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集《帝国高僧（下）》解说词
第十四集《帝国高僧（下）》解说词
太宗去世，太子李治继位，称为唐高宗。在跟随太宗的日子里，他小心谨慎，处处投其所好。当太宗在生命的最后一年，因内疚感和对因果报应的恐惧而日益亲近佛教，亲近玄奘的时候，作为太子的李治，也紧跟父亲的脚步，对玄奘表现出特别的友善。
公元656年，皇后武则天难产，提出所生孩子将皈依三宝，届时请玄奘为孩子受戒。玄奘启奏她必定平安，会顺利生下一个男婴。男婴生下后，玄奘为他起名佛光子，这就是后来的唐中宗。他虽然并未正式出家，但当上皇帝后，崇尚佛教，造寺不止，度人不休。
当初，玄奘向唐太宗提出要在少林寺译经时，没有被允准。十二年后，他向高宗提出同样的请求，再次被拒绝。将玄奘困于京城内宫、皇家寺院，以译事相牵，以杂事相扰，以公卿与之交接，使其既无修定的余暇，又无行动的自由。这正是高宗所期望的。
另外，西行时染上的冷病越来越频繁地侵蚀他的身体，健康状况每况愈下，玄奘想去少林寺的愿望就更加强烈。那里距离他的出生地仅十二公里，在生命进入晚年时，除了译经之外，他还希望进一步修习禅观，但始终不蒙允准，这个遗憾一直伴随他到生命的最后时刻。
《慈恩传》中描述玄奘在慈恩寺四年的译经生活时，这样写道：他“无弃寸阴，每日自立课程，若白天有事，务必兼夜完成。三更才眠，五更复起”。 在玄奘归来后的十九年里，几乎一半以上的时间都不得不周旋于宫廷之间。尽管如此，只要条件许可，他就继续译经。对玄奘来说，译经始终是压在心上的头等大事。作为一个不动摇的佛教僧人，玄奘已经不会有物质或自身生死的贪图，但在完成心中使命和个人修为这些事情上，即使不眠不休也是可以的。设想太宗、高宗能少一点猜疑烦扰，多一些宽松自由，恐怕更多的经典就能够流传后世了。
在长达二十年的译经当中，玄奘在长安的译经场有四处，它们先后是弘福寺、慈恩寺、西明寺和玉华寺，其中慈恩寺最为有名，也是唯一留存下来的。
这是现在的慈恩寺。
我们的车开过安静的街道，各式各样的灯光照亮和点缀着这崭新的一切。与流行文化中玄奘的形象不同，慈恩寺前这尊玄奘雕像充满了英雄主义的味道，在空阔的广场上，略显孤独。这里显然已经不是当年那个令人肃然起敬的皇家译场了，它已经是一个西安闻名的旅游胜地，再有就是纪念玄奘法师的重要场所。
公元648年，太子李治为了追念十二年前去世的母亲长孙皇后，特意下令建寺。这座由皇室改建的寺院，占地将近二十七万平方米，规模宏大，建筑雄伟。今天我们看到的慈恩寺是原来建筑的一个院落——西塔院，占地面积只相当于当年整个寺院的九分之一。
慈恩寺译场，是唐初佛学研究的最高机构。玄奘白天主持翻译，晚上就为弟子们讲授当天新译的经典。玄奘的弟子中，名传后世的人很多，除了窥基之外，还有撰写《慈恩传》的彦悰、慧立、新罗僧人圆测、回国后开创日本法相宗的道昭。为佛教培养法门龙象成为玄奘印度求法和译经之外的另一大成就。
大雁塔是西安的象征，甚至没有来过这座城市的人都知道。为了保存从印度带回的经像，公元652年，玄奘向唐高宗请求在慈恩寺内建塔，获得批准。开工那天，玄奘亲自挑砖，参加建塔劳动。整整花了两年的时间，四角五层的慈恩塔终于落成。
这就是今天大雁塔的前身，玄奘把带回的经典及佛舍利全部奉纳于此。值得一提的是，塔门两侧的砖龛内分别镶嵌着唐太宗撰“大唐三藏圣教序”碑和唐高宗撰“大唐三藏圣教序记”碑。佛塔奠基那天，玄奘把这两块刻有序言的石碑砌在墙上，希望它们能成为镇塔之宝。历史证明了玄奘的远见卓识，公元842年，唐武宗发动了中国历史上最为疯狂的灭佛运动，他拆毁了四万四千六百多座寺庙和佛塔，却始终没有敢拆存放有他祖宗碑文的庙和塔。大雁塔躲过了这次以及后来的历次劫难。在文化大革命的十年中，也依然毫发未损。
我们登上大雁塔，从这里可以看到新建大型广场上的喷泉。这是今天的大雁塔，人们似乎已经忘记了修建它的理由。我们却生出这样的妄想：也许某一天，玄奘保存于塔中的文物会呈现在人们眼前，它们或许能够告诉我们更多的故事，更多关于玄奘的事情。
我们站在玉华宫肃成院的遗址上。这里就是玄奘生命中最后四年生活居住的地方。 群山环绕，松风习习，昔日的宏伟建筑早已荡然无存。冬日的阳光越过山脊，照亮了地面的杂草和东面山坡上空空如也的石窟。历史还是被脆弱地抹去了，只有地上凸起的圆型石礅和山坡上数量繁多、排列规整的洞穴提醒着我们这里曾经是怎样的繁荣。
公元659年，为了翻译六百卷的《大般若经》，玄奘上奏高宗，希望把译场移至离京城远些的玉华寺。高宗终于恩准，玄奘可以全心全意地译经了。六十岁的玄奘带领玄门四神足在内的一批高僧，远行两百多华里来到玉华山，满怀抱负。看到深秋的玉华山依然景色秀丽，他深信这里就是阎浮兜率天，生命中的最后四年在这样的心情下开始了。
公元663年10月，在译完《大般若经》六百卷后，玄奘突然感到体力不支。从开始翻译这部浩大的经典，到这时已经过了四年的光阴。也许是预感生命将尽，玄奘停止了译经，开始终日诵经。他对自己的下葬也交待得很清楚：“请用草席包裹，置于山涧僻静处，勿近宫寺，不净之身尽量屏远”。玄奘也为自己的来世做了准备，向立在寺院周围的佛像作了最后的告别，让人们把他翻译的所有经书，请来的佛像，帮助过的穷人和指导过的信徒都一一列了清单，还请人专门做了一尊佛陀在菩提树下悟道的塑像，放在自己的床前。
新年的正月初九，玄奘在肃成院过一小渠时不慎跌倒。这个小渠玄奘不知走过了多少次。那一瞬间的事，他不明白到底是怎么发生的。到十三日一卧不起，沉沉昏睡，偶有谵语。那间病室大概简单幽暗，但此时玄奘的心中却渐渐升起了一片光明，梦见尤在极乐净土，处处可以听到美妙的音乐，一生中所经历的一切又一幕幕映在眼前。
正月二十三日，昏迷十天的玄奘突然醒来，向玉华僧众及同来译经的大德、弟子、卫士一一作了临终前的欢喜告别：“玄奘此毒身，深可厌患，所作事毕，无宜久住，愿以所修福慧回施有情”。
玄奘合掌良久，之后右手撑头，左手放在左腿上，舒展双腿，右向侧卧，与释迦涅磐姿势相同，并以这个姿势持续五日五夜。
二月五日夜半，他的弟子悄声问：“和尚决定得生为弥勒菩萨否？”“得生”，玄奘回答。之后呼吸渐趋微弱，不久气绝。
高宗是二月七日得知玄奘病危消息的，赶紧派遣御医来为他治病，可是为时已晚。二月九日，当高宗接到玄奘圆寂的报告时，不禁泣道：“朕失国宝”，敕命以官费安葬玄奘。
三月，玄奘弟子按照遗嘱用草席作成灵车把玄奘带回长安。安置在他生活工作过的大慈恩寺译经院，每日有成百上千的弟子和长安市民泪流满面地来向他告别。
四月十四日，玄奘被安葬在白鹿原，那一天赶来送葬的有一百多万人，三万人为他守墓三天三夜。
这座背靠着山，俯视着一片村庄的寺院，是兴教寺。因为是玄奘灵塔的所在地，所以香火旺盛，信众往来不断。当年，因为唐高宗每天都能从大明宫眺望到白鹿原上玄奘的灵塔，伤心不已。于是在公元669年，下诏将玄奘移葬至远离长安的一个幽静山谷，建舍利塔，后来又因塔建寺，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兴教寺。玄奘终生致力于弘扬佛教，这大概就寺庙名字的来由。我们到达兴教寺的时候，正值佛诞的第二天，这里又刚刚举办完一年一度的水陆法会。寺院里装饰着红色的灯笼和六色的佛教教旗。寺院的和尚告诉我们，佛教教旗是佛教的象征，代表了智慧、平等、慈悲、和平。玄奘的灵塔静静地矗立着，偶尔会有一个信徒过来礼拜，然后默默地绕塔，虔诚的气氛在这宁静的院落里弥散着。玄奘灵塔的左右两侧，分别是他的两位高足——窥基和圆测的墓塔，师徒三人一如从前，相互陪伴，相互聆听，令身处此地的人都会油然生出一份感动。
塔的北面是正在建设中的大遍觉院。它是日本民间组织出资为纪念玄奘而兴建的。一位画工在午后温暖的阳光里，一丝不苟地完成着他的工作，他无意间的哼唱，却将我们从真实的世界带入恍惚的历史当中。
另外，在终南山紫阁峪，有一座无名塔。根据史料记载，人们怀疑玄奘的部分遗骨，很有可能被埋在这里，崎岖的山路把人带到杂草丛生的山顶，这里一片荒凉，各种昆虫的叫声不绝于耳，静静的草叶在风中自由地舞动，隆隆的水声就在不远处的山谷里。目之所及的地方，除了这座塔就是周围美丽的群山，一个真正远离尘世的地方，仿佛冥冥之中应验了玄奘的遗愿，“我死之后，请用草席包裹，置于山涧僻静处，勿近宫寺，不净之身尽量屏远。”
玄奘是受当时所有人喜爱的，从他很年轻的时候，凭着天赋异秉和不凡的相貌，就已经征服了所有人的心。
中国人最值得骄傲时代的、最伟大的皇帝——唐太宗在临终的时候，请求玄奘守在他的床前；太宗的宿敌——建立了史无前例的帝国的西突厥叶护可汗，却给玄奘西行提供了一切可能的方便；印度历史上为数不多的把印度统一起来的明君戒日王，对他百般呵护，甚至激怒了婆罗门，几乎丧命。这三个君王主宰着波斯以东的几乎整个世界，他们对玄奘却都有着同样的尊重或者说是崇拜。
这是玄奘给我们留下的七十五部佛教经典，总计达一千三百三十五卷。它们至今还在被人们沿用、背咏。这是翻译史上一个惊人的数字，再没有人能够超越，然而这只是他从印度带回经典的九分之一，遗留下的大部分经典从此被封存起来。
玄奘圆寂的时候，非常从容安详，仿佛心无挂碍，这让我们无法通晓大师真正的内心。我们该怎样描述玄奘？也许一个英国汉学家的评价显得格外形象，他说：“玄奘不只是一个伟大的旅行家，像马可波罗一样；也不只是一个伟大的神学家，像耶稣十二门徒之一的圣托马斯；他倒像是特洛伊战争中的勇士；像中世纪传说中的一往无前的国王，他是一位史诗般的英雄，勇往超前”。
我们环顾四周，重现历史的考古学家、研究佛教思想的学者、参观古迹的观光客、阅读《西游记》的孩子、寺院修行的僧侣，他们也许都在接触着玄奘留给我们的遗产，只是有的自知，有的不自觉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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