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子“以肝为先天”，但“肾”也很重要！
肾是中医学藏象学说中的一个重要内容。
虽肾为五脏之一，但由于作用特殊，其地位迥出五脏之上，古人把肾喻为脏腑的根基、生命的根本、五脏阴阳调节的中心。
肾养五脏，既是真阴之府，又是真阳之宅，认为“肾者，精神之舍，性命之根……人之有肾，犹树之有根”，因此被称为先天之本。
肾的功能极为重要，其中藏精、主生殖、为冲任之本的功能与女性的生理特点有着密切联系。
《素问·上古天真论》曰：女子七岁，肾气盛，齿更发长，二七而天癸至，任脉通，太冲脉盛，月事以时下，故有子七七饪脉虚，太冲脉衰少，天葵竭，地道不通，放形坏而无子也”。
由此，不难看出，肾气之盛衰是决定女性生殖的物质基础，肾气盛则天癸至，女子月经来潮，生殖功能成熟；肾气衰则天癸竭，女子绝经，形体衰惫，丧失生育能力。
藏精是肾的主要功能，亦是其他各项生理功能的物质基础，肾性潜藏，“肾者主蛰，封藏之本，精之处也……”。清代姚止庵说：“精气至贵而难实……”。
肾中精气，只宜固秘，最忌耗泄，一旦耗泄太过或未能及时补充，均可导致肾中精气不足而发生疾病，故肾的虚证居多。
因此治肾多用补法，妇女多耗血伤精，更是如此，或滋养肾阴或温补肾阳。
肾为水火之脏，藏真阴而寓元阳。
肾精属阴为真阴，对人体脏腑器官起着滋养的作用，为人体阴液之根，是生殖功能的物质基础；肾气属阳为元阳，对人体的脏腑器官起着温煦照升腾的作用，为人体阳气之源，是生殖功能的根本动力。
这样阴阳消长，水火相滋，以维持人体生命活动。
如果肾水不足，就会引起相火妄动；肾阳不足，就会引起阴霾四布。
阴阳互根，“阴在内，阳之守也；阳在外，阴之使也”，“阳胜则阴病，阴胜则阳病”，阴阳二者相互依存，阳要阴潜，火要水涵，阴阳互抱，不可分割，即所谓“阴平阳秘，精神乃治”。
可以作这样一个比方，阴阳两者一个半斤，一个八两，是相等的。
如果阴亏了，只有四两、五两，相对而言，阳就亢了，亢则害，不是阳多了，而是阴水不足，不能与阳相配，阴亏不能涵阳，则亢阳无制，反之，阳亏，阴水无阳，不能气化，便成死水一潭，即所谓阴霾。
可见，阴阳两者不能有所偏颇。正由于肾为水火之脏，又水火之间处于相互依存的关系，所以历代医家都在探讨补肾的方法，并创制了不少著名的方剂。
从汉代众法之宗、群方之祖张仲景所创制的肾气丸，可以看出他对补肾法体会很深，制方颇具匠心。
肾气丸中寓有“少火生气，温之以气，下焦阴位，需阳助化，阴以抱阳”之意，肾气丸的创制，开创阴阳双补的先河。
唐代王冰对《内经》理论有所发展，后人称他的理论是发《内经》所未发，他提出了治元阳之虚，要益火之源以消阴翳，治真阴之竭，主张壮水之主以制阳光，明确指出补肾不外壮水、益火两大法则。
宋代名医钱乙在此理论的基础上，创制了六味地黄丸，被后人看成是滋阴的代表方，亦为古今医家所推崇。
赵养葵说：“肾虚不能制火，此方主之”，“壮水之主以制阳光即此药也。”
明代张景岳吸取儒家太极图阴阳互根的观点，提出“善补阳者，必于阴中求阳，则阳得阴助而生化无穷；善补阴者，必于阳中求阴，则阴得阳升而泉源不竭”，并创制了左归、右归之类，在治疗真阴、真阳衰微上更进了一步，用药法则亦更周密，特别是在扶阳中不离滋阴，滋阴中照顾扶阳。
左归、右归的创制抓住了补肾法的关键，平调阴阳，从而把阴阳双补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
综上所述，可以这样说，补肾法的发展，体现在以下几个方剂的演变及其制方理论上。
下面深入剖析一下这几个方剂。
一、六味地黄丸
原名地黄丸，源于宋代名医钱乙所著的《小儿药证直诀》。
本方是从《金匮》肾气丸减去助阳之桂、附，保留了地黄、山萸肉、山药、牡丹皮、茯苓、泽泻，全方六味，三补三泻，寓泻于补，开阖并顾，为通补开合之剂，亦为补阴之通用方。
六味地黄丸，以熟地黄为主药，该药味甘性平无毒，功能补精髓，养肝肾，明耳目，乌须发，用作滋肾养精壮水药。
金·张元素《珍珠囊》论曰：熟地黄“补血气，滋肾水，益真阴”，清·黄宫绣《本草求真·温肾》曰”熟地黄，甘而微温，味厚气薄，专补肾脏真水，兼培黄庭后土，土厚载物，诸脏皆受其荫，故又曰能补五脏之真阴。”
可见，熟地黄乃壮肾水、补肾精之药，这里重用半斤，而其余几味药都只用四两、三两，如山药、山萸肉是四两，泽泻、茯苓、牡丹皮是三两。
有些医生在用地黄丸时不注意用量，则往往收不到预期效果。
方中地黄滋腻，用量又大，为了使其补而不滞，滋而不腻，配泽泻以防其过于壅滞，另外肝肾同源，补肾的同时也要养肝，肾水不足，水不涵木，肝阳则旺，所以用山萸肉，以具酸入肝而养肝。
山萸肉是很好的养肝药，但其味酸而性偏温，因此配牡丹皮以制其肝经血分之火。
再者，肾精的来源取决于后天水谷之精气，脾为生化之源，故用山药补脾，是以补后天而滋先天。
用山药而不用白术之意在于，山药甘平，而白术甘温，此时毕竟是水亏火旺，李时珍谓“山药入手足太阴，补其不足，清其虚热”，黄宫绣认为“山药补脾益气，除热，能补脾肺之阴”，可见山药乃补脾阴之良药，其性平和，不似黄芪之温、白术之燥，故在此选用。
山药为补益之品，亦嫌壅滞，故配茯苓淡渗以制之。
方中地黄、山萸肉、山药为三补药，泽泻、牡丹皮、茯苓为三泻药，三补是守药，补而不行，故用三味行药辅助之，寓行于补之中，以达到滋而不腻、补而不滞的目的。
同时，此方虽说重在滋肾阴，实为三阴并治之剂。
《医方论》认为本方“非但治肝肾不足，实三阴并治之剂”。其制方之妙，确实耐人寻味。
二、八味丸
即六味地黄丸加桂、附，于大队补阴药中少加温肾助阳鼓舞生气之品，桂、附与地黄相配，阳得阴生，阴得阳化，此名为温补肾阳之方，实为水中补火、阴阳双补之剂。
其中六味滋阴，“壮水之主以制阳光”，桂、附温阳，“益火之源以消阴翳”，相反适所以相成，真可谓“补阴之虚，可以生气，助阳之弱，可以化水”，正为经所谓“孤阴不生，独阳不长”也。
《医宗金鉴·删补名医方论》在论及本方的配伍时说：“此肾气丸纳桂、附于滋阴剂中十倍之一，意不在补火，而在微微生火，即生肾气也。故不曰温肾，而名肾气，斯知肾以气为主，肾得气而土自生也。”
三、左归丸（饮）、右归丸（饮）
明代张景岳创制了左归丸（饮）、右归丸（饮），他提出“善补阳者，必于阴中求阳，则阳得阴助而生化无穷；善补阴者，必于阳中求阴，阴得阳升而源泉不竭。”
他的这种认识，对当时偏于用辛热补火或苦寒泻火有很大的启发；他的学说中充分体现了对大辛大热、大苦大寒之药要慎用的观点。
他说“善补阳者，必于阴中求阳”，而不能一味补阳，单纯补阳滥用辛热之药，以免补了阳但伤了阴，而应阴中求阳，使阳得阴助则能化物，完成气化的作用。
气的化生依赖于阳，来源于阴，水能化气，如果无阴、无水，气就无以化生；反过来补阴也样，如果用大量甘寒之药，壅滞不行，没有生机，就会成为死水一潭，所以要阳中求阴，使阴得阳助，则生化无穷。
可以作这样的比喻，如烧锅炉产生蒸气就好比气化作用，蒸气是一种动力，锅炉四周是水，里面烧火，火旺水足，则气化正常。
故在加火的同时一定要注意添水，火大无水，水就会烧干，锅炉就会有爆炸的危险，反之加水的同时亦要注意火旺，火不旺就不能化气，此即阴中求阳、阳中求阴之理；
至于泉源不竭、生化无穷，就是说有了充分的物质基础，气化功能旺盛，就能使水津四布，五液并行，阴平阳秘，精神乃治，所以张景岳的学说又在王冰的基础上大大向前进了一步，不愧为阴阳双补之巨匠。
他的这些理论还体现在他的制方、用药上。
例如，左归丸（饮）、右归丸（饮）之类，其命名根据是左为肾、右为命门，取滋肾壮水归于左、养火补肾阳归于右之意。
左归饮是在六味地黄汤的基础上，去泽泻、牡丹皮，加枸杞子、炙甘草。其妙就在这两味药的变动上，改变了两味药，虽仍是滋补肾阴的方剂，但补的方法则大异。
本来是三补三泻，三守三行，现在用枸杞子、炙甘草易牡丹皮、泽泻，仅剩下茯苓一味行的药，其余均为守药，仅保留一味茯苓而使整个方中具有流动之性，此乃动静结合，补而得法。
“善补阴者，必于阳中求阴”，故去泽泻、牡丹皮之苦寒，因苦寒之品有弊，一则伤阳，一则苦寒化燥伤阴，而换上枸杞子、炙甘草。
综观全方，枸杞子、山药、熟地黄、茯苓均平，山萸肉酸温，炙甘草甘温，可见景岳壮肾水不用甘寒，而用甘平偏温，体现了阳中求阳之意。
王孟英曾说过：“滋阴不厌其繁”，那是针对温病而言的，对妇科的，特别是妇科杂病、慢性病，就不一定适用。
再者，左归饮用山药、茯苓、炙甘草补脾，补后天以滋先天，一方而脾为生化之源，精血者赖脾所化，脾应中宫之土，土为万物之母，另一方面，脾气散精，灌溉于五脏，洒陈于六腑，用这三昧药补后天，亦是此方妙用之一，其制方用药，耗尽心思，实堪后人师法。
左归丸较之左归饮又有不同，去茯苓、炙甘草换菟丝子，再加鹿角胶、龟甲胶，川牛膝。
因为阴虚水亏是慢性的，比左归饮证进了一层，平时一般阴虚血亏者用左归饮即可，如果是慢性病，非一两剂药就能解决问题，故用丸药以缓缓图之，创制左归丸，以加强补的力量。
方中鹿角胶咸温，古人谓真有“通督脉之气舍”的功效，补督脉即补一身之阳气；龟甲胶咸平，得阴气最足，峻补阴血，善补任脉，补任脉即补一身之阴。
龟、鹿相配，一阴一阳，均为血肉有情之品，经曰“精不足者，补之以味”是也，两者性既调和，味亦纯厚，而且这里均用胶，取其补精养阴之意。
同时用菟丝子配枸杞子滋肾添精。
诸药俱守而太壅，故加一味川牛膝，寓有推动之意，可防其壅补而滞，且在阴虚水亏时，相对火就旺了，川牛膝能引火下行，在补阴的同时以防火功，使其下行，潜入水中，这一味药在这里起了几个方面的作用。
可见古人制方，思虑入微，用心良苦。
当然滋肾补肾，有补肾阳、补肾阴、阴阳双补，这里只举了几个例于，其余皆可如此类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