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人读书全不作有用看，且如人二三十年读圣人书，一旦遇事，便与里巷人无异，只缘读书不作有用看故也。何取？观史如身在其中，见事之利害，时之祸患，必掩卷自思，使我遇此等事，当作何处之。如此观史，学问亦可以进，智识亦可以高，方为有益。其意思是，读书要有用。如果读历史书仅仅满足于炫耀故事，那是没什么用的，只有把自己放在古人身处的事情里，假想自己该如何解决当年的事情，然后再看古人的成功或失败案例，才能以史为鉴，做到读史增长智慧。同时，历史也不是几页冰冷的纸张，只有把变化同时放在现实中，放在每个社会个体的日常悲欢中来考察，放在个体与国家、社会的关系中去论证，我们才能在认清方向的同时更加清醒，而不至于走向虚妄。
中学生阅读，如果要想有良好的效用，就必须注意三个问题：二、思想指引，情感体验，助力于三观建设，形成良好的现代公民意识；三者缺一不可，这也算是我们对待语文阅读的一点执念吧。希望我们的坚持，让孩子眼里有光，胸中有热血，内心高贵，举止优雅，灵魂散发香气。让孩子们的写作天地四海，皆入笔下；万家忧乐，都到心头；理形于言，文采斐然；片言居要，百意烛照。。。艺术源于高贵，美的敌人不是丑，而是俗，是鄙，是劣。
下面是寒假班初中语文的部分内容，请大家检阅并批评指正。
第一章： 学校不是培育学生，而是教学生如何去培育社会。在浮华的世界中，有的人选择醉生梦死，有的人选择现世安稳，而总有些人选择把自己化为利刃，刺破泡沫。哪怕最终失败又如何？人活一世，最重要的是，此时此刻直面困难的勇气。人的一辈子中会遇到无数的挫折和诱惑，唯有执拗的选择对的方向，不回头的一路走下去。用自己的善念推着灵魂向前走，去做一些对得起光阴和岁月的事情。千载之下再读王安石，应该能感受到来自光阴深处的馈赠。2、如果没有他，今天中国就少了1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西事艰阻万分，人人望而却步，我独一力承当，亦是欲受尽苦楚，留点福泽与儿孙，留点榜样在人世耳。”论家大业大，乔家并不算晋商中最顶级的，而恰恰是乔家的生意，能挺过阎锡山洗劫、冯玉祥摊派、日军抢占。1949年，“大德通”票号关门歇业；1955年，包头的几家店铺改造为公私合营制，乔家的生意才正式结束。究其原由，竟是伙计恋旧不肯离去，乡亲帮忙挺过历次劫难。乔家以这样的方式，给了辉煌五百年、纵横九万里的晋商，最体面的落幕。4、他参加太平军、帮助曾国藩、结交孙中山，一生跳槽只为爱国梦“此去西洋，深知中国自强之计，舍此别无他求，背负国家之未来，求尽洋人之科学，赴七万里长途，别祖国父母之邦，奋然无悔。”而促成这一切的人，叫容闳。他毕业于耶鲁大学，见识了新知识的瑰丽，又环游世界目睹巴黎、伦敦之繁华，再回头看尚处蒙昧的大清国，不禁黯然神伤。向西方学习吧，这是摆脱落后的唯一出路。为了这个志愿，他奋斗了一生，至死不悔。
5、“父教育而母实业” ——张謇的低调理想主义
卢作孚先生曾经写过一句话，“学校不是培育学生，而是教学生如何去培育社会。”什么叫“培育社会”？就是建造一个新新世界，这就是张謇的梦想。卢作孚的梦想是“50后”的梦想，也是“90后”的梦想。（张謇生于1853年，是“50后”，而卢作孚生于1893年，是“90后”。）每一代人都可以拥有自己的梦想，伟大的梦想总是相似的，卑鄙的梦想则各有各的不同。借用卢作孚的另一句话送给诸位：“不要做大炮，要做微生物，慢慢地去影响、改变社会。”这就叫培育社会，这就叫真正的教育。
你隐约想起了一些向来不被怀疑的话：“对敌人的仁慈就是对同志的凶残！”“对敌人要像秋风扫落叶般严酷无情！”“军人以绝对服从命令为天职！”……你感到一股冷。一股说不清来自历史还是地狱的冷。一股政治特有的冷。匕的冷。工具的冷。阶级的冷。梦魇的冷。 而不合时宜的奥威尔，却提供了一种温暖。就像冬天里的童话。至今，白发苍苍事业有成的格伦特对那个不知名的志愿军战士依然念念不忘，是这个中国人使他的生命得以延续，并给他上了人生中最重要的一课：尊重生命。在那个残酷的战场上，那个中国战士随时可能失去自己的生命，但当他面对一个放下武器的敌人时，天性和直觉使他马上放弃了仇恨，从一个杀人者变成一个生命的守护神。究竟是把敌人变成人，还是把人变成敌人，这里体现了人类灵魂走向的两种可能性。一种走向通往天使，一种走向通往魔鬼。人类真是一个极其奇怪的群体，他们高贵的时候那么高贵，凶狠下流的时候竟然那么不讲道理。在苍茫中呈现美好，在诱惑中隐藏着，希望，盼望，失望，绝望。在《我控诉！》发表百年后的1998年1 月，法国总统希拉克发表公开信，庄重纪念“已成为历史一部分”的《我控诉！》100周年：“让我们永不忘记一位伟大作家的勇气，他冒尽风险，不顾自身的安危、名誉、甚至生命，运用自己的天分，执笔为真理服务……一如伏尔泰，他是最佳知识分子传统的化身。”“今天，我想告诉左拉和德雷福斯的家人，法国是如何感激他们的先人。他们的先人以可钦佩的勇气为自由、尊严与正义的价值献身。”左拉，人类思想宝库中伟大的左拉，以愤怒控诉的姿态，为自己的国家赢得了世界的声誉；不仅法兰西要感谢左拉，整个人类都要感谢左拉。
“生？还是死？”
莎士比亚的名句，令丹麦王子哈姆莱特成为西方“择生择死”思考的典型形象。西方人弃生取义的意识，与东方有异。他们更重视“生”的权利与个人的发展。中国传统文化，则是把自我的小生命看做是民族的大生命的一环。舍小取大，故有欣慰之感。
择生与择死的思考，构成一个人、一个民族隆起的脊骨。没有这伟大的设计，是没有伟大的人和伟大的民族的。
祖宗给了我们一个清明节。清明时的中国，生人走到死界边，冥冥之中的灵魂也来与生人相逢。中国人，不只是活在自己不到百年的小生里，还要活进五千年的历史里，活进无尽的未来中。这使得中国人“在精神上的人生”比肉体人生更为漫长和浩淼。
即使在一个变动的时代，每个个体的幸福和上升通道仍应该尽可能地获得很好的制度保证。具体而言，在健康的力量正在生长和发育、社会总体走向繁荣的同时，我们更应该正视更广大社会群体的基本诉求，对生存保障、对幸福生活和美好未来、对社会公正的诉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