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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宋淳熙，是宋孝宗赵昚的年号，赵昚是南宋第二位皇帝，执政十六年，始于公元1174年，终于公元1189年。当时的新市古镇又是怎么样呢。从2018年开始，笔者陆续发现了一些文物，让我对南宋淳熙的新市有了新的认识。特别是2018年9月，我发现了本地一座南宋淳熙石桥的遗址，最近又发现了收藏于民间的一方淳熙端砚，这两件文物，让我增进了对当年新市的更多文化了解，它们所透出的政治、经济、文化相关重要信息告诉我：淳熙年间的新市发展十分兴盛。
新市古镇是北宋太平兴国时期（公元978年）批准设立的军事要地，到了南宋淳熙年代，已近百年之长。这一百年，北宋成了南宋，全体官兵将士浴血奋战，南宋已经定都杭州，神魂方定。朝廷中张俊、杨沂中两大名将，战功赫赫，为南宋政权作出了巨大贡献。这两位名将后来定居在新市，让新市的政治地位一下子得到很大改变。加上百年之内历代“监酒使”的不懈努力，像葛清孝公、张驾、朱埜等，为新市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推进。北宋末年，新市“觉海寺”出了一位佛名盖世的若愚法师，使新市的文化有了很大提升，等等。正是由于他们的铺垫，到了淳熙年间，正是两大名将张俊、杨沂中的第三代、第四代的人生兴盛期，并由他们引入了当年的上层社会名流，注入了更多的政治与文化元素，让新市从原来是一座军事门阀望族聚集处，逐步过渡到全国政要权贵、思想家与文人雅士荟萃之地，完成了一个区域的文化升化蜕变过程。从生活角度看，南宋淳熙年代的新市古镇，也从一处普通湿地型、多渚洲岛屿式生活宅区，进而变成为一座非常漂亮、人文华贵的江南别墅园区，令世人瞩目。
据笔者研究发现，南宋淳熙年间，时任吏部侍郎的赵如愚（后来官至中央正国级），来新市建了别业，称“赵侍郎园”；张俊四代孙、南宋大诗人张镃（时任临安通守），带着杨万里、辛弃疾、姜白石等“高级干部”经常往来于新市，与名士唱和；南宋大文人、自称“百衲居士”（北宋高官蔡京十三子）蔡绦也是南宋的朝廷高级官员，在新市建了别业华阁；淳熙年间，也正是朱熹次子朱埜来新市任职，后来就干脆举家迁入，永驻新市；淳熙年间，赵如愚在四川任职期间，刘光祖（后来官至中央副国级）是其部下，刘光祖晚年也来新市建了别业，称“西园”（之后的南宋丞相高官游似是刘光祖的高足，也相继来新市建了别业，称“果山”）。赵如愚还介绍了吴柔胜去嘉兴府任教授，但很快就被调往新市主持救灾工作，任转运；时任常州通判的沈浚也在淳熙年间舍官回乡，寓居新市觉海寺。也正是淳熙时，吴柔胜与沈浚两位贤士认识了，相见恨晚，最后，沈浚把自己的小女儿嫁给了他。吴柔胜不负沈浚长辈重望，家里居然养育出了两位南宋名臣：吴渊与吴潜，让新市形成了一段极辉煌的历史。吴潜也在新市既建了庄宅，称“吴家园”，又建了书院，称“履斋书院”。
2018年，笔者与新市历史文化研究爱好者陈家昶，会同著名文化研究者郁震宏、潘利平先生，共同发现了新市的一座淳熙石桥遗址之后，揭开了新市南宋文化史的瑰丽。2018年9月29日，由县内著名考古学者朱建明先生、德清县文物保护部门周建忠所长带着县媒体《德清新闻》与德清县电视台（现合并为“德清县新闻传媒发展中心”）前往石桥遗址处进行专业鉴定，媒体部门针对文物发现人与文物鉴定单位，作了一次现场全面深度采访。2018年10月8日，《德清新闻》在“文体播报”栏目里，发了一篇记者朱宇飞先生的署名文章《新市发现南宋古桥“淳熙碑”》，以记者采访的角度，反映了这一重大发现的事件，引发本地社会的强烈反响。
近期笔者有幸发现，新市民间有一方淳熙端砚，疑似南宋理学家朱文公朱熹的遗物。笔者看到这方端砚，应该是肇庆端溪的端石料所制。端砚是中国石砚的上品，宋人诗句：“端溪古砚天下奇，紫花夜半吐虹霓。”就是对它的绝好礼赞。的确，这方长约18cm、宽约10cm、高约3cm的长方形石砚，让我见证了“呵气研墨”不化水的神奇，石质坚实、润滑肤凉，发墨迅速，墨汁细滑。这是一方典型的南宋“手抄式”石砚，前端有墨槽，砚面向墨槽端倾斜。据资料查阅，“手抄砚”在淳熙还刚刚兴起，这一新型款式更具备实用的科学性，放置于桌上，砚底可与桌面形成前高后低的空间，手正好可以从前端抄起砚台，故名“手抄砚”。
这方端砚，设计大方，做工巧妙。砚面光滑，手感如婴儿肤润。目测下的石质既黑褐微黛，又有指密纹花，砚背的边棱上刻有“宋淳熙年制”字样，砚侧有“晦翁”金石印章形字样。从手中的资料查到，淳熙年间确有这样款型的端砚，1972年11月，新昌县城南乡丁村在一座发现的南宋淳熙古墓中，曾经出土了这样一款“手抄式”端砚，此事已见官方报道，可见其砚台的款式出处是有据的。
考证端砚主人朱熹其人，也是有一定靠谱的依据。朱熹（公元1130年—1200年），南宋徽州婺源县人，生于福建路南剑州尤溪县。南宋理学家，程朱理学集大成者，学者尊称朱子。朱熹字元晦、仲晦，晚称“晦翁”，又称紫阳先生、紫阳夫子。谥“文”，故称朱文公。宋孝宗淳熙十六年（公元1189年），朱熹值六十花甲，他开始自号“晦翁”，自兹始，在所有作品落款时，他都会刻印或盖上“晦翁”两字。
朱熹可以称得上南宋时期的思想大家、文化大家，他十分喜爱每一方端砚，也拥有过很多款式的端砚，他曾经为一方端砚专门题了一首诗，可谓是一名端砚癖好的痴情者，诗曰：此诗写得深刻诡奇，描写了端砚原料出神入化与它的出生尊贵。抒发了自己对端砚这一近乎“天物”的热爱，内心升溢起喷泻的书写激情。从这一首诗中，我们看得出这位博学多才的知识分子，是如何充满对天地的敬畏，充满对文化的倾情钟爱。
朱熹虽然在新市相关史料上鲜见其记载，似乎没有过对新市的正式来访，但也未必真的没来过，我们可以从这位大师对新市情有独钟的种种相关史料现象，获得证实。他是与寓寄新市的南宋名将张俊之孙张宗元，同年登科及第，一起进入朝廷任官，所以与张宗元的儿子张镃也非常熟。他与赵汝愚、刘光祖、吴柔胜等几位结为密友，致使后来的所谓“庆元党禁”案，都列入了“朋党”受到株连贬官。他的次子朱埜在淳熙年间在新市担任“监酒使”，据说，朱埜自此在新市落户，成为新市有史以来真正的朱姓第一家，儿子家住新市，身为父亲的朱熹不可能一次也不会来吧。《新市镇再续志》上记载了朱熹为当年新市的一家王氏家族专门书写了一块堂额“爱敬堂”，成为新市民间美谈，这一堂额是写在砖墙大门上方的，书法端楷，用笔遒劲。关于朱熹书法，我们可以从目前存世的朱熹《蓬户手卷》中还是能够感受到这位大家浓郁的学究味与书卷气。
从以上资料可见，朱熹与新市人事交密甚众，对新市文化也非常关注，这一方端砚，虽未经方家或权威机构考证确认，但据笔者预见，这石砚很有可能出自朱熹之手，并非赝品也是完全有它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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