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木之变 / 开普饭

背景

蒙古叛犯

蒙古贵族逃出大都（今北京）后，蒙古分裂，东西蒙古互争雄长，征战不休，明朝趁机统一了蒙古。永乐初年，明成祖朱棣分别遣使与鞑靼、瓦剌“谕之通好”。瓦剌首领马哈木为借助中央力量对付鞑靼，归顺大明，明成祖亦分别封之为王。经长期征战，鞑靼势力不断削弱，瓦剌逐渐强大。

永乐十六年（1418年），马哈木之子脱欢袭父爵为顺宁王。几年之间，脱欢攻破鞑靼，兼并其众，又统一内部，其势日张，雄视漠北。脱欢立成吉思汗后裔脱脱不花为可汗，受明朝封为太师，掌瓦剌部实权。明英宗正统四年（1439年）脱欢死，其子也先继位后，不仅漠南诸部全被征服，且东胁朝鲜，西略哈密，草原大半，尽为其所制。也先每年冬遣人贡马于明。初，所遣使者不过五十人，后贪朝廷厚赏，岁增至二千余人，并屡屡索要贵重难得之物。稍不遂，即制造事端，明廷所赐财物，不得不岁有所增。

明正统十四年（1449年）二月，明朝太师也先遣使2000余人贡马，诈称3000人，向明朝中央邀赏，由于宦官王振不肯多给赏赐，按实际人数给赏，并减去马价五分之四，没能满足他们的要求，就制造衅端。遂于这年七月，统率各部，分四路大举向内陆骚扰。东路，由脱脱不花与兀良哈部攻辽东；西路，派别将进攻甘州（甘肃张掖）；中路为进攻的重点，又分为两支，一支由阿剌知院所统率，直攻宣府围赤城，另一支由也先亲率进攻大同。也先进攻大同的一路，“兵锋甚锐，大同兵失利，塞外城堡，所至陷没”。大同参将吴浩战死于猫儿庄。明遣驸马都尉井源等四将各率兵万人御敌。

英宗亲征

当时明英宗宠信宦官王振。张太后病逝，元老三杨或死或贬，王振更加擅作威福，无所忌惮，竟盗走明太祖朱元璋所立禁内臣干预朝政所立之铁碑。从此，大权独揽，广植私党，使其侄王山为锦衣卫指挥，王林为锦衣卫佥事，其党羽个个升官进禄，飞黄腾达。他又排斥异己，陷害忠良。

大同前线的败报不断传到北京，明英宗朱祁镇在王振的煽惑与挟持下，准备亲征。兵部尚书邝埜和侍郎于谦“力言六师不宜轻出”，吏部尚书王直率群臣上疏劝谏，但明英宗偏信王振，一意孤行，执意亲征。

1449年7月16日，英宗命其弟郕王朱祁钰据守北京，然后和王振率官员100多人，带领50万大军从北京出发。英国公张辅、成国公朱勇、兵部尚书邝埜、户部尚书王佐、内阁学士曹鼐、张益等护驾从征。

过程

指挥失误

由于组织不当，一切军政事务皆由王振专断，成国公朱勇为大将军，但在王振面前皆膝行而前；户部尚书王佐请帝回军，王振就命其跪在草丛里，直到天黑才能起来。随征的文武大臣却不使参预军政事务，军内自相惊乱。1449年7月19日出居庸关，过怀来，至宣府。1449年8月1日，明军进到大同。未交锋，镇守太监郭敬报告也先为诱明军深入，主动北撤，王振看到瓦剌军北撤，仍坚持北进，后闻前方惨败，则惊慌撤退。本欲使英宗于退兵时经过其家乡蔚州“驾幸其第”，显示威风；又怕大军损坏他的田园庄稼，故行军路线屡变，导致士兵疲惫不堪。至宣府，瓦剌大队追兵追袭而来，明军3万骑兵被“杀掠殆尽”。1449年8月13日，狼狈逃到土木堡，瓦剌军已紧逼明军。

磕头行君臣礼

兵部尚书邝埜一再要求驰入居庸关，以保证安全，但王振不准。土木堡地势高，无泉缺水，土木堡之南十五里处有河，被瓦剌军占据，将士饥渴难耐，挖井二丈仍无水。隔日瓦剌军队包围土木堡。也先遣使诈和，并主动撤离，以麻痹明军。明英宗不疑有诈，遣曹鼐起草诏书。王振下令移营就水，当明军大军移动时，饥渴难忍的军士一哄而起，奔向河边，人马失序，瓦剌军趁机发动攻势。

明军只得仓促应战，瓦刺伏兵四起，明军溃败。英国公张辅，泰宁侯陈瀛，驸马都尉井源，平乡伯陈怀，襄城伯李珍，遂安伯陈埙，修武伯沈荣，都督梁成、王贵，尚书王佐、邝埜，学士曹鼐、张益，侍郎丁铉、王永和，副都御史邓棨等，皆战死。明英宗突围无望，索性跳下马来，面向南方，盘膝而坐，等待就缚。不一会儿，瓦刺兵冲上来，一个士兵上前要剥取明英宗的衣甲，一看他的衣甲与众不同，心知不是一般人物，便推拥着他去见也先之弟赛刊王，明英宗的护卫将军樊忠万分愤怒，抡起铁锤对准王振的脑袋，狠狠地砸了下去。樊忠不久亦战死。此役明军兵败，大量辎重尽为也先掠夺，只有大理寺右寺丞萧维桢、礼部左侍郎杨善、文选郎中李贤等数人侥幸逃出。

赛刊王在问明英宗时，明英宗反问道：“你是谁？是也先，还是伯颜帖木儿，或者是赛刊王。”赛刊王感到明英宗说话的口气很大，立即报告也先，也先立即去请安磕头行君臣礼，献上各种野味美食。

损失惨重

此一战役，明军二十余万人中伤居半，死者三之一，文武官员亦死伤数十人，损失马匹二十万头，衣甲器械辎重损失无数。在土木堡之变死难的群臣中，太师英国公张辅、泰宁侯陈赢、驸马都督井源、平乡伯陈怀、襄城伯李珍、遂安伯陈埙、修武伯沈荣、都督梁成、王贵、户部尚书王佐、兵部尚书邝埜、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学士曹鼐、刑部右侍郎丁铉、工部右侍郎主永和、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邓栗、翰林院侍读学士张益、通政司左通政龚全安、太常寺少卿黄养正、戴庆祖、王一居、太仆寺少卿刘容、尚宝少卿凌铸、给事中包良佐、姚铣、鲍辉、中书舍人俞拱、潘澄、钱禺、监察御史张洪、黄裳、魏贞、夏诚、申祐、尹竑、童存德、孙庆、林祥凤、郎中齐汪、冯学明、员外郎王健、程思温、程式、逯端、主事俞鉴、张塘、郑瑄、大理寺副马豫、行人司正尹昌、行人罗如墉、钦天监夏官正刘信、序班李恭、石玉等五十二人皆死于混战之中。

后续

参见：北京保卫战

明英宗被于谦集团拒绝回京的消息传来，京城大乱。也先送英宗回京，大兵逼近北京城，势不可挡，明朝廷惶惶不安，有大臣提出南迁都城。兵部侍郎于谦极力反对迁都，要求坚守京师，并诏令各地武装力量至京勤王。随后，调河南、山东等地军队进京防卫，于谦主持调通州仓库的粮食入京，京师兵精粮足，人心稍安。正统十四年（1449年）8月23日，都御使陈益上奏：诛杀王振全族。郕王朱祁钰不知道该怎么办，百官发怒，殴打王振的心腹马顺，打死党羽毛、王二人和王振的侄子王山（锦衣卫指挥使）。

于谦集团为应急，联合奏请皇太后立郕王为皇帝。皇太后同意众议，但郕王却推辞不就。文武大臣再三请求，郕王无奈应允，于九月初六登基，是为景帝，以第二年为景泰元年，奉英宗为太上皇。也先送太上皇回京，令明朝各边关开启城门。正统十四年（1449年）九月初六，瓦剌进攻宣府、大同，宣府守将杨洪不听。正统十四年（1449年）十月初六，攻陷白羊口、紫荆关、居庸关，直逼北京。京城告急，北京保卫战开始。明景帝让于谦全权负责守战之事。

于谦任命石亨从招募士兵的小武官晋升为右都督，掌管五军大营；推荐东莞的河伯所闸官罗通为兵部员外郎，守居庸关，四川按察使曹泰为山东都指挥使，韩青守紫荆关，任大同副总兵；郭登为总兵，守大同。

1449年十月初一，也先、脱脱不花掠过大同，夺下紫荆关兵分两路：一路由古北口、密云进入明朝腹地，20000人左右，另一路从宣府、洪州进攻，30000人左右。两路军最终的会合地点是居庸关以西的白羊口，妄图直抵京师。如此，则京师危急。此时，于谦的先遣4将（罗通、曹泰、韩青、郭登）都没有守住各自的收地，瓦剌军长驱直入。

　　于谦亲自领兵22万，列阵于九门外，亲自披甲执锐，于是，京师各地士气大振。侍郎吴宁代理兵部的事物。于谦亲自列阵于德胜门外。十月初二，副总兵高礼、毛福寿迎敌于章仪门的土城之北，败瓦剌先锋官，首战告捷，军心大振。派右通政王复到土城拜谒英宗。

　　正统十四年（1449年）十月十三日，也先进攻德胜门。石亨，范广等将领在民间的土房内埋伏，二人大败敌军。也先的弟弟孛罗、平章卯那孩战死。也先转而攻打西直门，又大败十四日，战于章仪门，居民投石相助，再次大胜！此时，围攻居庸关的瓦剌军与守军大战七天七夜，还是大败！

　　深入中原王朝的腹地，各地勤王的军队也已经快到达京城，于是，也先在十五日夜，拔营而走，明军以炮火追击，杀敌万人，也先向回良乡逃去。十七日出紫荆关，明军直追，败敌于固安、霸州，擒阿归等18人。此时，京师保卫战基本结束。明朝在先损失200000人的情况下依然率领二线部队扭转战局，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影响

明朝

· 政治

土木之变致使明英宗被王振集团出卖；四朝老臣张辅、驸马井源、兵部尚书邝埜、户部尚书王佐、侍郎丁铭、王永和以及内阁成员曹鼎、张益等五十余人全部被杀，无数文官武将战死；财产损失不计其数；明成祖朱棣留下的五十万大军全军覆没，最为精锐的三大营部队亦随之毁于一旦，军火武器研发亦被大大阻碍；京城的门户亦已洞开；明英宗复位后更是杀了以于谦为首等众多权臣，导致明朝军政在土木之变之后第二次断层。

随着开国武人勋贵集团和靖难功臣集团在土木堡之变被消灭殆尽，皇帝只能通过内廷的宦官来制衡文官集团以贯彻自己的意志和整个国家的意志，文武大臣和君主离心离德，国势日蹙。

明英宗南归后，以及皇储问题，景泰、天顺年间，明朝皇权斗争愈发激烈，朝臣为了保护自身利益，左右摇摆、嫁祸诬陷，斗争也更加残酷。

此期间的内阁也并未发挥出它的作用。正统前期政归内阁，三杨为轴，制度也渐趋完善，但无法阻止自身实际作用的逐渐下降。土木事变发生前后，内阁作为与皇帝最为亲密的辅政机构，未能发挥出其应有的作用，既未阻止先期的王振擅权，在后期的北京保卫战和景泰、天顺的风云交替中也毫无建树，表现十分羸弱，于军国大事退避三舍。这段时期，内阁只能尴尬地任由宦官专政，或被皇帝轻视而任用于谦，倾心委政，以至朝臣不满，上书称于谦太过专权，请求六部大事须与内阁一同奏报施行，或是任由石亨、曹吉祥等奸佞决定摆布。

土木堡之变后，明朝精锐军队损失殆尽，这必然会引起相关的政策、制度的重大变化，突出表现在边防形势和军事制度的改变上。尽管有景泰帝的改革，但也达不到明朝顶峰时的状态。边防政策由积极进攻转变为被动防守，最终形成了著名的九边防御体系。军事制度上则是募兵制的兴起。

瓦剌

土木之变是明军不战自溃。北京围城不下，则蒙古内部矛盾也起了重要作用。不久，蒙古各部终于兵戎相见，脱脱不花汗败亡。也先称汗，但他无法解决造成封建割据的经济的和政治的矛盾，而为人又心胸狭窄，荒于酒色，终于兵败被杀。

也有大批的蒙古人不愿在漠北过艰苦日子，借此机会转而投靠明朝，定居北京及北直隶各地。

评价

1449年的土木之变，是明朝中央军队第一次发生的一场失败战役。除了军事指挥错误的直接原因外，与长期以来明朝北方边防被破坏有密切关系，是北方边防废弛的必然结果。而朝中的士大夫为防止明王朝重蹈北宋灭亡覆辙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当时大臣李贤：“自古胡人得中国之利未有盛于此举者，胡人亦自谓出于望外，况乘舆为其所获，其偶然哉？”

争议

正统十四年秋，明军于土木堡大败于瓦剌，导致严重的军事危机，但不同时代、不同作者对这次战役的记载颇多歧异与疑点，尚需条梳史料以澄清事实；明军参战人数、瓦剌军行进路线、明军回军策略以及明边镇在土木之战中的作用等诸多问题仍需探讨。

· 求婚事件

也先名为进贡，实为侦察。经常贿赂翻译，探听明廷的虚实。也先还曾提出过与明廷皇室通婚的要求，翻译人员私下擅自答应，而朝廷却不知道这回事。

这是土木堡之变的第一个疑点。朝廷中的翻译人员怎么敢擅自代替朝廷答应这种大事，封建王朝这种事情是要抄家灭族掉脑袋。就是放在现在，引起国际纠纷也是了不得的大事情，小小的翻译如何有这个胆子，如果不是这样的话，后面又是何人指使。

· 战争初期的双方态势

当时宣府和大同都是明朝的军事重镇，据记载大同的兵马就有四五万人马，八个卫的兵马，在瓦剌进攻之前，后来又陆续派遣朝中要员到那里整顿军备，而且大同宣府的兵马在全国来说也是精锐中的精锐，为何刚开战就不断的损兵折将外加失地？大同的镇守太监郭敬在与瓦剌开战之前还与瓦剌做着走私军火的生意，明英宗的贴身小太监喜宁是女真人。

· 王振导致失败？

王振对待瓦剌自始至终的态度就是两个字：强硬。所以有人就猜测，这场战争是王振故意纵容才发生的。有人分析说：主动出兵受朝臣制约，自己没法参与，皇帝也未必情愿，对方来攻就求之不得了。在权力欲满足之后，王振还想再享受一下军事成就感带来的高潮。这么说就有失公允，王振是一个既得利益者，他不必在谋求什么功劳，只要维持现状就可以保持权位了。为什么还非要冒险和瓦剌打一仗，万一输了呢，岂不是降低了自己的声望，把小辫子送到了朝臣的手里。

双方的对比，无论从哪方面对比，大明朝都是占有优势的。可是占有优势的大明王朝却败了，败得莫名其妙。而那时人们做的就是把战败的帽子扣到了王振的头上，毕竟王振仅仅是一个人，他的上面还有皇帝，下面还有各级将领，对面还有朝中的大臣。

· 准备迅速

此前从明英宗宣布亲征到上路，明军“奇迹般”地只用了两天时间就“完成”了动员、粮草、军械一系列准备工作。此后明军行军途中也毫无纪律，甚至在大军行进两天以后，明英宗不得不诏谕随行文武官员，晓以行军纪律。

· 朝臣态度

朝臣在初期纷纷阻止英宗皇帝，这个无可厚非，大家都可以理解。但是在明英宗出征以后，后勤补给竟然满足不了军队。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在英宗皇帝出征的时候，他就没有想过后勤的问题，毕竟兵马未动，粮草先行这句话就是连八岁的小孩子都知道，难道一个一国之君会不懂得这个道理?如果后勤补给不上的话，那英宗为何会出兵，大臣就没有在这方面劝告皇帝?如果后勤能够保证得上的话，那么后期为什么朝廷的军队人无粮，马无草?

· 明朝是否由盛转衰

土木之变只是一场战役的失利，明朝当时正处“全盛之天下”，军事实力、经济实力远在瓦剌之上，后续的北京保卫战就是实例，所以扭转战局，是实力使然。

人数

　　当时京营由班军和在京卫所操练官军、幼官、舍人组成。关于班军，“宣德元年，调河南、山东、大宁都司、中都留守司、直隶淮阳等卫及宣府军士至京备操，令每岁输班往来。原额春秋两班，官军一十六万员名，……正统十四年，令外卫轮班官军京操者，前班三月还，八月到，后班八月还，次年三月到，河南、山东、北直隶强壮官军，皆隶前班”，可见土木之变当年班军轮班之法未废，当时在京营班军满额应有八万人。

　　关于京卫操军，《实录》载：宣德五年“成国公朱勇言：‘旧时五军每军步骑二万人。后调大同等边备御，今五军总存五万七千余人。而神机诸营比旧亦少，息从、征调不足于用。请令行在兵部如旧取补。’上命兵部于京卫选士卒通十万隶五军训练。正统二年，“命太保成国公朱勇选军。先是，勇奏五军营原操马步官军调遣各边备御，并逃亡者共缺二万五千有奇。乞命官于五军属卫及亲军卫分并河南、山东、大宁三都司官军内选补。”两个月后，“朱勇等奏：奉命选拔三干大营、五军、神机等营精锐官军十五万一干有奇。欲将续选行在锦衣等七十卫官军，与之相兼编伍训练。然于内有守陵、守卫、供役、上直者，乞为处之。上命守陵、守卫各存其半，供役、上直旗校隶锦衣卫官督操，其余俱昕训练备用。十五万军中必然己本包括京卫军，续选即应指所述四类，所增加者，不过原以各种名目推托操练者。但《明史》卷八九《兵志一》解释朱勇正统二年选兵事说：“令锦衣等卫、守陵卫卒存其半，其上直旗校隶锦衣督操，余悉归三大营。”认为正统时京卫操军包括上直卫军一半和五府所属在京卫所全部。即便按这样计算，京营规模最大有多少呢？

　　据叶盛《水东日记》卷二二《府卫官旗军人数》：“正统十四年未多事之先，五军都督府并锦衣等卫官旗军人等”计 3,258,173 名，实有 1,624,509 名。其中“锦衣等三十五卫” 294,117名，实有 159,871 名。“五府并所属”2,964,056 名，实有1, 464, 638 名。锦衣三十五卫与五府所属分列，则应指亲军二十六卫与武功中、左、右卫，永清左、右卫，彭城卫，长陵卫，献陵卫和景陵卫等役作军卫和陵卫，五府所属京卫至万历共三十九卫。无论全国统计，还是将三十五卫分别统计，军员实额皆为原额之半，不妨以此作为当时各卫的普遍情况。役作军当然不会编入三大营，所以将亲军二十六卫与三陵卫合计，约占三十五卫的六分之五，应有十四万人左右，取其一半为七万人。若按叶盛所记，五府属卫平均每卫六千六百人，则五府属卫之半应为十三万人。但考虑到外卫往往有额外的千户所，而京卫一般五所，则五府属卫按每卫满额五千六百人的一半计，为十一万人。合计得十八万人。若减去朱勇所言征调各边的京营兵与逃亡者，则京卫操军军数尚远不及此。

　　英宗亲征前一月即六月底，“命太保成国公朱勇选京营四万五千人。令平乡伯陈怀、驷马都尉井源、都督耿义、毛福寿、高礼，太监林富率三万往大同，都督王贵、吴克勤率万五千往宣府，各备虏”。可见英宗亲征前京营兵精锐已被抽调出不少。明军从京师出发时，合计三大营与全部上直军，即三十万加七万，再减去十万和四万五干，规模当在二十三万上下。

后世纪念

河北怀来县境内土木村中遗址，只剩下两段城墙的土基。2008年，当地人在土木堡战场上竖起了古战场牌坊，建立起来明朝“土木之变”遗址。文物部门开始研究古战场保护方案。

土木之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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