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众会」合缘赏堂（五）碧玉婴戏图笔筒
十八世纪
碧玉婴戏图笔筒（合缘堂藏）
16×17cm
来源：1950年伦敦知名古董商Louis Joseph，编号6119
宋朝绘画以写实为主流﹐北宋末年的刘宗道与杜孩儿也因画婴戏而名噪一时﹐可惜皆无作品流传。到了南宋初年，以苏汉臣与李嵩为婴孩画的代表性人物﹐其中又以苏汉臣最受推崇。评者论其婴戏图云：“着色鲜润，体度如生，熟玩之不啻相与言笑者，可谓神矣”正因苏汉臣在婴戏画的杰出成就，倍受推崇，后世托名的作品甚多。
宋苏汉臣秋庭戏婴图
南宋以后，文人画发达，不再重视精描细绘的写实工夫，画家在描绘孩童时﹐不是将孩童画得老气横秋，便是画得身小而貌壮，少年老成，无法掌握儿童纯稚的神韵﹐故以婴戏画知名的画家锐减。而婴戏图中孩童纯真可爱的形象，特别能表现节庆欢乐的气氛，有祈福求安的意义，因此明清时期出现许多具吉祥含意之婴戏图，如“长春百子”寓有多男多福之意，这类的画作，设色秾丽，描写工细，深受民间喜爱。
宋 蕉石婴戏图页
五代 周文矩浴婴图
婴戏图还与各个时期的社会状况关系密切。明代婴戏图，宣德以前多为“庭园婴戏”，孩子们在庭园内活动。宣德后，多为郊外婴戏，孩子们嬉戏在户外，且婴孩的形象变化尤为分明，永、宣时期，孩童矮胖，头大，前脑尤大，圆圆的脸，额上几根流海，几个孩子一起玩，又叫群婴戏。孩童形象折射出社会的安定。嘉靖、万历时期，孩子们长袍大褂，显得头重脚轻，头特大，后脑凸出。这些形象表明，明朝社会政治经济的衰落已经初见端倪。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明成化斗彩婴戏图杯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清康熙 成化款五彩婴戏图碗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清康熙 五彩婴戏图盖罐
明清时期是婴戏图的鼎盛期，从简单的一两个幼童形象发展到百多个幼童，幼童神态各异。婴戏图的流行，反映了当时的民众心理。传统的封建社会又把传宗接代的观念深入人心，因而寓意连生贵子、五子登科、百子千孙的图案，就成为瓷器常见的装饰图案。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清雍正 青花婴戏图笔筒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清乾隆 粉彩婴戏图盖罐
雍正、乾隆两朝的官窑瓷器，婴戏图画工严谨，多见儿童衣纹清晰，眉清目秀，动作天真烂漫，惹人喜爱。用婴戏图描绘了“黄发垂髫并怡然自得”的桃园美景和太平盛世。当时的官窑瓷器婴戏中的儿童姿态多样，动作夸张，画面多呈热闹愉悦的气氛。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清乾隆 绿地粉彩缠枝莲开光婴戏图双耳扁瓶
清乾隆 绿地粉彩缠枝莲开光婴戏图双耳扁瓶（局部）
在社会动荡不安、封建政权江河日下之时，婴戏图同样也能记录下来。明未天启、崇祯两朝社会动荡，战争不断，国力衰竭，这些社会现实折射在婴戏图中，孩童们瘦骨嶙峋，脚奇长，后脑特大，形体十分抽象，看起来奇形怪状。清朝中期的嘉庆、道光、咸丰三朝，婴戏图上人物呆板笨拙，儿童粗头大脑，反映了国运衰落的现实。
在清代玉制笔筒颇为流行，这与当时书画艺术的成熟以及文人以崇尚和追求美玉来抒发闲情逸致的风气有关。笔筒外表适宜雕琢图案，特别是按照文人绘画底稿雕琢的玉图画题材的流行，使笔筒成为表现玉雕工艺的重要载体。清代皇家玉制笔筒，则代表了当时玉笔筒制作的最高水平，其装饰题材多为文人雅事、仙侣人物，而“婴戏图”题材的笔筒也受到皇家和文人的喜爱。
十八世纪 碧玉婴戏图笔筒局部一（合缘堂藏）
十八世纪 碧玉婴戏图笔筒局部二（合缘堂藏）
十八世纪 碧玉婴戏图笔筒局部三（合缘堂藏）
此件“十八世纪碧玉婴戏图笔筒”，以通景方式镂雕呈现了婴戏图的场景，随着笔筒的转动，它就像一幅画卷徐徐展开。画面中，悬崖陡峭之上，云雾缭绕，怪石嶙峋，苍松盘踞其间，亭台楼宇掩映于峻石花树之间，树木俯仰生姿，曲折栏杆，可谓雕栏玉砌，此等美景，有如仙境。众童子列队出行，一面前有小童鸣锣开道，后跟仪仗队和捧花孩童，另一面前有捧花孩童，后有小童作骑马打扮、左手持缰绳，右手执马鞭，神情得意，又有孩童持华盖、灯笼和鲤鱼。所雕琢众小童姿态各异，人物描绘谨遵法度，生动而富于童趣，令人忍俊不禁。
悬崖云雾，峦石苍树，以线写形，以形写神。近景远景层次丰富，处处如在画中，呈现一派祥和喜庆之景。
十八世纪 碧玉婴戏图笔筒拓片（合缘堂藏）
两岸故宫藏品中即有雕琢“樊桐仙侣”“西园雅集”“竹溪六逸”“竹林七贤”“石室藏书”“渔家乐图”等图案的碧玉笔筒，与此件婴戏笔筒相比较，虽纹饰内容不同，但于用料、做工、风格等方面皆无二致。
北京故宫藏，清乾隆 刻诗碧玉“樊桐仙侣”图笔筒
台北故宫藏，清 碧玉枫林停车图笔筒
台北故宫藏，清 碧玉石室藏书图笔筒
台北故宫藏，清 碧玉西园雅集笔筒
台北故宫藏，清 碧玉竹林七贤笔筒
类似的藏品，也可见于《玉器III》，香港，1995年，第167页，出自哈特曼夫妇的收藏的玉笔筒，香港佳士得拍卖，2007年11月27日，编号1518；另也可参考来自Heber R. Bishop收藏的玉笔筒，纽约佳士得，2009年9月16日，编号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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