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夏江汉形成说之六：南方陶器文明的发展和神农的统一
华夏江汉形成说之六：南方陶器文明的发展和神农的统一
文|黄饮冰
一、南方陶器的历史
南方最早的陶器，出在湖南道县的玉蟾岩和江西万年的仙人洞（吊桶环），距今20000年左右。
从考古断代看，玉蟾岩的陶器（陶片大约距今1.4~2.1万年，美国人的研究成果）的上限年代比仙人洞（2~1.9万年）的要早，这比世界其他任何地方发现的陶片都要早好几千年，也标志着玉蟾岩人在旧石器时代晚期就发明了陶器。所以我的眼光开始是注目于玉蟾岩的。
玉蟾岩的原始陶器火候很低，夹杂大量粗沙，质地疏松，外表呈黑褐色，陶片复原后呈釜形器，这是中国已知最早的陶制品之一。有人说玉蝉岩的陶器是泥钵，这种见识太低级。伴随玉蝉岩陶器的是中国最早的古栽培稻。
仙人洞遗址下层遗存中陶器多粗砂红陶，器类仅见罐一种，表现了较强的原始性。上层遗存中有了较大的进步，陶器有夹砂红陶、泥质红陶、细砂或泥质的灰陶，器类有罐、豆、壶等。从残片观察，器型大多是手工捏制而成的圆底罐，器内壁凹凸不平，胎壁厚薄不匀，胎质粗劣，有些还掺和了蚌末、石英粒，陶色很不稳定，有的在同一块陶片上呈现红、灰、黑三色。内壁和外壁均饰粗绳纹。这些都显示制陶技术尚处于原始阶段。当时烧造陶器可能是采用平地堆烧的方法。在仙人洞也发现了中国古栽培稻。
湖南彭头山文化的陶器制造很简单，全部为原始的贴塑法制作而成，胎厚而不均匀，大部分陶器的泥胎中夹有碳屑，一般呈红褐色或灰褐色。器类不多，主要是深腹罐与钵，普遍装饰粗乱的绳纹。胎泥所夹的炭屑中明显有稻谷与稻壳的痕迹，这个稻谷是中国最早的现代人工栽培稻谷。
湖南高庙文化的陶器皆手制，但器壁厚薄较均匀，器型规整但颜色斑驳，大都夹砂，泥质陶甚少。出土有精美白陶制品。陶器造型主要是圜底器和圈足器，不见三足器和尖底器。器类主要有釜、罐、盘、钵、簋形器、碗、杯和支脚等，其中罐类器尤为丰富，器型多达十余种。陶器装饰艺术是高庙文化最突出的特征之一。绳纹是高庙文化陶器器腹上的主要装饰，但在器物肩、颈部的装饰手法则有时间早晚的变化：在高庙文化的最早阶段，常见由双线或单线刻划纹构成如网格、带状大方格填叉、鸟头、鸟翅、以及兽面和八角星等不同的图案，图像都很简化；从中期开始及其往后，开始盛行用戳印篦点纹组成各种图案，最具代表性者为形态各异的鸟纹、獠牙兽面纹太阳纹和八角星纹，另见有平行带状纹、连线波折纹、连续梯形纹和垂幛纹和圈点纹等。同时，还出现了朱红色或黑色的矿物颜料的彩绘和填彩艺术和彩绘图像。特别是那些装饰鸟纹、獠牙兽面纹、太阳纹和八角星纹等图案的陶器。质地都比较好，制作相当的精细，器类与器型都相对的固定。这些陶器很可能是当是用于陈设用的祭器而非实用器。
在高庙遗址，未见稻作文明存在的迹象，但有渔猎存在。所以我说高庙是祭祀之国，高庙居住的是神职人员，接受农神文化圈居民的供养。渔猎的存在是补充不足。
八角星的存在并不能与伏羲联系起来。八角星是古老的太阳崇拜和古老的八月历存在的证据。八角星比伏羲要早1000年。另外，在高庙还发现了花蒂形图案，有人认为是“帝”，我说它不是“帝”，而是“八角星”的变体，同样是“太阳崇拜”。我专门讲过“帝”的起源，“帝”的其原物是“扫帚”和“石斧”，在读音上从“氐”，即地袛。
城背溪文化的陶器器类比较简单，呈现出一种原始、古朴之风。城背溪文化是稻作文明。
特别要注意的是，在湖北，目前发现的宜都城背溪、花庙堤、栗树窝、枝城北，枝江青龙山，秭归朝天嘴、柳林溪，宜昌路家河、巴东楠木园、店子头等城背溪遗址，主要分布在鄂西山地和江汉平原的交接地带，多位于长江及其支流清江两侧的一、二级阶地上。说明距今7800年以后两湖平原的确被洪水淹没了，文明从澧阳平原转移到周边山区。由于稻作文明的需要，以后的承接文明就发源在水边一级、二级阶地上。所以城背溪文化与彭头山文化是承接的。
2016年5月29日，人民网有一篇文章，说湖北松滋现8000年前人类遗址—关洲遗址。在关洲遗址发现的陶器品种多样，有釡、灌、盆、盘、钵、支座等。釡与罐等陶器表一般饰有粗绳纹，部分圈足盘和钵器表面有磨光的痕迹。生产类石器和大量的陶器尤其是炊器的出现，说明当时人类已经处于比较稳定的定居农业阶段。从这个材料看，城背溪文化时期农业已经是支柱产业了。这个时代的陶器原始、古朴但种类不少了。
大溪文化的陶器以红陶为主，普遍涂上红衣，盛行圆形、长方形、新月形戳印文，纹饰多为红陶黑彩。大溪文化是稻作文明。大溪文化是承接城背溪文化的。是城背溪文化由江汉平原边缘山区发展到江汉平原和澧阳平原的结果。
大溪文化初步可分为两个地区类型。 长江沿岸的鄂西川东地区，如大溪、红花套、关庙山等地的遗存，可称为大溪类型。长期多夹炭陶，夹砂陶比 例始终很小，白陶也很少。圈足盘、陶簋多见，典型器有彩陶筒形瓶。圈足上盛行各种成组的戳印纹。南部类型在洞庭湖周边的澧阳平原上。如城头山。
大溪文化的陶器以大溪类型为例，可归纳为3期。早期夹炭红陶最多，戳印纹简单、细小，彩陶极少，以折肩圈足 罐、三足盘、鼓形器座等为代表。中期戳印纹发达,彩 陶兴盛，常见内折沿圈足盘、簋、高把豆、折腹盆、曲腹杯、筒形瓶等。晚期泥质陶占绝对优势，灰陶和黑陶剧增，有细颈壶、折敛口圈足碗等。
屈家岭文化承接大溪文化发展而来，也融合了北部的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屈家岭文化的制陶业在手工业生产中占有最重要的地位。陶器主要是泥质黑陶和泥质灰陶两个系统，但是黑陶多，灰陶次之，黄陶和红陶较少。与以前的大溪文化以红陶为主判然有别，而与黄河流域的龙山文化则有相似之处，充满了时代气息。不过，这一地区陶器的特点较多继承了大溪文化的工艺技术，圈足器发达，凹底器较多，并常饰凸弦纹和镂孔。也发现了一些朱绘陶和彩陶。尤其是在大溪文化薄胎彩陶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薄胎晕染彩陶，极具地方特色。彩陶纺轮也是重要的文化特征之一。各遗址发现了数量较多的篦点纹空心陶球和极少的彩陶球，用途尚不明了。日常使用的陶器主要是鼎、甑、豆、罐、壶、盂、盆、碗、三足碟、杯、缸等。屈家岭文化是锄耕稻作文明。
在江汉地区出现“陶鼎”，也是古夷人和古夏人融合形成了华夏族群的标志。华夏族群在以后还有一个不断融合发展的过程。
石家河文化是青铜文化时代，距今约4800年到4200年。在石家河有一个很大的遗址群，遗址多达50多处。石家河文化的陶器大部分为黑色，不过也有不少红色的陶杯和陶塑，是该文化的一大特色。
在石家河已经发现了青铜块、玉器、祭祀遗址、类似于文字的刻画符号、城址，说明石家河已经进入到了集成文明时代。石家河的农业是锄耕稻作农业。特色工具是锄。
二、南北文化在陶器上的统一—黑陶
黄河中游地区的各种类型的仰韶文化的陶器制造业，承接大地湾文化陶器，在近二千年的发展过程中，生产规模和工艺技术的发展都非常的稳定。总的发展趋势是：泥质红陶和彩绘陶器逐渐减少，灰陶、黑陶的比重越来越大，最终发展到以黑陶为主的龙山文化时期。
南方陶器的发展与北方仰韶文化发展的趋势是相同的。由大溪文化时期的红陶发展到屈家岭文化时期的灰、黑两系陶器（黑陶为主）再到石家河文化时期的黑陶，最终也统一于石家河文化的黑陶。从黑陶、灰陶两系陶器到黑陶的一系陶器的变化，仰韶文化与江汉文化是同步的。
仰韶文化的陶器与江汉地区的陶器（大溪文化、屈家岭文化和石家河文化）是交互影响而同步发展的，最后统一于黑陶，在文化上成为了一个文化系统。我把这个统一，看作是神农文化的统一，我把黑陶看作是神农文明的象征器物。
这个时期，良渚文化，龙山文化都是黑陶文化，所以，江汉、河南、山东、环太湖地区，在黑陶文化上是统一在一起的，这个时期的统一文化，就是神农文化。神农时代，黑色被称为“玄色”，所以神农文化也就是玄文化。
在距今4200年到4000年的时候，南方文明，如成都文明、江汉文明、环太湖文明，逐渐呈现出衰败的景象，这是距今4200年到4000年之间气温走向炎热引起冰融性洪水和海浸导致的。
这个时期，由于海洋冰川的融化，海平面升高的影响首先发生，海浸先发生，沿海地区（如环太湖地区、华北平原、江淮之间）先受到海浸的影响。接着在青藏高原东缘由于冰川迅速融化形成的大洪水在中国西部屯聚，引发西部地震，导致滑坡等各种地质灾害发生，形成多处堰塞湖，堰塞湖破后，在黄河和渭水上游地区会引发大洪水，继而影响到黄河中下游地区，中原被洪水淹没，加之海浸不退，河道堵塞，形成了帝尧时期中原地区未见风雨而洪水长期不退的局面。
同样的状况也在长江一线发生。青藏高原东缘的冰融性洪水直下四川盆地，先会淹没成都平原，成都平原上的古文明遭受灭顶之灾。在洪水的作用下，原本狭窄的三峡水道被彻底冲开成宽阔的河道，川水直下两湖地区，两湖地区遭受洪灾。两湖地区的洪水又把两湖和鄱阳湖之间的狭窄水道冲开成宽阔的河道，整个长江水道就这样形成了。炎热加洪水导致长江一线不适于人类居住，在距今4000年的时候，长江一线几乎不见人烟，人口都北迁入中原或迁到中国境外。如在距今3900年的时候，籼稻在印度河和恒河流域出现，而科学的结论是籼稻是粳稻的变种，粳稻的原产地是中国长江中下游地区。说明距今4000年之后，有大量的中国南方人口迁移到印度。
结合中国历史看，距今4000年左右，即公元前2000年前后，是中国的夏朝时期。公元前2000年的统一，就是统一于夏朝，人口的集中分布区，就是洪水得到治理后的中原地区。这个时期，中原尽管干燥，但气候温暖而凉爽，雨水在该来的季节也准时来到。我是没有理由否定夏朝的存在的。
三、石家河陶器刻符可能是祭祀文——被祭祀的神灵的名字的符号，陶器上的文字是祭祀时区别诸神的需要
中国的文字，到商朝时期的甲骨文、金文已是成熟的文字了，中国文字产生的年代可以追溯到距今9000年以前。
在北方的大地湾文化遗址出土的陶器上发现的10多种刻划符号，有类似水波纹状的，有类似植物生长的，还有以直线和曲经相交的形纹等。在半坡文化遗址也发现了刻在陶器上的文字符号30个，由于这些文字符号刻划在陶钵口沿上，如“Ⅰ”、“Ⅱ”、“ⅴ”、“↙”、“Ο”、“∏”、“△”、“〗”、“〥”等，有些符号与西方现在使用的数字符号惊人的一致，所以说西方文明来源自中国西部是有道理的。
大地湾的这些介于图画和文字之间的朱彩符号，在年代上早于仰韶文化半坡类型发现的刻划符号1000年以上，又与仰韶文化时期种类逐渐增多的刻划符号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基至有些刻划符号与半坡的完全一致。郭沫若说“彩陶上的那些刻划符号，可以肯定地说是中国文字的起源，或是中国原始文字的孑遗。”，是很有道理的。
在贾湖文化遗址，单个的骨刻文字，就已经出现在甲骨上了。贾湖遗址共发现契刻符号十七例，分别刻在甲、骨、石、陶器上，其中龟甲上刻符9例，骨器上刻符5例，陶器上刻符3例，其特点均是契刻而成。
专家研究，刻符结构为“横”“点”“竖”“撇”“捺”“竖勾”“横折”等笔画，书写特点也是先横后竖，先左后右，先上后下，先里后外，与汉字基本结构相一致。有些契刻符号的形状与4000年后的商代甲骨文有许多相似之处，如形似眼目的“目”，光芒四射的太阳纹等。
大汶口的陶器上的图文，就已经是文字了。在龙山文化时期，骨刻文在制作上与殷商甲骨文类似，其文字布局和结构有规律可循，有些偏旁多次出现。兽甲骨上刻着行列整齐的图案符号，明显处于图画向象形文字的过渡阶段。殷商甲骨文就不说了。
在中国南方，彭头山陶器上，就发现了最早的文字“x”及其它刻符。
高庙遗址出土的距今7000—7500年的一些陶片上发现有“火”、“⊙”、“井”、“圭”、“▽”等符号，其中“⊙”与甲骨文的“日”字一模一样。这些符号比甘肃大地湾遗址的文字符号往前推了上千年。
在大溪文化、屈家岭文化和石家河文化，在陶器上都发现了刻符。
综合史前文字符号的信息。可以发现，中国史前文字符号实际上有两个系统，即符号系统和图画系统。符号系统是简单符号，图画系统是直描的图案。符号系统和图画系统之间在起始阶段有交叉，但主体分明。东部地区以图画文为主，如贾湖骨刻、大汶口陶文。西部地区以符号文为主，如大地湾、半坡、两湖地区。当然，图画文系统中也有部分符号文。符号文系统中也有部分图画文。书写方式，在陶器上有用笔一类的工具画写，也有用刀一样的工具刻。在甲骨上，是刀一样的工具刻。写与刻，也是后来文字书写的两种方式。
图画文+部分符号文经过抽象赫尔简化后，发展成了现在的中国汉字。而符号文则演变成了后来的拼音字母文字，拼音字母文字在中国已经看不到了。所以说拼音字母文字系统发源于中国是有道理的，因为最早的符号文来自中国。
贾湖骨刻文到大汶口陶文再到龙山文化骨刻文，一脉相承。在龙山文化骨刻文之后，就是殷商甲骨文，由甲骨文到西周金文和以后的大篆、小篆、隶书、楷书，脉络就是很清楚的了。所以在豫东鲁西，即黄河中下游地区和淮水流域，图画文到象形文字的发展是脉络承接的。
石家河文化的刻划符号最早发现于1987年，此后随着田野发掘和室内整理的进行中，陆续有新的符号发现。这些符号的年代均为石家河文化早期。
石家河文化的陶器刻划符号以象形符号为主。石家河象形符号文大多以简练的笔划勾勒出某一事物的外部形态，.一件陶器上只有一个符号，而且绝大多数为单体符号，少数几个为合体符号。基本笔划为弧线和直线，间或用少数未戳穿的圆形小戳孔。少到二划，多到十余划，主要是用某种材料制成的锐器在大口尊、缸的坯体上刻划而成。沟槽较深，有些残片往往沿沟槽断裂，沟槽内的颜色与器表一致，笔道深粗均匀，线条自然流畅。有些符号因刻划较深，坯体烧干后槽口张裂，其现存宽度往往大于刻时的宽度。高领罐等泥质灰陶小件陶器则是在陶器烧成后或是使用过程中刻划而成，笔道浅细，刻划处的颜色比器表要浅。
石家河有刻符文的陶器是用于祭祀的，是祭祀中的礼器。从一件陶器上只有一个刻符文字和有一些陶器上的文字是临时刻上去来看，可以肯定这些带文字的陶器是礼器的性质。
那么这些文字是什么呢？我认为这些文字是用来区别要祭祀的神灵的，即这些单个的文字是神明的名字的记号。这些文字属于祭祀文。
如在肖家屋脊、邓家湾两个遗址上共发现符号约60余枚个体，其中肖家屋脊经过8次发掘，共出土符号约43个；邓家湾经过4次发掘，出土比较完整的符号约12个。 石家河文化遗址群内已发掘的其它6处遗址却未见有符号。原因就是肖家屋脊和邓家湾是石家河早期的祭祀场所，发现的陶器是祭祀中的礼器，所以有文字符号。其他的6处不是祭祀场所，发现的陶器可能是生活器，所以没有符号文字。
西北部的邓家湾发现许多塔形陶器，就是宗教用品。有几处用大陶缸相套排列成弧形，其中有的陶缸上刻有刻划符号，估计与宗教活动有关，包括猪、狗、牛、羊、鸡、猴、象、长尾鸟、龟、鱼等陶塑，还有成百件人抱鱼像，显然是一处宗教活动中心。
遗址中的一个陶罐上面刻画着一个“头戴花翎帽，身着短裙，脚穿长筒靴，右手高举着大钺”的神奇人物，从形态看俨然是一位王者和统帅形象，服装与巫师的服装截然不同。就我的看法就是，这个陶罐之专门用来祭祀这个王者的礼器。
在城东的蓄树岭，有“许多按一定规律摆放的大型套接陶缸”，缸体上有着三种刻画符号，分别体现农业、军事和祭祀活动主题，这三种刻符就是专门的祭祀文字。这与《左传》所说的“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十分契合。
陶缸一个接一个首尾套接在一起摆成弧形，这就是祭祀中的“缸垄”。在现在的湖北，埋葬亡人前就有“烧垄”的习俗。烧给亡灵的“垄”，是用竹笼或纸袋子装上烧纸、写上亡者名字，首尾相接摆成一条龙，然后烧掉，作为对亡者的祭奠。套缸的作用也应该这样的。
在文字方面，把石家河和龙山文化进行比较，可以看出中国上古东西文明的差异性。西部文字不发达，东部文字发达。中国青藏高原东缘地区到青、甘、陕、豫、晋南，是古夏人活动区，古夏人的文字主要用于祭祀，日常语言并不习惯于用文字记录，日常占卜多用“筹”，如蓍草、木棍、石子，后来西周的文王占卜也是用八卦和铜钱。而东部是古夷人活动区，在祭祀和占卜中都要用大量的文字。在占卜中，东部使用文字甲骨进行烁烧，根据纹的走向判断凶吉。所以东部的文字使用量大，文字的创造量也大。西部文字的使用量小，文字的创造量也就小。
豫西、巴蜀以至于江汉，是古夷人和古夏人的交融区，在人种和文化上从属于古夏人。
古夏人文字少而且抽象简短符号化，最后演变成了字母文字。在古夏人的活动区，中亚、西亚到环地中海，抽象的符号文字最终演变成了字母文字。而在中国的豫东、鲁西南、江淮到环太湖流域，由图画文抽象化后形成了象形文字。
崛起于江汉地区的华夏族群，在文化上与古夏人相似，文字不发达，文字主要用于祭祀。夏代文字的遗迹是彝族文字和水族文字，也就是说，我认为彝族文字和水族文字是夏代文字的活化石，这两族的文字发展到今天，文字量也没有汉语大。
“文明”二字的本意就是“以文别之”。“文”的本意是“纹”，“明”的本意是“区别”。远古的图案和符号都是“纹”，古人谓之“鸟兽虫迹”，用之区别事物，划分人群，就是“文明”。我说过，文字是文明的发展成果，但没有文字并不意味这没有文明。古人用不同的图案纹身，目的是把人群区分开来，这个纹身就是文明。
四、炎帝、赤（朱）帝与玄帝的统一
1、“玄”与“玄帝”
何谓“玄”呢？用稻草搓草绳为“玄”。基于这个本意，玄字衍生出下面两个意思：
（1）变化，而且是有规律的无穷变化。
（2）很远，看不到结果。
所以玄色，不是黑色，而是很远看不清究竟是什么颜色，那个模糊的颜色最后衍生为黑色，所以谓之“玄”。
由此看来，“玄”是稻作文明的产物。
实际上，稻草烧后的灰烬就是玄色。稻草烧制的陶器也是玄色，即不明确的黑色。“帝”是最高统摄力，得到玄色的最高统摄力，就是“玄帝”，“玄帝”是在烧制黑陶时火候控制的火神。在黑陶时期，人们崇拜的火神是玄帝。玄后来转化成黑。玄帝也就演变成了黑帝。
玄帝是谁呢？我认为是神农。
在考古中，属于神农文化的随州冷坡垭遗址、西花园遗址、枣阳雕龙碑遗址，出土了大的陶器。以夹砂黑陶和夹砂灰陶为主，泥质黑陶、灰陶、夹砂粗红陶次之，泥质红陶较少，泥质白陶最少。除少量的素面陶外，纹饰有篮纹、附加堆纹、凹凸弦纹、方格纹、镂孔刻划纹、绳纹、叶脉纹和少量的彩陶等。器形有鼎、罐、厚胎喇叭形红陶环、陶纺轮、碗、盆、圈足盘、器盖、瓮、尖底缸、长颈壶、四足方鼎等。随州历山镇是传说中的神农故里。这里的陶器可以证明玄色与神农的联系。神农之“玄”是在逐步刻意烧制黑陶的过程中形成的。
玄帝代表的是黑陶时期。
2、“炎”与“炎帝”
炎，从二火，火光上升，火苗升腾。《说文》解释：炎，火光上也。
“炎”，实际就是远古人类架木材燃烧的篝火。燃烧起篝火，可以照亮，取暖，驱兽。当然也可以在火上烤熟动物肉。远古人烤的动物肉以羊肉为多。在火上烤羊肉，最后的颜色就是“红色”。归根结底，“炎”是“火上烤羊”的一种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方式是“牧羊人”的生活方式。最早的牧羊人，就是“姜人”，姜人就是女性统领的牧羊人，就是性族时代的牧羊人，女性是首领。在男性是首领的时候，“姜人”就转换成了“羌人”。在烤羊方式上也发生了变化，“姜”是“烤全羊”，“羌”是“烤片开的羊”。这个分析有意思吧？
炎帝也就是控制烤羊的火候之帝了，炎帝是烤羊族群崇拜的火神。后来炎帝也演变成了姜人的最高统治者的称号了。
姜人原处于中国西北，实际是燧人氏（华尼安）遗留中国西北的一支。其特色是火崇拜。一部分姜人向东游牧到祁连山一带，演变成了姜族，姜族的首领就是炎帝。姜族一直向东游牧，在华北平原与黄人相遇，被黄帝收服，组成炎黄联盟。姜族最终迁到了东部海边，成为了东海姜姓大族。姜尚就是其后裔的代表。炎帝迁到了东海，而没有迁到湖南。
3、“赤”（朱）和“赤（朱）帝”
赤：甲骨文，从火从大，人在火上，被烤得红红的时候的火的颜色。一说“大火”为赤。本义：火的颜色，即红色。
“赤帝”是“赤火”的控制者，也是人们崇拜的火神。其代表器物是“红陶”。但是对于“赤”，在语言上有分化。仰韶文化把烧制红陶的火候的控制者称为“赤帝”。而在江汉地区，对红陶火候的控制者称为“朱帝”。所以在同时期，赤帝是仰韶文化崇拜的火神。朱帝是江汉文明（大溪文化、屈家岭文化早期）的崇拜的火神。
赤帝和朱帝代表的是红陶时期。
4、总结
赤帝和朱帝是红陶文化的代表，也是红陶时期的最高火神，赤帝统治区域是江汉即南方，赤帝统治区域是仰韶文化区域（西部和中原地区）。玄帝是黑陶文化的代表，也是黑陶文化时期的最高火神。炎帝是牧羊人的最高火神。在古籍中，赤帝和炎帝经常混在一起，被当做了神农。其实，赤帝、炎帝都是神农以前的火神和族群的最高首领的名号，历史要比神农早。神农时期崇拜的火神是玄帝，代表黑陶文化。在史前，炎帝、赤帝、朱帝、黑帝，都演变成了人王的称号。
“玄”是一种不十分明确的黑色，似黑非黑最终归结于黑。“玄”出现于由红陶到黑陶灰陶两系陶共存时代，出自于对黑陶和灰陶两系陶不好界定时期发明的概念。黑陶灰陶最终统一于黑陶，灰陶淘汰，“玄”也就最后演变成了“黑”。所以由“玄”又引发出“玄奥”等更深层的哲学意义，“玄奥”实际也就是不确定、难以琢磨、难以把握的状态。
黑陶、灰陶两系陶最早出现在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所以玄帝兴起之地是庙底沟，时间是距今5900年（公元前3900年）。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存续时间很短，所以对中原地区没有决定性的影响，但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却对江汉地区的大溪文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江汉地区，在距今5300年（公元前3300年）开始，黑陶和灰陶两系陶出现，明显是受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的影响，结合庙底沟类型在庙底沟的消失，可以判断这种文化类型南移到了江汉地区。在《江汉文明系列之五》，我已经说明了庙底沟文化族群南移的路线，是从豫西陕州—豫南—鄂北入大洪山随州历山—南下入江汉平原东北的应城大富水建立门板湾城邑—东迁入孝感澴川平原建立澴城（叶家庙古城邑）——距今4900年（公元前2900年）北上返回庙底沟，创造出庙底沟二期文化（黑陶文化）——距今4800年（公元2800年）南下石家河，江汉地区统一于黑陶文化。在距今4600年，黑陶文化再次在豫西、豫东、豫北和鲁西南兴起，最终黑陶文化统一了江汉、中原、山东、江淮和环太湖流域，并深入到甘陕晋南。
经历了这个复杂过程的族群，就是神农族群。神农族群的主体氏族就是神农氏族。神农族群又是当时华夏族群的主体族群。
神农崛起后，在江汉地区取代了朱帝的统治，朱帝就退出了统治南方的历史舞台。中原地区只有河南的部分地区被神农统治，仰韶文化区域的大部分依然处于赤帝的统治下，所以神农并没有取代赤帝。研究神话和传说，我认为赤帝可能最后归于炎帝，即赤帝势力被炎帝势力吞并而合为一体。
五、天玄地黄的由来
1、由四色到五色
我们知道，中国上古有五色崇拜。青、黄、赤、白、黑为五色。五色为中国上古正色。
《书.益稷》说：以五彩彰施於五色，作服，汝明。孙星衍 疏：“五色，东方谓之青，南方谓之赤，西方谓之白，北方谓之黑，天谓之玄，地谓之黄，玄出於黑，故六者有黄无玄为五也。”
远古的四色崇拜，可能是东黔西滇、南明北幽的区分。“黔”是“青色”，“滇”是“白色”，“明”是“明亮”，南方阳光明亮。“幽”是“灰暗”，北方阳光幽暗。
“滇黔”后来被“昭穆”取代，即“东昭西穆”，后来演变成“东青西白”。我为什么称云贵高原为“滇黔高原”，就是遵从古意。中国古人起源自滇黔。
“幽明”后来被“北黑南赤”取代。
对于四色和方位的联系，还有一种说法，就是“东青龙西白虎，南朱雀北玄武”，同样是缺乏“中”，还没有进化成五色。从这句话可以看出，在原始的神话体系中，统治南方的是朱帝，代表物是朱雀。
2、黄色的加入——天玄地黄
五色的形成，与黄帝的加入有关。
距今4800年的时候，出了一次意外，一颗彗星在晋南到华北平原南部一带与地球相撞，白洋淀就是这次撞击的遗迹。彗星带来了大雨瓢泼引发中原地区洪水，也带来了北方气温的再次急剧下降。正是这次意外，促成了炎帝姜族和黄帝黄族南迁，也导致了神农氏再次退回江汉地区。
距今4800年到4600年的200年之间，北方是炎帝、赤帝、黄帝和青帝（两昊）等大势力在竞争，最后赤帝归于炎帝，青帝（两昊）归于黄帝。距今4600年时，即在石家河文化的早期，神农的分支蚩尤回到中原，龙山文化此时再度兴起就是蚩尤回中原的结果，赤帝（炎帝）与蚩尤发生矛盾，黄帝应赤帝（炎帝）的要求帮助赤帝（炎帝）。后来神农政权北移再入中原，加入中原涿鹿。黄帝投入神农门下，获得了征伐权。最终的结果是黄帝代神农氏为天下共主。“玄”是神农崇拜的颜色，“黄”是黄帝崇拜的颜色。在黄帝的时代，融合后形成的新华夏族群，就形成了天玄地黄的概念，以处理神农和黄帝的历史关系。
华夏族群经过了多次重组，这是大家要重视的。
黄饮冰2016年8月7日星期日于孝感。
作者简介：黄饮冰,本名黄祥文,湖北省孝感市肖港镇人,以研究华夏文明起源史为己任，从1989年开始研究华夏起源史，是华夏文明起源史的独立研究者和中国中心论的倡导者。研究成果有《皇皇者华——华夏文明流源史谈》（未出版），《中国中心论——中国是世界人种和文明的起源和传播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