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彦芳（下）
民国十九年即1930年李彦芳又和左三一起协助民国最高法院院长焦易堂先生创办了河道民生小学，请来了王德山担任校长，另外还请来了两名先生教学生五六十名。所有费用包括建校费以及老师的工资全由焦院长出资，学生也不用交学费了，很快吸引来了周围村里一些较穷家庭的孩子，使学生的人数一下子突破了一百名。之前能上得起私学的孩子很少很少，个别有钱人的家庭大都把孩子送到西安等大城市里去上学了，现在不用跑那么多路，也不用花那么多的钱就可以在自己的家乡上正规的学堂了。
民国二十年即1931年在河道民生小学念了一年后，王德三校长发现李逢春很聪明就建议李彦芳把他转到位于武功镇的武功县第一高小去上学，两年后的1933年李逢春从武功县第一高小毕业，两年四学期李逢春每次考试都是全校第一名，最后以四县会考第一名的成绩考入到了位于西安市的省立第一中学去上初中了。1936年7月李逢春初中毕业了，考上了西安高级中学，与杨虎城将军的长子杨拯民坐同桌，1936年12月11日西安事变爆发前夕，李逢春与他的同学们一起上街参加了”反对内战，一致抗日”的爱国游行活动，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件爆发了，全面抗战正式开始了，1937年11月开学两个多月后，日机就开始对西安狂轰乱炸了，学校也就不得不关门停办了，许多同学都去上了军校，李逢春则与雷克允、赵彦英、郭绳武、李作舟、左群、谭玉秀等几个同学，经八路军西安办事处介绍，一起去了位于陕西省泾阳县安吴镇的西北青年培训班学习两周，然后于1938年初去了位于延安的抗日军政大学，参加了第四期的学习十个月，毕业之后就加入了八路军，被分配到了驻守庆阳地区的八路军129师385旅770团一营，学习期间于1938年7月正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李彦芳是一个非常能干、神通很大的人物，黑道白道都有很好的人脉关系，因为善于交际，所以结交了不少的酒肉朋友，这些朋友大都是党政军的重要官员。所以不论是家里家外还是村里村外，他都经常帮人说是了非，而且经常会有不少的人来托他办事，包括一些人命官司，只要他一出马立马都能得到比较妥善的解决。他还能帮助官府调解一些多年难以调和的民事纠纷，所以不论是官府还是乡亲，都夸他这人有本事，都记他的好。
乡亲邻里不管贫富他都能热心帮忙，经常给他们借钱借粮，弄得自家反倒经常食粮紧张，种着一百多亩地还经常出现饥荒，有时也会把自家的牲口和农具借给一些比较贫穷的乡亲们使用，弄得自家的庄稼却迟迟不能下种，可见他是多么的大慈大爱，多么地视金钱如粪土。
在他经商期间，有些人家比较穷，一时半会拿不出现钱，他就给他们赊账，让他们先拿回急着想用的东西，等啥时候手头方便了有钱了再来给他。所以他在周围人们的心目中就是一个大善人，他经商多年，一直享有着很好的口碑，不像现在的商家，大都那么心黑。
武功县首任副县长马伯援和李逢春的外甥田景坤是乾县师范时的同学，在地下党期间他既没有足够的活动经费，也没有安全的活动地点，李彦芳就既给他出钱做活动经费，还让他多次躲藏在自己家里给他管吃管住，并凭借自己的朋友关系而保证了马的安全。
后来李彦芳又和自己的大侄子李逢春一道策反武功县伪保警大队长张儆懿带领四百多名官兵一起在贞元铺邑起义，接受了王震大军的整编，从而使武功县得到了和平解放。张儆懿既是李逢春在武功县第一高小上学时的同班同学，又是李彦芳的酒肉朋友，加之他也是一个很识大体的人物，他早已看清了国民党迟早会完蛋的结局，所以很快就接受了他们叔侄两的策反，听说马伯援之前也曾策反过他，但他因为不相信马就未答应。
1925年春，为抵御驻军党海楼部的横征暴敛和无端欺扰，本县第一支农民自卫武装-河道硬团，在河大村西头的有识之士左思明和左信的倡导下宣告成立，李彦芳的五哥李彦杰就是硬团的成员之一，李彦芳虽然不是硬团的成员，但却经常为硬团出钱出力，且多次为硬团协调与官府的一些矛盾，算得上是硬团不可或缺的一个财力资助者和出谋划策者，硬团有啥大的活动他也会积极参与，成为主要的理事者之一。11、为侄操心
李彦芳对待李逢春可算得上是操碎了心，既供他念书，又给他娶媳妇不说，还为他担了不少的心。一次是1946年底他从中原突围回到老家卧床不起长达十多天之久，大腿生疮叫鱼口，胳膊生疮叫燕窝，疼痛难忍，经过多日的治疗才慢慢地能下地走路了。不久就被国民党政府发现了，温县长就把他的酒肉朋友李彦芳叫到了他的身边，说你叫你大侄子尽快离开武功吧，否则我面临的压力就会越来越大了，回到家里后李彦芳就劝李逢春尽快离开武功这块是非之地，让侄子尽快回延安去寻找组织，可延安已被胡宗南占领了，一时半会是很难再回延安去了。
李彦芳想着老这样提心吊胆地呆在家里也不是个长久之计，他就与温县长商议出了一个新办法，那就是让李逢春做做样子填写一份自愿脱离共产党的自首悔过书，然后再把他保释出来，这样就可以在家里安全地居住了，告诉李逢春后他坚决不同意，说自己打死也不愿意脱离自己心爱的共产党，没有办法李彦芳就趁李逢春有病比较昏迷的时候说叫他去相亲，然后用一辆马车把他拉到了县府，在国民党县党部书记胡望瑗的威逼利诱下和同学张儆懿的极力劝说下，“只要你心中有你的党就行了，目前先保住性命才是最重要的，等你身体康复了，你再去找你的党也不迟呀。”于是李逢春就很不情愿地签了自首悔过书，然后找焦树叶、李作舟、杨景震三人做了保，李逢春就保释了出来。
没有想到这件事却为李逢春今后的人生道路埋下了不小的隐患，也给他的个人历史涂上了一个不小的污点，当然李逢春也知道他七爸李彦芳这么做都是为了他好，一是为了他能取得一个合法的居住身份，二是为他日后开展地下工作打了个很好的掩护。
自从填写了这个自首悔过书以后，李逢春一直心里很不是个滋味，一年多的时间里他一直在苦恼和悔恨中煎熬着，心情也很悲观，整天窝在家里怕出门见人。他一边养病一边种起了自家的那三十亩地，他一个人划不来起火做饭，就一直和七爸一家人在一起吃饭，1947年秋季李彦芳出资又为侄子李逢春娶来了第二任妻子，帮助他成家立业。
1948年10月初，李逢春离别了妻子和刚刚满月的长女，徒步去了旬邑县的土桥镇寻找共产党西府工委，见了西府工委的吕剑人书记（解放后当过陕西省委书记但不是第一书记）和赵伯经司令员以及政治部主任刘志坚，向工委写了详细的书面材料，说明了自己的九年军旅生涯，以及武功县保警大队很有把握起义的事。吕书记当即指示他尽快回武功去，充分利用良好的人际关系，做好保警大队官兵的思想动员工作，争取他们择机起义，配合我解放大军顺利解放武功。
返回武功途中途径泾河时李逢春不幸被反共武装检查搜身，搜出了西府工委给他带的几张共产党的宣传资料，就以共党嫌烦的身份被抓捕了，先被押送到了驻守乾县的敌203师军法处，一个多月以后，被转送到了西安警备司令部所属的西安小南门至善巷太岳庙内的特种刑庭特拘所，在这里又被关押了三个多月，遇见了毛泽东的堂弟毛泽润，受尽了严刑拷打，后来又在北院门地方法院关押了一个多月，前后加起来总共被关押了半年多的时间。
解放后李彦芳回到了河道老家，1950年6月30号以后，全国开始给农村家庭划分阶级成分，按照他家的家底来说工作组觉得应该给他家定为地主，但却遭到了广大村民的反对，村民们当年都得到过他的关照或帮助，都觉得这样的好人不应该定为地主，不应该成为被专政被批斗的对象，但工作组还是坚持己见，硬是给他家定为了地主成分。
虽然他们家被定为了地主，但考虑到不激起民愤，工作组只没收了他家的一些农具，分了他家的地，但并未动他家的房屋，他本人也从未被批斗过，即使到了文化大革命，他照样没有被批斗过。这应该是应了那句“好人有好报”的老话了吧。他一辈子仁爱有加，结下了很好的人缘，一辈子也活得非常的开心和坦然，他有五子一女，堪称儿孙满堂，直到1985安详地离世，享年84岁。
李彦芳去世后，他的子女们没有忘记他，他的大侄子李逢春更是没有忘记他，河道的父老乡亲们也没有忘记他，因为他一生积德行善做了很多助人为乐的好事，帮助过不少的人家度过了难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