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派经方医学体系,是目前最为简明实用的体系
晚辈为湖南中医药大学一名三年级学子。近日,有幸拜读马家驹博士力作——《胡希恕经方医学:六经入门讲记》。文章言简意赅、切中肯綮。既无高谈阔论,又无故作玄虚,有的只是一位先行者的循循善诱,令余受益五车。
老师在书中言,与临床经验相比,我们要尤其重视临床思维。诚然,研习过程中,除了诸多实打实的临床经验,我更为感激文章中的许多观点,常引人深思。现围绕三点,浅谈读书心得,抛砖以引玉。
一、病因学说反刍
审证求因是中医探究和认识病因的特有方法,是古代劳动人民,对大自然与人体的一种朴素认识。
如冬天见河流结冰、物体遇冷缩小、雪地中手会冻得冷痛等,古人通过自然中的现象,进行大量实践、观察,进而总结出规律:寒性凝滞、收引、主痛。当人体生病,出现怕冷、欲加衣被、头痛、身痛、不欲饮水或但欲热饮、无汗、脉又紧绷,这时自然会认为人体感受了外来的风寒邪气。解决的方法,古人也通过实践总结出了“寒者热之”。
能称之为规律,便具有普适性,所以即便世事境迁,“寒者热之”等中医理论,仍然适用。谁又能说中医“不科学”呢?
理论是真理,后世的误解误用,却带来了诸多问题。娄绍昆先生在其著作中指出一种临床现象——“发病学病因”与“原始病因”的混淆。初读一带而过,由马老师阐释“审证求因”,引发我对病因学说反刍,方有得一二。
我们审证所求的因,应当是“发病学病因”,而非“原始病因”。举个例子,人体出现发热、恶寒、头痛、身痛、无汗、脉浮紧,通过审证求因,可以认为他感受了风寒邪气,这时的风寒邪气,既是“发病学病因”又是“原始病因”。几日后,病人出现但热不寒、口渴、汗出、苔黄、脉数,通过审证求因,可认为病因是里热,此时的里热便是“发病学病因”,风寒邪气是“原始病因”。恐怕在辨证时没人会认为病因还是风寒邪气。
但奇怪的是,同样明显的道理,放到温病学说,便出现了众人选择视而不见的怪诞之象。曾有人说,“白虎加人参汤中,人参不可用西洋参代,以风寒伤人阳气,西洋参性凉。”这种错误认知就在于过度强调原始病因,如是,则“伤寒论只治伤寒,温病学只治温病”的缪解也知其根源所在。
娄先生曾指出“温热邪气在表是表热,在里是里热,在气是气热,入营是营热等概念成为定论,无形中将审证求因的发病学病因,变成为原始病因”。
诚如马老师所言:“从经方角度来说,根据症状反应去辨证,有是证用是方,并不太强调是风寒还是风热病邪所致”。若定要探求病因,也要根据正邪交争所表现出的刻下症“审证求因”,求出“发病学原因”,不要过分强调“原始病因”而刻舟求剑。
二、六经与方证
自古伤寒流派众多,脏腑、经络、运气释伤寒应接不暇,自然各家对六经实质的认知也不尽相同。其实各家如何理解六经都无可厚非,亦无需争论。我认为六经是一种工具,一种帮助我们快速缩小检索范围的工具,唯一评价的指标,就在于这个工具是否简明好用。
胡派经方医学体系,是目前最为简明实用的体系。
胡派经方医学体系的基本特点之一,便为“六经来自八纲”,即六经为六个症候群,为六大证:太阳病为表阳证、少阳病为半表半里阳证、阳明病为里阳证;少阴病为表阴证、厥阴病为半表半里阴证、太阴病为里阴证。如此提纲挈领地概括六经,胡老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绝非过誉。
那方证重要吗?自然是重要。可以说方证对应是保证临床疗效的关键,胡老率先提出“辨方证是辨证的尖端”。
如果读过《伤寒论》,看到“头痛、发热、汗出、恶风”,第一反应就是桂枝汤主之,并且临床如此应用,可收确切的疗效。试问一下,由症状到桂枝汤之间,脑海中会出现“太阳病——太阳中风证——桂枝汤”这一系列过程吗?我相信大部分人不会。所以事实上,无论经方家还是医经家,在临床中都在有意无意地运用着方证对应。
方证对应如此简单好用,那只把方证对应学的滚瓜烂熟即可,为何要学习各种辨证法?理想如此,事实上则不然,临床病症与方证榫卯相合毕竟只在少数,即便把仲景113个方证烂熟于心,面对变幻莫测、错综复杂的临床,也难免削足适履。而面对不能一眼看出的方证,亦难免会陷入江郎才尽的尴尬境地。此时,六经这个“工具”就显得尤为重要。
面对一系列复杂的症状,我们通过六经来快速缩小检索范围。选择胡派的原因,无非大道至简,实用而已。如患者抗病能力尚可,无特殊情况便锁定三阳病;又见发热恶寒并见、头痛、脉浮,则为太阳病(表阳证)。如诊断为单纯的太阳病,便在太阳病范围内寻找隶属方证,无完全符合的方,便要根据仲景法而小幅度的加减化裁,甚至另改时方也未尝不可。所以在经方思维指导下,开出的方子都可称之为经方。如此,便可如马老师所言“加减化裁、左右逢源,可为百病立法”。
另外应正确理解胡老强调的“辨方证是辨证的尖端”,不可断章取义。胡老之意在于教导后人,辨证不可只停留在证,要入细入微,落实到最后的方证,才能保证临床疗效。
六经与方证,有如棋势与棋子,古人虽有“善弈者谋势,不善弈者谋子”。然放到六经与方证上,二者同样重要。
只辨六经不辨方证,则会留于粗疏;只辨方证不辨六经,则会迷失方向。所以胡派经方医学的临证思路,强调先辨六经,继辨方证,六经与方证相辅相成、缺一不可。
三、浅谈寒温之争
最后,也是历代医家争论不休的难题——寒温之争。
这种复杂问题本不该一个毛头小子大放厥词。然读书过程中,感于马老师不偏不倚、客观公正地看待伤寒温病,遂顺着引导,有所浅思。
抽丝剥茧,方可拨开迷雾。正如马老师所言“经方和温病都具有其产生的时代背景”。最初的温病学是伤寒论的子系统,至今已“脱却伤寒”成为一门独立学科。其实温病学的出现,除却时代背景的因素,根本在于误解《伤寒论》。正是因为过度强调原始病因,才出现“伤寒论只治伤寒,不治热病”的错误观念,由此,作为与寒对立的热,发展成一门独立学科水到渠成。如果以现代经方医学的角度去看温病学,发现其占比最重的中焦病,被包含在阳明病中。故陆九芝有云“阳明为温病之薮”。其上焦病,辛凉之法,《伤寒杂病论》中麻杏甘石汤、越婢汤等早有应用。可以说麻杏甘石汤开辟了辛凉解表之先河。其下焦病,抗病能力弱、有所不足自然属于伤寒论中三阴病,病位在里自然属于太阴病(胡派概念)。
至此,还有一个问题未解决——湿邪。众所周知,温病学根据病证性质是否兼湿,分为温热与湿热两类。十三五规划温病学教材有录“温病的范围是随着温病学的发展而逐步扩大的”。《难经·五十八难》具体地指出:“伤寒有五,有中风,有伤寒,有湿温,有热病,有温病。”最初温病只包括这其中的温病,至清代吴鞠通《温病条辨》才明确了温病有9种。所以,也正是湿邪的合并,让温病学“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
其实《伤寒杂病论》中治疗表证兼湿的麻黄加术汤、麻杏苡甘汤,治疗里证兼湿的茵陈蒿汤、栀子柏皮汤等也早有应用,但似乎也难以改变现有成见。
揭开温病学的本质,并非要批判温病学,而是知己知彼,更好的扬弃吸收,为临床和病人服务。
吴鞠通自述“是书虽为温病而设,实可羽翼伤寒。”又云“若真能识得伤寒,断不致疑麻桂之法不可用;若真能识得温病,断不致以辛温治伤寒之法治温病。”情感真挚,溢于言表。若真的读懂伤寒论,必不会把麻桂剂束之高阁,也必不会用单纯的麻桂剂治疗但热不寒的证。
淡化原始病因先入为主的固有成见,坚持胡希恕经方医学“先辨六经,继辨方证”的临证思路,辨证施治,随证治之。如此,读伤寒温病,皆为疾病总论;处经方时方,悉可效如桴鼓。
作者|湖南中医药大学学生 薛圣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