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说：上海百年婚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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叙上海老底子事 忆上海老底子人
诉上海老底子情
清末的上海，居民来自各地，婚俗上大家各有本乡习俗，但基本上大同小异。
先是定亲，即订婚。男方父母央媒求亲，俗称“讨八字”；女方如有意，送出庚帖，写明姑娘的生辰八字，称“出八字”。男方请算命先生“合八字”。如和男方无冲克而相合，就相亲（即看双方容貌），走人家（即走访婆家）。男女双方择日各摆定亲酒，订婚手续才算完成。
再是纳彩，男方向女方送彩礼、下聘金。一般送首饰、衣物、茶叶、吉祥草、万年青。女方收彩礼后，以鞋、帽、眼镜之类回赠。随后迎送嫁妆。当时最时髦的嫁妆有被褥、衣服、箱橱、浴盆、马桶等。
一切妥当后，即走到最后一步：成亲。男方租用花轿，红灯引路，鸣锣开道，吹吹打打到女方迎亲。新郎新娘“拜堂”，在婚礼的掌礼人的颂词指挥下，向天地、父母、来宾等行叩拜大礼。
反映了当时的婚俗和生活方式的上海“小校场年画”
这一天男家摆酒宴请宾客，称“花筵酒”，吃好后“闹新房”。婚礼后三天新郎陪新娘回家探亲，女方家设宴款待，称“回门酒”。
“通脚”
早在清末，上海便流行一种'通脚'的习俗：男女经媒人介绍定亲后，为了要了解对方的人品和家境，在正式结婚之前，姑娘在媒人的陪同下，带着礼物，第一次去拜见未来的公婆、长辈和丈夫。从此以后，姑娘便可以随时去婆家（但不能过夜）。
起初，这种婚俗仅限于浦西，而且只有女方才拥有这权力，谓之“女通脚”，又称“过门妇女”。后来，随着浦西又出现“男通脚”，这种风俗也传到了浦东。
像这种婚前可相互见面的习俗，别地是难以做到的。“通脚”风俗给了妇女一点选择的余地。如果男女双方在串门时感到对方的家境、相貌以及道德品行等有不满意的地方，便会有赖婚和退媒的举动了。
解放前就流行“姐弟恋”——
解放前，浦东人结婚，习惯上新娘比新郎要大几岁，当地称其为“大娘子婚姻”。它不同于“二十岁大姐十岁郎，夜夜困觉抱上床”的童养媳制度，而是指男子到婚龄时，娶的女子年岁要比自己稍大，故有“女大三，屋脊坍”，“女大四，头触制”，“女大七，哭泣泣”等说法，而历代有文献记载的婚姻年龄规定也都是男大于女。
而浦东人却认为，他们这样做，是因为以前男女成婚早，女大男的几岁，要懂事体一些。即俗话所说：“长嫂当母，长妻当姐”。很明显，其目的无非是让女方多操持家务。关于这点，上海县的七宝镇很具有代表性。在那里，当家人都是妇女而很少是男子。
另外，在旧上海部分地区有女无子的人家，为了养老送终，不绝香火，必须招婿入赘。这种婚姻习俗本不稀奇，别地也多见，不过这里的女婿入赘后，必须为妻姓，生育的子女也是沿袭母亲的姓氏，成为女姓家族的成员。
一位老南汇人讲了一些当地的旧婚俗。以前南汇各地方结婚的形式繁杂，主要有打铺盖、提箱、哭出嫁、拿嫁妆、挽手进洞房、吵新房、回门、满月等。
哭出嫁
结婚前一天，新娘的红绿被头缝好后，用一匹土布把被子、枕头等扎成铺盖。多的十几条、几十条，称“被山”。
准备好箱橱以后，父母把给女儿的被头、土布、衣裳等递给新娘的阿哥阿嫂，由阿哥阿嫂一件件放入箱橱里。
提箱时，母女流泪哭泣，母亲哭的是辛苦养育的宝贝女儿要离开家门，女儿哭的意思是感谢爷娘养育之恩等。
结婚前一天或当天，男方到女方来拿嫁妆，取嫁妆的人必须要等女方家请他们才能进门，然后燃放鞭炮，发送嫁妆。拿嫁妆的人必须朝东或朝南方向走，半路上不能转首，也不能停下来，而且要兜远路给人看，叫“兜青龙”。
结婚第三天，新娘回娘家望爷娘，叫三朝回门，新郎备了礼物，陪同前往。但天黑前，新娘必须赶早回婆家。
结婚后第四天，叫小满月，新娘依然回娘家，当天回婆家。过了数天，娘家兄弟到男方家邀请，新婚夫妻回娘家，叫大满月，新郎必须当天回家，新娘住上几天后由新郎接回家。
老上海的婚房布置
上海古时的风俗十分注重传统，繁复的六礼仪式，包括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及亲迎。由提亲、订下婚约，以至婚礼期间，都有赖媒人当中间人，联络男、女两家及协办婚礼仪式，所以之后必定要答谢媒人促成姻缘之恩。
那时不是所有人家都能负担为新娘子做裙衫的花费，所以不少农村姑娘出嫁时，都会身穿红色长衫或大红套装，代替裙衫。
新郎出门前，都要先在娘家吃一碗以莲子、百合煮成的甜羹，代表女家希望女儿出嫁后能过甜蜜生活的愿望。在送嫁的过程中，女家一位属全福之人（即父母双全，与丈夫和睦且有子女者）的女性长辈，或女司仪，撑起红伞伴着新娘走，以保护她不受妖邪入侵。
女司仪在新娘出门时要多带一双全新的绣花鞋，待新娘登上轿子后，便为她更换新鞋，表示新娘离家嫁作人妇，不会带任何属于女家的东西到夫家，寓意将以后的生活交托于丈夫手上。
西风东渐，西方文明渐渐地影响了上海的风尚，上海传统的旧婚俗也出现了一些变化。在婚礼上，新郎改穿燕尾礼服，新娘则穿起了白色婚纱礼服。这种不按照传统礼制的新式结婚就是“文明结婚”。
民国初期，大礼服和白色婚纱已传入中国，但采用的并不普遍。真正使这一风气风靡全国各大都市的，是1927年蒋介石、宋美龄在上海举行的婚礼。同时，这个年代的男女青年，在思想上冲破了传统，他们反对包办婚姻，提倡男女社交公开、自由结合，倡导自由恋爱、文明结婚。
1927年12月1日蒋介石与宋美龄在上海举行新式婚礼，新娘披婚纱，戴花冠；新郎穿西装礼服
上世纪30年代左右的“文明结婚”婚纱照
他们通常会邀请校长、教师、社会名流等长一辈的学人担任主婚人、证婚人，新郎新娘在主婚人的引导下握手亲吻、相互拥抱，然后邀请参加者入喜席或茶话会。一些教会学校和新式学校也会愿意无偿提供教室或礼堂，支持他们的学生和校友文明结婚。
结婚礼堂
当时，上海出现了专为文明结婚服务的礼堂，如法租界紫来街（紫金路）是著名的红木家具街，一家颇具规模的红木家具店在老西门内关帝庙（相当于现在的复兴东路955号）有一个红木家具仓库，他们利用仓库开设“西园”，提供文明结婚服务。
因为礼堂布置大部分使用红木家具，于是被称之为“红木大礼厅”。以后，不少旅社、大饭店也利用自己的场所提供文明结婚服务，到上世纪30年代，上海的文明结婚蔚然成风。
上海的出版印刷机构仿照西方的婚约文书印刷所谓的“结婚证书”，由分散在大街小巷、街头巷尾的烟纸店销售，当事人在印刷品的空格上填写新郎新娘名字、籍贯、年龄，以及介绍人、证明人、证婚人、双方家长的名字，加盖钤记，就是一份像模像样的结婚证书。
“集团婚礼”
1935年4月3日，上海的57对新人参加了在新江湾新市政府大礼堂举行的全国首届“集团婚礼”。在婚礼上，新人相互二鞠躬，然后向证婚人鞠躬。证婚人向新人授赠结婚证书和纪念品，致婚辞，最后全体新人与证婚人一起合影留念。集团结婚也成为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期间影响较大的一种新婚俗。
“集团婚礼”上的新娘
从1911年的《大清民律草案亲属编》，到1950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到实行男女平等、婚姻自由，结婚证书作为一段婚姻的证物，诉说着中国婚姻制度的沧桑巨变。
民国时期的结婚证不仅有新人的名字，证婚人、介绍人也一一列入其中；建国时期强调男女平等，体现在结婚证书上便是写上“自主自愿”的字样。
古时的婚书
据史料记载，古时候的婚书在订婚时便已签立，婚书的内容包括：男方家庭请求缔结婚姻的通婚书，和女方家庭允诺的答婚书，以及男女双方各自的真实情况。婚书一旦缔结便取得了民间的认可和法律的效力约束。
中国最早出现的由官方颁发的结婚证则出现在清朝，称为“龙凤帖”。男女在订亲之后的7至10天，双方应当去当地县衙领取龙凤官帖并纳税交款。帖上的内容包括：定婚人的姓名、年龄，双方家长、主婚人和媒人的姓名，而且均需签押、盖章，以示郑重。经官府认可，盖上大印，证明婚姻已经取得合法手续。
民国时期的结婚证书大多印有“偕老百年”、“百年好合”、“以白头之约”等美好祝愿，以及男女双方的姓名、生日时辰、证婚人、介绍人等内容。此时的结婚证书上女方姓名完整，开始体现出男女双方地位的平等以及对婚姻自由的追求。
粉底黑字、大红镶边，民国三十七年的结婚证
凤飞花开，民国三十五年的结婚证
民国的结婚证书上有这样一段话：“谨以白头之约，书向鸿笺，好将红叶之盟，栽明鸳谱。”结婚证本是良缘永结的伊始，是两姓联姻的证物；是双方共结连理、风雨同舟的意愿，更是男女盟订齐眉、同心偕老的承诺。
印有“双方自愿”字样的一张1955年的结婚证
建国之后的婚姻制度堪称婚俗史上的里程碑，当时颁布的婚姻法中明确规定：“废除包办、强迫、男尊女卑，漠视子女利益的封建主义婚姻制度，实行男女婚姻自由、一夫一妻、男女权利平等、保护妇女和子女合法利益的民主主义的婚姻制度。”这一里程碑式的跨越体现在结婚证书上便是写上“自主自愿”的字样以示婚姻的自主性。
1963年的结婚证，“自愿结婚”四个字紧跟男女双方的姓名之后
1950年6月，上海市人民政府民政局在社会处增设婚姻登记科。1952年12月22日，上海市各区民政部门开始办理婚姻登记管理条例。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提篮桥区人民政府办理婚姻登记处
最新版本的结婚证则于2004 年由民政部统一监制，枣红色、烫金字，采用安全防伪水印币纸， 证书上的内容仅包括双方姓名等基本信息以及双方合影2寸照片，崇尚简洁。
结婚是人生中最幸福的时刻，为了把这幸福的记忆永远保存下来，就有了结婚照的诞生和流行。一张张结婚照，定格着一对对新人的幸福，也记录着婚俗的变迁。不知不觉间，结婚照已历经百年。新人成家后，多将结婚照悬挂在墙上，以示幸福和甜蜜。
清末民初结婚照
清末民初，白色婚纱还未在国内亮相，当时的人们流行在花盆前或在八仙桌旁合影。上世纪30年代，西装流行于上海街头，迅速成为一种服饰时尚，那时的新娘身穿白色婚纱礼服，手持鲜花，头戴白色头纱长达五六米，新郎则身穿黑色礼服，白色衬衫，上扣黑领结，手捧黑呢高盆帽和白色手套。
真正名副其实的婚纱照则开始出现于上世纪四十年代前后，结婚照由教堂移至照相馆，程序上也由在举行婚礼后改为在婚礼现场拍摄，人数由集体婚礼合影变为只有新郎新娘二人合影。到解放初期，结婚照流行着军装、工农装拍摄。
上世纪五十年代婚纱照
上世纪六十年代的结婚照
上世纪80年代拍结婚照时，新娘又穿上了洁白的婚纱，戴上了洁白的面纱，手拿塑料花，还要化好淡妆；新郎要穿西服，打领带。再后来的婚纱照，一拍就是一套。拍摄时新娘要换好几套婚纱。
上世纪六十七年代，婚事简办成了当时的新风尚。青年男女经过结识、恋爱，双方自愿结合，即可向政府民政部门办理结婚登记手续，领取法定证书，在法律上确立夫妻关系。
上世纪七十年代的上海婚房布置
当时，上海男女婚事都革命化。有的在婚姻登记机关登记后，就在单位举行婚礼，由单位领导宣读结婚证书，新郎、新娘谈一下恋爱经过，再助兴做做游戏，亲友吃些喜糖，婚礼就算结束了。结婚前，会找木匠给婚房订做大木床、大衣柜和桌子、椅子等木制家具，当时的说法是要凑够“72条腿”。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代表性结婚礼物：双喜茶杯和高脚果盘
到上世纪七十年代，在上海结婚的经典配置是“四大件”，又称“三转一响”，即收音机、自行车、缝纫机及手表。这四样在当时是家庭生活富足的象征，也是女孩子出嫁的标配。
对那个年代的家庭来说，缝纫机十分重要，做衣服、缝被面全靠它。当年上海生产的很多缝纫机，如蜜蜂牌、飞人牌、蝴蝶牌等都是人们心中响当当的品牌。
当新娘带着缝纫机的陪嫁来到新郎家中，就表明这个新娘将来是个心灵手巧、会过日子的贤妻良母。但当年的缝纫机很紧俏，要凭票供应，票子主要从市总工会到区总工会到企业工会发放给职工，工会一般也会优先考虑马上要结婚的小青年。结婚后，家里的缝纫机总会被擦得一尘不染，还要做个很讲究的布套罩起来。
在“三转一响”的年代，自行车也是最大的“转”，大家都希望有辆自行车。有辆自行车，很神气，上下班也较自由些，用不着挤公交车。
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自行车票比缝纫机票还要吃香。当然，自行车也要进行一番精心打扮，车座罩上带穗的套子，车梁用布或彩纸裹起来，车条要绕上几圈毛线转起来才好看。车子被擦得锃亮，快快地骑过去，在弄堂里留下一路“丁零零”的脆响，引来一片羡慕的目光。
一块上海牌手表，曾寄托了人们的梦想。在当年，几个月的工资才买得起一块表。那时，青年人总要到参加工作以后或筹备结婚时才会买手表。一些男青年还时兴为女朋友挑选宝石花牌手表。老上海人办婚事还会去买三五牌台钟，是因为这种台钟看上去厚重结实，经久耐用，有“一辈子”的美好寓意。
那时候电视机还是稀罕物，所以那个年代上海人结婚，收音机成了新房里不可缺少的摆设。收音机是“三转一响”中唯一的家用电器，也是上海家庭最早拥有的家用电器。当年上海的青年人结婚大多会选购红灯牌收音机，大红灯笼高高挂，这个牌子听上去喜庆、吉祥。
（部分文字来自：《夜光杯》、上海观察）
来源：看懂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