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哲学近现代转型的基本特征
中国哲学近现代转型的基本特征
中国哲学的近现代转型，是中国哲学发展的最重要时期之一，指鸦片战争以来，随着中国社会的近现代发展，中国哲学由传统形态转向近代形态再向现代形态发展的过程，是中国近现代哲学发展最本质的内容。程朱理学、陆王心学可以说就代表了传统形态的中国哲学，而毛泽东、胡适、冯友兰、金岳霖、熊十力等人的哲学思想就是现代形态的中国哲学。人们只需要简单地浏览一下这些思想，就会明了其间的差异：这些不同时代的哲学家们在用不同的哲学思维方式、哲学范畴术语，思考着不同的哲学问题。换言之，他们对哲学及其基本问题的理解有着根本上的不同，这导致了他们的哲学思想所呈现出的哲学面貌存在着本质上的差异。这就是中国哲学近现代转型的结果。
在这 100 多年的时间里，特别是 1949 年以前，各种古今中西思想竞相登场，使中国哲学的发展呈现出一片生机勃勃的场景：中国传统哲学思想自我变更、被批判、再次被肯定；西学被引入、被怀疑、最后又被肯定；各种思潮风起云涌，各领风骚数十年，充分展现自身的价值。因而中国近现代哲学的面貌大大不同于中国传统哲学，那么，中国近现代哲学还是中国传统哲学的发展吗？并且，同西方哲学相比，中国近现代哲学理论大都与中国现实的社会变革密切相关，它们讨论的是哲学的问题吗？特别是，在各种传入中国的西学中，经过各种思潮的竞争，中国人为什么最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只有从中国近现代哲学发展的基本特征出发，人们才能真正地解答这些问题。
一、西方哲学的中国化与中国传统哲学的现代化相结合
人们普遍承认，中国哲学的近现代转型是西方哲学的中国化与中国古代哲学的现代化两个哲学运动相互作用，相互融合的结果。虽然我们不能将这两种哲学运动截然分割、对立起来，但二者还是有差异的：西方哲学的中国化指中国人接受了西方哲学，并用它来回答中国哲学的问题，而中国古代哲学的现代化指中国现代哲学是从中国传统哲学发展而来的，它意味着中国哲学走向世界。也就是说，对于中国哲学的近现代转型来说，西方哲学的中国化与中国哲学的现代化的意义是不一样的。
对于中国哲学的近现代转型来说，西方哲学的中国化有着举足轻重的意义。梁启超自述，他和康有为、谭嗣同等人在戊戌维新时期 “欲以构成一种 ‘不中不西即中即西’之新学派，而已为时代所不容。”在那个时代，中国哲学还处于传统形态，而西方哲学已经是现代形态了。因而梁启超所说的 “中”就可以理解为传统哲学， “西”就可以理解为现代哲学，“不中不西即中即西”就是以中学来统摄西学、以传统来理解现代，就是传统形态与现代形态之间的近代形态，它之所以 “为时代所不容”就是因为它不是现代的。因而在相当程度上可以说，从 “中学”转向 “西学”就是中国近现代学术转型，现代形态的中国哲学就是通过西方哲学的中国化，或者说西化而得到的。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中国最主要的现代哲学思潮都与西方哲学有着明显的理论渊源：中国的科学主义思潮和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潮基本上直接来源于西方现代哲学；中国的人本主义哲学思潮虽然强调传统文化的价值，但也是与西方的人本主义哲学理论有直接的关联，即使那些没有明显西方哲学背景的哲学家，如梁漱溟、熊十力等人也承认自己的理论深受柏格森等西方人本主义哲学家的影响；而三民主义哲学思潮也是以西方哲学理论为框架，综合各种中西方思想而得到的。因而在某种意义上，西方现代哲学和中国现代哲学之间可以看成是 “源”与“流”的关系。
第二，只有引入西方现代哲学，中国人才能突破中国传统哲学的束缚。梁启超回忆说：“今古文之争起，互相诋諆，缺点益暴露。海通以还，外学输入，学子憬然于竺旧之非计，相率吐弃之，其命运自不能以复久延。”即 “外学输入”使得中国传统哲学 “其命运自不能以复久延”。而这一行动的最初执行者就是严复。严复说：“故中学有中学之体用，西学有西学之体用，分之则并立，合之则两亡。”因而他不再像康有为等人那样，用中国传统的哲学框架来容纳来自于西方的自然科学知识和各种哲学社会科学理论，给西学披上传统的外衣，而是坚决从整体上抛弃中国传统的哲学，代之以全新西方现代哲学理论：他用实证哲学来讨论本体论、认识论问题，用自由主义和科学的方法来讨论政治哲学的问题，用斯宾塞、甄克民的进化论来讨论历史观的问题。
因而从理论形态来说，严复的哲学思想与中国传统哲学完全不同，这实际上就宣告了西方哲学开始中国化，中国传统哲学结束。在严复之后，西方各种近现代哲学思想相继传入中国，中国各种现代哲学思潮也开始产生发展。因此，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没有西方哲学的中国化，也就没有中国哲学的近现代转型。
但是，中国哲学的近现代转型又不能理解为单纯的西方哲学的中国化，或者说西方哲学在空间上的东渐。诚然，只有借助于近现代西方哲学，中国传统哲学的理论框架才能被真正突破，但是，中国哲学家突破传统哲学理论框架的欲望却不来自于西方哲学。明末清初，中国思想界发生了一场具有启蒙性质的思想运动，虽然它因没有被后继者发扬光大而 “难产”，但其意义却是十分重大。正如萧萐父先生所说：
“严格意义上说，这种启蒙运动仅仅是特定条件下封建主义的自我批判，仅仅与资本主义萌芽经济相适应，只是表现旧思想要崩溃的征兆，新思想快出现之前的先声。”
即对于中国哲学的近代转型来说，明末清初的早期思想启蒙运动具有特殊的意义：它是 “新思想快出现之前的先声”。这表明，传统哲学已经失去了继续发展的动力，传统的哲学思维框架和理论已不能满足中国哲学家对 “新思想”的渴求，中国哲学已经发展到了需要一种新哲学的程度。因此，新哲学虽然没能从明末清初的思想启蒙运动中产生出来，但这场思想启蒙运动意味着中国哲学的进一步发展需要新的理论形态。从中国哲学的发展方向来看，中国哲学的近现代转型本质上就是要完成这场哲学运动所提出的任务，而近现代西方哲学的中国化促成了这一任务的完成。并且，在中国发生影响的西方哲学理论，基本上没有照搬西方哲学的，都发生了一定程度的变异。达尔文的进化论、尼采的哲学、实用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哲学都是如此。因为西方哲学的中国化，其实是中国哲学家对西方哲学理论的选择和重新解释，他们关注的并不是西方哲学的问题，而是中国哲学的问题。他们运用西方哲学理论来回答中国哲学的问题，赋予了西方哲学理论新的意义。通过这一过程，西方哲学理论在中国产生了不同于西方的结果。因而冯契先生说：
“外来的哲学理论传到中国来，它能起什么样的作用，会发生什么样的影响，固然要看它本身是否有合理的东西，但也取决于中国社会对它的需要程度。”
总之，尽管中国哲学的近现代转型离不开西方哲学的中国化，但它仍然是中国哲学的发展，这不仅不意味着传统的中断，而是传统以某种特殊的形式在发展。
并且，随着中国哲学近现代转型的发展，西方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的意义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中国哲学近现代转型的初期，中国传统哲学成为被批判、被否定的对象，可以说是这一哲学运动的阻力，其现代意义没有显现出来；而西方现代哲学却成为中国新形态哲学的模板，西方哲学的中国化成为了这一哲学运动的主要形式和动力。在这一阶段，中国传统哲学和西方近现代哲学之间是对立的，在一定意义上，中国哲学的近现代转型可以看成是引入西方哲学以替代传统哲学。但是，随着中国现代哲学转型的深入，特别是新文化运动之后，中国哲学家基本上已采用现代哲学思维方式思考中国哲学的问题，中国现代哲学思潮都已产生，中国哲学基本上进入了现代形态的发展阶段，中国传统哲学逐渐凸显出其现代意义。中国现代各哲学思潮都强调从中国传统哲学中吸取理论资源，使得中国的科学主义、人本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哲学都与相应的西方理论有所不同。这充分表明了中国传统哲学并没有被抛弃，而是被转化了。当然，这一时期的中国现代哲学家们仍然从西方现代哲学中吸取养料，但已不再盲目崇拜西方哲学，而是有所鉴别、批判。比如中国的人本主义哲学家反对 “科学万能论”，中国的科学主义哲学家反对本体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与自由主义者之间也是相互反对的。也就是说，此时的中国哲学转型运动不再表现为批判传统哲学，而是各种现代哲学思潮之间相互争鸣。相应地，此时的中国传统哲学与西方现代哲学更多的是一种相容的、互补的关系，正如严复说：
“欲读中国古书，知其微言大义者，往往待西文通达之后而后能之。”
即以西方现代哲学为参照，中国传统哲学思想的现代意义就显现出来了，它们都共同成为现代形态中国哲学发展的理论资源，真正实现了西方哲学的中国化与中国传统哲学的现代化之间的统一，即中西哲学的融合。正因为如此，后来的中国哲学家们才能走得更远，他们不再仅仅关注中国哲学的问题，也开始讨论西方哲学的问题，比如金岳霖先生试图解决休谟问题，牟宗三关注康德问题，冯契先生试图沟通西方人本主义和科学主义之间的断裂。当然，中国哲学近现代转型的最高成就，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可以说，中国哲学之所以能够走向世界，成为世界哲学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就是因为中国现代哲学家们都自觉地从中西方哲学传统中吸取资源，构建现代的中国哲学体系。因此，经过近现代转型，中国传统哲学的现代化和西方哲学的中国化的统一，就成为中国哲学现代发展的新形式，大大不同于传统哲学的发展途径。
综上所述，由于各种原因，中国哲学的近现代转型是以一种特殊的方式进行的：引入西方现代哲学以突破传统哲学的理论框架，获得现代哲学思维方式，使得中国现代哲学从根本上不同于传统哲学；又在西方现代哲学的映照之下，发掘出传统哲学的现代意义，使中国现代哲学呈现出不同于西方现代哲学的特征和意义。因此，中国哲学的近现代转型是西方哲学的中国化与中国哲学的现代化的统一，是中西文化交流融合的产物。
二、回答 “中国向何处去”的时代问题
简单地说，“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是指中国被迫进入近代社会之后，面对西方帝国主义的压迫、欺凌和奴役，中华民族如何才能获得自由解放？中国如何才能够独立发展？我们应该保守传统呢，还是通过学习西方走现代化的道路？这是决定整个中国近现代社会发展的中心问题，也是先进的中国人所最为关注的问题。
无论从形式和内容上看，“中国向何处去”的时代问题都不是一个哲学的问题，那它又是怎样与中国哲学的近现代发展关联起来的呢？
冯契先生指出：“在中国近代史上，许多有成就的思想家并不是专门研究哲学的，他们研究哲学主要是为了回答 ‘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
也就是说，中国近现代哲学发展不是从纯粹思想领域中的斗争开始的，而是由现实社会变革引起的。确实如此，中国近现代哲学的转型开端和发展都源于中国对外战争的失败以及中国思想家对这一问题的反省。关于这一过程，梁启超指出：“近五十年来，中国人渐渐知道自己的不足了。这点子觉悟，一面算是学问进步的原因，一面也算是学问进步的结果。第一期，先从器物上感觉不足。……第二期，是从制度上感觉不足。……第三期，便是从文化根本上感觉不足。”中国人 “感觉不足”就要学习西方之所长，相应地，就要改变自己的传统，而中国哲学家就是从哲学的层面为这种社会变革提供理论依据。
在 “第一期”，中国人要学习西方的船坚炮利、声光化电等近现代军事工业技术和自然科学知识，但这却与传统的 “夏夷大防”和不变论的历史观不相符合，因而遭到官僚阶层的普遍反对。在清初，曾有士大夫拒绝先进的 “西洋历法”，就是因为它来自于西方，而类似的观念一直延续鸦片战争期间，严复曾经说过：
“林文忠公督两广，独具先见之明，奏请自行鼓铸银元，以便民用。惜其时朝论排外之意方深，答云：‘此系夷制，禁之不暇，奈何效之?’议乃报罢。”
即使这些西方的现代经济制度是中国社会发展所需要的，并且引进这些东西的主张是由林则徐这样的重臣提出来的，但仍然没有被朝廷所采纳！究其原因，不是这些东西是错误的，或者说它们可能会带来不好的效果，而是因为这些东西来自于西方，不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容。因此，中国哲学的近现代转型就首先从历史观和文化观开始：龚自珍、魏源首先用今文经学的 “变易”观念反对不变论的历史观，并提出 “器变道不变”的思想，这又被后来的早期改良派和洋务派进一步发展为 “中道西器”、“中主西辅”、 “中体西用”论，为中国人学习西方的近现代器物文化做哲学层次上的辩护。
在 “第二期”，中国人要学习西方的制度，特别是君主立宪的政治制度。这就涉及了传统文化中最为核心的东西，更要受到保守的官僚主义的迫害。康有为打着孔子的旗号进行 “改制”也行不通，他为变法而作的 《孔子改制考》和 《新学伪经考》也被多次毁版；而严复仅仅作了一篇宣传自由主义改良主张的 《辟韩》，也受到当时颇为开明的洋务派领袖张之洞的威胁。但是，中国政治制度变革的历史潮流是任何势力都挡不住的，即使在戊戌维新失败后，清廷也被迫进行一定程度的政治制度改革。为了满足中国政治变革的需要，传统的政治思想开始被批判，西方的民主制度经由各种渠道被介入到国内，自由主义的理论也开始在中国传播。这就导致了中国哲学的近现代转型开始在政治哲学领域展开。
在 “第三期”，中国人要 “文化根本上”学习西方。应该说，中国人学习西方的政治制度在形式上成功了，但这不但没有能够解决 “中国向何处去”的时代问题，反而造成了军阀割据的混乱局面，将中国推向一种更为危险的境地。因而先进的中国人不仅仅要否定传统的历史观、文化观和政治哲学，而且要批判传统文化中更为根本的内容：世界观、方法论、思维方式、人生观、价值观等等，这些实质上就是本体论和认识论的内容。这就要求中国现代哲学家必须彻底地批判中国传统的本体论、认识论，为中国现代文化和生活提供新的民族精神和科学方法，因而推动了中国传统本体论和认识论的现代转型。经过这三期的发展，中国哲学的现代转型就全面展开了。
总之，中国近现代哲学转型确实是为了解决 “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而展开的。但是，不管它在形式上与西方近现代哲学转型之间有多大的差异，中国近现代哲学家是在哲学的层面上思考 “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他们所思考的实际上是历史观的问题、政治哲学的问题、本体论的问题和认识论的问题，都是真正的哲学问题。
同时，“中国向何处去”的时代问题也给中国哲学的近现代转型打下了时代的烙印，使得中国近现代发展呈现出一种独特的发展状态。笔者认为，其中的三个特征是非常显著的：
第一，从内容上看，中国近现代哲学思想与社会现实的关系非常密切，没有体现出哲学理论的抽象性和纯理论性特征。其中，政治哲学的现实性是最为直接的。它讨论的主要问题是，中国要构建什么样的现代政治制度以及如何构建这种政治制度。无论康有为、孙中山，还是毛泽东，他们的政治思想都要回答这些问题，并用来直接指导中国现实的政治变革。其次是历史观和文化观，它们最终都要落实到一点：中国是否应该通过学习西方走现代化的道路？这一过程是否有理论依据？它意味着进化，还是倒退？这些都是与中国社会的变革密切相关的、现实性很强的问题。相比较而言，本体论和认识论由于其高度的抽象性，其现实性特征不那么明显。但是，正如李维武教授所指出的：
“新的文化精神的发生与展开，在 20 世纪中国哲学本体论的发展中得到了十分抽象而又相当深刻的体现。”
其实，认识论也是与文化精神相关的。在中国近现代哲学转型中，哲学家们通常把中国社会的危机归结为文化的危机，自觉地从哲学层面，特别是通过本体论和认识论，讨论中国新文明的内在精神。梁漱溟、熊十力、冯友兰和金岳霖等人构建新的本体论是如此；而严复和胡适等人之所以否定本体论、强调认识论也是如此，因为他们认为本体论不能体现出新的民族精神，即科学和民主。
因此，中国近现代哲学的本体论与认识论的发展也与中国社会现实的变革有着某种内在的联系。总之，如果说西方近现代哲学发展更多地体现了哲学观念之间的逻辑联系，因而其理论具有很强的抽象性；而中国哲学的近现代转型，由于是以 “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为中心而展开的，则更多体现了哲学观念与历史文化之间的联系，因而其理论的现实性特征相当明显。
第二，中国哲学近代转型的历史极短。中国哲学从鸦片战争之后开始从古代形态向近代形态转化，而到戊戌维新时期，严复就将英国早期实证哲学介绍到国内，中国哲学开始向现代形态转变；其后王国维、蔡元培等人专门到德国学习哲学，再后来胡适在美国获得哲学博士学位后，回到国内完成了第一部现代意义上的中国哲学史著作，现代形态的中国哲学开始发展起来。因而中国近代哲学转型最多只有不足 80 年的时间，并且其内容主要局限在历史观和文化观，并初步涉及到政治哲学领域。这就使得近代形态的中国哲学极不发达，中国哲学以西化的形式进入了现代形态的发展阶段，造成了现代形态中国哲学与传统形态中国哲学之间的某种断裂：中国现代哲学不再 “接着”中国传统哲学讲。虽然 “经世之学”和 “《春秋》公羊说”在中国近代哲学发展中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但是“经世之学”和 “《春秋》公羊学”都不是现代哲学思维方式，它们不是被现代的中国哲学家所发扬光大，而是被抛弃了，它们只是代表传统哲学的结束，而不是标明 20世纪中国哲学开始。因此，中国现代哲学必须完成近代哲学所应该解决的问题。之所以产生这种状况，就是因为中国近现代哲学转型是以 “中国向何去”的时代问题为中心展开的，它并不是哲学反思的产物，它的产生和发展不是直接来自于传统哲学的困境，而是中国哲学家对中国现实的社会危机的反映。“中国向何去”的问题的紧迫性不允许中国哲学有足够的时间来展开其近代形态。
第三，众多哲学思潮的兴起并相互争鸣。中国哲学的近现代转型是在古今中西文化大碰撞的背景下进行的，社会生活的根本性变革、西方理论的引入和对中国传统思想的彻底性批判，使中国现代哲学家具有一种自由的活跃的创造力和丰富的思想资源，使他们比同时代的西方哲学家和以前的中国哲学家更能深入地研究哲学问题，特别是中国哲学的问题。对于同一哲学问题，中国现代哲学家有着不同的回答，因而形成了多种多样的哲学思潮，对哲学问题的研究就以各种哲学思潮相争论的形式展开的。对于历史观问题，主要形成了进化论思潮、民生史观思潮和马克思主义思潮；对于文化观问题，主要形成了西化思潮、保守主义思潮和马克思主义思潮；对于政治哲学问题，主要形成了自由主义思潮、三民主义思潮和马克思主义思潮；对于本体论、认识论问题，主要形成了科学主义思潮、人文主义思潮和马克思主义思潮。无论在中国哲学发展史上，还是西方哲学发展史上，从来没有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出现这么多的思潮相互争论、交流和发展。可以说，众多现代哲学思潮的兴起和展开就是中国近现代哲学转型的表现形式。究其原因，还是因为 “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在 1949 年以前，特别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期间，没有得到很好的解答，促使了中国现代哲学家们从不同的角度、不同层面反复思考这一时代的问题。相应地，各种哲学思潮也就产生了。
不仅如此，能否解决 “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还是中国人接受或支持某一哲学思潮的主要理由。在 “科玄”论战中，科学之所以取得了胜利，获得了更多人的支持，并不是因为 “科学”派从理论上驳倒了“玄学”派，而是人们普遍相信科学比玄学更有助于解决“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同样的道理，马克思主义哲学之所以能在大陆取得主导地位，除了政治的原因之外，正如冯友兰先生所说：
“中国革命胜利了，革命带来了马克思主义的哲学。绝大多数中国人，包括知识分子，支持了革命，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人们深信，正是这场革命制止了帝国主义的侵略，推翻了军阀和地主的剥削和压迫，从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地位拯救出了中国，重新获得了中国的独立和自由。人们相信马克思主义是真理。”
简单地说就是因为人们相信它能解决 “中国向何去”的问题。因而其他哲学思潮也就失去其众多的支持者而日渐衰弱，甚至衰亡。可以说，“中国向何去”的时代问题实际上决定了中国现代哲学思潮的兴衰成败。
综上所述，由于中国哲学的近现代转型是在中国近现代社会急剧变革和 “古今中西”文化大碰撞的特殊背景下展开的，因而它表现为西方哲学的中国化和中国传统哲学的现代化的统一，并综合了中西方思想资源来从哲学的层面上回答 “中国向何处”的时代问题。这就是中国哲学近现代转型的基本特征。它们使得中国哲学的近现代发展，在思维方式、理论形态上完全不同于中国传统哲学，逻辑上却又是中国传统哲学的发展；在思想内容上与西方近现代哲学有很大的差异，却又以大致相同的思维方式在讨论着哲学问题，属于同一理论形态。因此，中国哲学的近现代转型过程具有相当独特性。
来源：《社会科学研究》，2012年第5期，第165-16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