越铁路，企图完全断绝我们的国际路线。法国终于屈服，阻止了中越交通，于是香港与内陆的交通全被切断。我们住在香港，走投无路，日坐愁城，终日长嘘短叹，落魂失魄，往南往北，无所适从。我在战区政治部的职务尚未卸除，而且另有别的新任务要我前往接事，数次来电催促，实在无法决定。何去何从，我已主张全无。我的内兄陈道桢顾虑我们的安全，尤其是我太太产后的调养与照顾，坚决催促我们重返菲岛，接任《新中国报》总编辑的职位（报社此时改由老友谢德超兄主办，他再要我回来，共同努力从事文化工作）。同时我可以参加抗敌后援会的宣传工作，普遍唤起侨众同仇敌忾的反日精神。命里注定要坐牢终日闲着无事，除看报了解前方战情外，有时逛街饮茶，或与幸次苏兄等聚首谈天。大家最关心的是：一为战事大局叹息；一为家人安全牵挂，忧心忡忡，无以解怀。一日上午，我们在无聊的情绪中，上到太平山顶，观看海湾美景，开展心怀。山上有一老年算命先生，道貌岸然，态度和善，他精通文王命理，能为人指点迷津。次苏对命理久有兴趣，而我从不相信此道。反正为了消磨时光，解除苦闷，与老先生谈谈时局大事，请他评断命理，亦无大碍。次苏算完八字，再要为我评命。老先生算完我的八字，问我要问何事，我说：我们不能在香港坐以待毙，最要紧的是向何处逃离，保障家人安全，往南往北，我心中一片模糊，不知何处是我们安身之地。他沉思片刻，才详细告诉我，他说：先生南人北相，往西北才有大发展，但目前道路不通，北返不易。如向东南去，亦有升发的机会，但你命里恐有牢狱之灾。不过，吉人天相，有惊无险，不致有生命危险。我本来不信命相之理，所谓牢狱之灾，不过危言耸听而已。我一切听从天命，心里盘算一下，还是决定南下，自创生机。结果在4年之后，日军占领菲岛时期，我终逃不过大劫。1943年秋季，奸人误报我组织反日游击队，系血干团的首领，被日宪兵部囚禁在 FORT SANTIAGO监狱达5月之久，命里注定，有灾难逃（情容后再述）。我安顿了家人在港的生活，准备好一切必要的手续，于1939年2月买棹南来，到达马尼拉时正是2月13日，竟是一个不祥的日子。我旧地重游，第二次来到这美丽的岛国——非律宾。① 本文录自菲《联合日报》，转录时编者对个别文字进行了删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