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史知识 | 陶易：唐代举子打秋风

王定保《唐摭言》卷十五记载，夏侯孜考进士多年未中第，其仆人李敬跟着他历尽艰辛。有人劝李敬说：“当今北面官人，入则内贵，出则使臣，到所在打风打雨，你何不从之？而孜孜事一个穷措大（贫寒失意的读书人），有何长进？”李敬回答道：“我使头（奴仆对家主的称呼）及第后，还拟作西川留后官。”这里的“打风打雨”，即后世所谓“打秋风”、“打抽丰”之意，是指假借名义、利用关系向人索取财物或赠与的一种社会现象。唐代士人在应举或求仕的过程中，四处打秋风的不在少数，其中应举考生（唐宋人习称“举子”）的打秋风现象，应当与唐代科举制度及其风尚有关系。

明人胡震亨《唐音癸签》卷二十六说：“唐士子应举，多遍谒藩镇、州郡丐脂润，至受厌薄（厌恶鄙视）不辞。”程千帆在《唐代进士行卷与文学》一书中也指出：唐代举子“行卷以求知己，虽然主要是为了成名，但其末流也有借此打抽丰（打秋风）即敛财的”。他们都指出了唐代举子打秋风的现象。本文拟列举一些具体事例，并约略探究其中的原委。　　

唐代笔记《幽闲鼓吹》记载，牛僧孺初应举时，听说襄阳节度使于頔为人豪爽，出手大方，特意去拜谒。可一连数月只见了两次面，于頔仅把牛僧孺当做普通乡贡对待，牛一怒而去。某日于頔忽然问负责接待的官员：“前些日子来的牛秀才走了吗？”答曰：“已去。”又问：“何以赠之？”答曰：“与之五百。”问：“受之乎？”曰：“掷之于庭而去。”于頔非常后悔，立即命令帐下小将携带五百匹绢和一封书信，去追赶牛秀才，并交代说：“如果未出襄阳辖界，就把人领回来，如已出界就送上书信。”小将在界外追到后，牛僧孺连信都不启封，直接拒绝了馈赠。牛僧孺后来官至穆宗朝宰相，是“牛李党争”中的牛党领袖，他当年因遭冷遇，以傲兀不屑来回应于頔的馈赠，在唐代举子中实不多见。程千帆先生据此推论，对于普通举子而言，只要打发五百钱也就足矣。　　

然而唐代恃才自傲的举子实在不少，打秋风的期望值并不容易满足。据范摅《云溪友议 》卷下“因嫌进”条，李吉甫任信州（今江西上饶）刺史时，贵溪（唐代信州属县）举子吴武陵赴长安应举，途经信州，因缺少盘缠而哀告李吉甫，李给了吴几匹布帛，吴武陵觉得馈赠太少，且不实惠，在回信中词语唐突，口出怨言，丝毫不顾及父母官的颜面，李吉甫颇为不快。李夫人劝说道：“小儿（指李德裕）方求成人，怎能与举子结怨？”于是再送给吴二百斛米（一斛合十斗）。但李吉甫对吴武陵终归是耿耿于怀。到元和二年吴武陵参加进士考试时，李吉甫已入朝拜相，当主司向宰相呈榜时，李吉甫劈头便问：“吴武陵及第否？”结果主司误认为吴与宰相有交情，把本已落第的吴武陵临时填入榜末而录取了。李吉甫不悦道：“吴武陵是个粗人，怎能录取及第？”但名已上榜，不能更改。吴武陵本遭嫌弃，却因祸而得福。　　

《太平广记 》卷四九六引《乾馔子》载，唐德宗贞元初，邢君牙为陇右临洮节度使，有进士（唐代举子未第时称“进士”，及第后称“前进士”）刘师老、许尧佐登门谒见，刚刚坐定，只见一个头大足短、仪形古怪、身着麻衣（唐代举子都穿白色粗布麻衣）的人，不待通报，径直闯入邢君牙的幕府，双手一拱道：“进士张汾不敢拜。”邢君牙见此人颇豪气，遂恭请其入座，却丝毫不待见先来的刘、许二人。俄而下属呈送账簿给邢节度查验，一见招待费有五万多的亏空，邢君牙不由大怒，怀疑属吏中饱私囊。这时张汾拂衣而起，便要告辞，邢节度问他为何要走，张汾说：“我在长安闻听邢节度的大名，是个顶天立地的人，没想到今天为了区区三五万钱而计较，这汉子咋行？”邢君牙闻言立刻放了属吏，与张汾亲切攀谈。张大言道：“我在京师应举，每年要开支两千贯钱（千钱为一贯），多用在往来交游上。我曾见剑南节度韦皋和徐州节度张建封，他们每日宾客有数等，上等的给事中、中书舍人，就要安排法味（本指佛教妙法的滋味，此疑指奇珍异味），中等的补阙、拾遗，就要安排煮鸡烧肉。”又指着刘、许二位说：“ 像举子这类人，远道来访，至少也要安排些臜胡（ 煮羊肉）。邢节度何不也如此安排呢？” 刘、许二位被这番狂言所惊吓，逡巡告退，邢君牙每人赠送五缣。而张汾的待遇则优越很多，邢君牙派人洒扫内厅安置，好吃好喝招待了一个多月，临行还赠与五百缣。

上述事例在《新唐书·邢君牙传》中也有简略记载，并称赞邢君牙的“屈己好士”作风。此事应发生在德宗贞元四年（788），据两《唐书》，韦皋贞元元年镇剑南，邢君牙贞元三年镇陇右，张建封贞元四年镇徐州，而贞元五年张汾已及第。

《玉泉子》记载，晚唐著名文人温庭筠早年参加贡举时，客游江淮，扬子留后（唐盐铁转运使在扬州置扬子巡院，设留后为主官）姚勗厚赠之。但温庭筠作风浪荡，将所得钱帛都花在宴游狎妓上，姚勗怒而斥逐之。温庭筠之姐将弟弟总是落榜的原因归咎于姚勗，找其哭闹，姚勗愤怒郁闷。据两《唐书》的记载，姚勗是名相姚崇的曾孙，长庆元年（821）进士，与武宗朝宰相李德裕友善，其为扬子留后应在李德裕任淮南节度使以后（837）。姚勗不仅有才干，而且为人厚道，当李德裕被贬窘困，昔日故人多不敢通劳问时，姚勗则多次问候并给予周济。温庭筠是唐初宰相温彦博的裔孙，史书说他“士行尘杂，不修边幅”，好与公卿家无赖子弟饮酒赌博，作狭邪游。又自负才华，得罪宰相令狐绹（参《唐诗纪事》卷五四），因此累年不第。《旧唐书》说温庭筠曾“乞索于扬子院”，《新唐书》说“丐钱扬子院”，当指同一事，而此时令狐绹镇淮南，与《玉泉子》记载不相符。但无论如何，温庭筠到扬子巡院打秋风确有其事，其对象选择也很准确，一来他与姚勗有亲故，二来扬子巡院管理东南盐务，是个油水颇丰的衙门。　

唐人科举考试场景

同为姚崇裔孙，也有品行截然相反的。据《唐摭言》卷十，姚崇另一位裔孙姚岩杰，自幼聪悟绝伦，弱冠博通坟典，但为人狂傲，目中无人。一次，姚岩杰南游徽州，先以著述寄给歙州（今安徽歙县）刺史卢肇，卢是会昌三年（843）的状元，咸通初出刺歙州。卢刺史知道姚某好使酒性，回信褒美，赠以钱物，同时又声明因遭兵燹，地方凋敝，无力招待大贤。姚岩杰复信相激，定要以文会友。卢肇迫不得已，用自己所乘之马把姚某迎到郡衙，以招待公卿的礼节供给姚某食宿。然而姚岩杰非但不领情，还日渐傲视、挤兑卢肇，弄得东道主十分难堪。后来姚岩杰流寓豫章（今江西南昌），死于兵乱之中。　　

李商隐在《记刘叉 》一文中说，中唐有个叫刘叉的豪士，身高力大，在市井中干些个网罗鸟雀、宰牛屠狗的营生，还曾醉酒杀人，变名潜逃。后遇大赦，折节读书，能作诗歌，经常身穿破衣，脚踩木屐，四处乞讨酒食为生。听说大文豪韩愈接待天下文士，刘叉登门造访，赋诗求见，自以为水平在卢仝、孟郊之上。当时韩愈以碑志负盛名，所获润笔钱物堆得满箱满盆，刘叉不客气地取走案上金数斤，并扬言道：“这都是讨好墓中死人所得，不如给我作祝寿钱。”别人的劳动所得被视为不义之财，自己不劳而获反倒成为伸张正义了。刘叉此举，有人视为旷达，有人誉为刚直，然而终究属于打秋风的行径。　

打秋风一般多是混些吃喝，要点财物，而盛唐王泠然的胃口更大，打秋风也与众不同。王泠然是山东人，玄宗初年在宋城（今河南商丘）应取解试，结果被县尉高昌宇所黜落，王对此耿耿于怀。开元五年（717年），王泠然考中进士，赴长安铨选，吏部又因故停选。这时高昌宇已官居监察御史，王泠然就写了一封信给高御史。《唐摭言》卷二全文收录了这封信，其内容有如下几点：一是怨恨，对当年被黜表达不满。二是自负，“往者虽蒙公不送，今日亦自致青云。天下进士有数，自河以北，唯仆而已”。三是哭穷，“家贫亲老，常少供养，兄弟未有官资，嗷嗷环堵，菜色相看，贫而卖浆”。并向高御史提出非分之请：“望御史今年为仆索一妇，明年为留心一官。”四是威胁，要是不满足我，后果很严重：“使仆一朝出其不意，与君并肩台阁，侧眼相视，公始悔而谢仆，仆安能有色于君乎？”信的结尾还说：“仆生长草野，语诚触忤，山东布衣，不识忌讳。泠然顿首。”其无理要求估计是竹篮打水，这封信也只是为发泄不满而已。　　

王泠然后于开元九年（721）被吏部侍郎王丘奖拔，选为太子校书郎。他又觉得才高位卑，再次给宰相张说上书，要求提携，最终也未受重用。《唐才子传》说王泠然“工文诗赋，气质豪爽，当言无所回忌，乃卓荦奇才，济世之器”。但从他先后两封书信来看，才气固然有，而大言不惭，怨天尤人，要老婆要官职，何谈济世，未见卓荦。倒是打秋风别出心裁，令同类们相形见绌了。　　

唐代举子打秋风的主要对象是地方的节度使、观察使或州刺史，但有时也打到了寺院道观里。《唐摭言》卷七记载，穆宗朝宰相王播少年孤贫，曾寄食扬州惠昭寺木兰院读书，“随僧斋飡（餐）”，蹭吃又蹭住。但时间一长，僧人们感到厌烦，就故意等到斋后再敲钟，让王播饿肚皮。王播中进士二十年后，出任淮南节度使，镇守扬州，故地重游，见昔时题壁诗已被寺僧用碧纱所罩，感慨往事，再题诗曰：“上堂已了各西东，惭愧阇黎饭后钟。二十年来尘扑面，如今始得碧纱笼。”字里行间依然流露出对当年受窘的介怀。　　

同书还记载，懿宗朝的宰相徐商，未第时隐居中条山万固寺泉读书，“随僧洗钵”。僖宗朝宰相韦昭度“少贫窭，常依左街僧录净光大师，随僧斋粥”。还有曾经作诗悯农、后来为官刻薄的李绅，先后寄食于无锡惠山寺和剡川天宫寺，天宫寺的老僧还资助了李绅不少赶考的盘缠。唐昭宗时，庐山永安院有位高僧如义，他“以诗礼而接儒俗”，“羁旅书生，咸成事业，告行之日，复遗资粮”（陆元浩《仙居洞永安禅院记》）。寄读的士子们不仅学业有成，衣食无忧，而且还获得了应举的经费。　　

唐代举子打秋风的缘由因人而异，但共同的背景应是来自经济压力，因为唐代举子的应试开销远比后世要多。唐代进士科考试并不单凭试卷成绩取舍，更看重举子平时的诗赋水平和社会知名度，考前允许举子向社会名流或达官显贵投送诗文，以求奖誉，称为“行卷”。每年制作行卷需要钱，见面礼也不能少。唐代常科每年一考，对于边远州县的举子来说，途中的衣食、车马和住宿都是一笔不小的开支，常有举子因盘缠短缺或途中染病而放弃考试。而落第的举子为了节省路费和时间，大多选择留在长安“过夏”，寻找僻静的坊市或僧院，准备来年继续应考，这期间的房租、日常生活和应酬开支也都不少。中唐以后，由于国力渐衰，大量的举子和候铨人员聚集京师，消费需求加倍增长，导致了“长安米贵，居大不易”的局面。　　

钱易《南部新书》乙卷还记载，每到六月以后，长安的举子们忙着作诗文，制行卷，有时还要结伴出资备酒席，请名流或好友出题目，举行“私试”（模拟考试）。交游干谒也是唐代士子的风尚，交游为了开阔视野，以文会友，提高创作水平；干谒或是为了行卷求知己，或是为了获得经济资助。如果目的倾向于后者，就必然演化出打秋风的现象。　　

据《唐摭言》等文献记载，唐代举子考中进士后仍有很大的花销。粗略算来，有宴游费、车马服装费、印制《登科录》的“名纸钱”（每人十千文），还有报喜费、定名笔费（参陶谷《清异录》）、茶钱（宴饮期间，新进士每人每日出五百文给酒席操办者，实为小费性质）等等。其中宴游名目颇多，持续时间达数月，费用开支最大（参杨波《长安的春天——唐代科举与进士生活》，中华书局，2007；拙文《唐代科举宴游风尚》，《寻根》2013年第1 期），贫寒举子大多要为此借债，如果不能及时凑足份子钱，还要处以“罚金”。唐代新进士的宴游活动中，还有到长安歌妓集中的平康里作狭邪游的节目，那开支更是没准儿，只有官宦富家子弟才能买得起单。　　

   唐代文人宴饮场景

　　

关于唐代举子的求学应试开支，《唐摭言》中也有零散记载。如唐初名臣郭元振十六岁入国子监读书，家中一次寄钱四十万，以为学粮。晚唐忠武军节度曹汾之子曹希干进士及第，举办家宴，用钱二十万。僖宗朝宰相刘邺的二公子刘覃及第后，在长安宴游摆阔气，每日花银子一铤。还有初唐陈子昂摔琴求名、一掷百万的豪举，更非一般举子所敢想望。　　

至于贫寒士子多选择寺庙为打秋风的处所，是因为寺院能够提供免费的食宿。唐代士子有读书山林的风尚，不少人在参加科举考试和做官以前，多好隐居山林或者寺庙、道观读书。一来这些地方处所僻静，风景优美，藏书丰富，能够让士子心无旁骛地读书写作。二来唐代的文人多信佛道，好禅悦，乐与高僧谈禅论道，切磋艺文。而唐代的寺院经济较为发达，有能力承担寄寓者的食宿，贫寒士子寄读寺庙也就较为普遍了。　　

值得一提的是，唐代不少地方官员常会主动资助举子，《唐摭言》中载有多例。江西节度使钟传虽然出身行伍，他却能礼遇乡贡三十年，每年送举子赴考，都要举行乡饮酒礼，还赠给礼物与柴米，解元三十万，解副二十万，其馀每人十万。欧阳澥参加科考近二十年而不中，流寓汉南（今湖北宜城市），襄阳节度使刘巨荣“待以厚礼，首荐（解元）之外，资以千馀缗（一千文为一缗）”。晚唐诗人卢延让向侍御史吴融行卷，吴向荆州节度使成汭推荐卢延让，“由是大获举粮”。再如荆南州（今湖北荆州市）的举子多年没有及第登科的，号为“天荒解”，宣宗时刘蜕从荆南取解，一举中第，节度使崔铉奖励刘蜕“破天荒钱”七十万。如果各地官员都仿效之，唐代举子也就没有打秋风的必要了。　　

最后附带指出，如今各地资助贫寒考生上大学，以及对各级高考“状元”给予奖励的举措，其实是滥觞于唐代的。　

——本文刊于《文史知识》2014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