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伯胤：对唐代茶文化理念的断想
最近，读到日本“文学修士”冈仓天心（公元1862-1913年）在明治三十九年（1906年）写成的《说茶》（The Book of Tea）中文译本。读后首先感到的是正如东京大学文学部藤田一美教授在题为《致中国读者》代序中说的，这本书和中国读者见面，“就像回娘家的姑娘似的”，“真是太晚了些”。其实，早在1942年，周作人在一篇《喝茶》的文章里，就提到冈仓天心和他的书，并将其译为《茶之书》。同时，更为欣赏的是冈仓天心把我们中国人的喝茶，“很巧妙地称为自然主义的茶，所以我们所重的即在这自然的妙味。”
在冈仓天心的《说茶》中，关于唐代茶文化的讨论，主要是以陆羽及其《茶经》为张本，而且主要之点写得很明确：
第一，“茶，开始是用作药材，后来就成为饮料。在8世纪的中国，饮茶作为高雅的享乐，出现在诗歌领域。”
第二，“唐朝的时代精神把茶从粗俗的状态中解脱出来，使它达到最终的理想境界。我们第一个茶的改革家是8世纪中叶的陆羽。”第三，“在他伟大的著作《茶经》中，他制定了茶道（The Coda of Tea）。从那时起，他被崇拜为中国茶商的保护神。”第四，“陆羽是茶道的鼻祖。《茶经》的出版在当时肯定是一个轰动一时的事件。”还应看到这本书的作者致力之处是在阐述茶与“道和禅”的关系，并且肯定“茶道是道教的化身”。关于这个结论，在1942年2月27日《文汇读书周报》发表的止庵先生写的《茶之书》一文中说：“我怀疑书中凡提到道教的地方，都应该是道家。”我看是正确的。现在，就上述四点说一说，但绝非自得茶道三昧的话。
一、《茶经》是陆羽掲开茶秘密的一面镜子
因为我是长期研习“形而下学谓之器”的，常常担心自己会陷入“惟器物学”而不能自拔。于是就将冯至先生在《说歌德诗的几点体会》论文中的几句话写在工作手册上作为座右铭，用来自警和自勉。冯先生的这段话是：“歌德面对自然界的公开秘密，常把艺术看成是公开秘密最可贵的解释者。”
我想自己天天接触着的实物材料本身都有自己的若隐若现的秘密。笔者要想真正认识它，如只着眼于它的外形，绝不能说是已经通晓了它。因此正如冯先生说的，“诗人的意图是把秘密吐露出来，就像海涅称赞歌德说的，歌德本身是自然的镜子。自然要知道它自己是什么样子，于是创造了歌德，甚至自然的思想、意图，他都能给我们反映出来”（《冯至学术精华录》270-271页）。这话当然是对诗人说的，但我认为他也是为我们大家说的。特别是当我把陆羽的《茶经》通读了几遍后，就更加感到陆羽的意图确实是把茶视为“天育万物”之一，且“皆有其妙”的。“妙”在何处？他就通过自己的亲历其境，“亲揖而比”，“亲灸啜饮”，“嚼味嗅香”而写出“一之源”、“二之具”、“三之造”、“四之器”、“五之煮”、“六之饮”，依次揭开茶的秘密，并且做出实实在在的解释，从而陆羽写出的《茶经》，无疑是他吐露和显示这些秘密的一面镜子。同时自己也就成为有史以来第一个通晓茶秘密的人。或者还可以认为，一本《茶经》正是陆羽通过自己的调査研究而对他所生活的时代的釆茶、造茶与饮茶做的科学报告，从而促进了茶叶生产与饮用的精进和发展。根据陆羽去世后，还在唐朝做官，并写出开元、长庆和大中年间见闻的李肇和赵璘的记载：“鞏县陶者，多为艺偶人，号陆鸿渐。买数十茶器，得一鸿渐。市人沽茗不利，辄灌注之”（《唐国史补》卷中）。又“至今鬻茶之家，陶为其像，置于炀器之间，云宜茶足利”（《因话录》卷二）。这样看来，正如冈仓天心说的，陆羽被崇拜为“保护神”的是出自“中国茶商”，我们可不能盲从。应该说，陆羽是一位从小“独行野中”，在牛背上学着画字读书的大自然的儿子。人们大概不会轻信，这样一部能够使人在饮茶中洞察到茶的秘密以及生活艺术的书竟然是这样一位极为平凡的人写成的。
至于《茶经》“七之事”，则是陆羽从先唐文献资料中“照本”摘抄的，他的着眼点是胪列这种如甘如荠的茶叶在古人生活中的用途，且还注意到南北地域和民族习俗的不同，进一步为“茶之源”做出注解和补充。具体讲，有以茶作药，釆茶叶作饼，以茶作羹或粥，以茗作菜，用茶荈代酒，拿茶果待客，还有驰名一时一地的巴蜀茶荈，惠山大茗，南中好茗，陵谷茶茗，溪山御茗以及因产茶而命名的茶坡、茶山、茶溪等等，使人一眼看到了今天我们拿在手里一杯香茶的源头。目前西南民族地区在煮好的红茶中将盐、姜、糖、奶酪放入打搅的酥油茶和洱海边的“三道茶”，也都是保留着或多或少的传统茶事的痕迹。但在这篇“七之事”里，令我不解的是陆羽为什么不把唐朝开国以来有关的茶事与茶人收入自己的书内，是无所见闻呢，还是轻视同代人的记载？我无法给出答案。但我要强调的是陆羽编写《茶经》之先或同时在我们这块富饶美丽的大地上，已有不少记录或歌颂茶事的著作问世，其中诚然像元和二年（公元807-820年）进士张又新说的“亦有古人所未知而今人能知之者”。这里，请看唐宪宗元和二年（公元807年）刘肃写的《唐语林》的一段记载就可了然了。这段记载是这样说的：开元含象亭十八学士、洛阳人毋舆，在《代茶录》中说：“释滞销壅，一日之利暂住；瘠气侵精，终身之累斯大。获益则归功茶力，贻患则不远茶灾，岂非福近易知，福远观见”（《唐语林》卷十一），可见在唐代还是有以茶代药的。
由此看来，如果我们要想进一步对有唐一代“天下益知饮茶”的理念得到更加全面深入的认识，只拿着一部以采茶、造茶、煮茶为基本命题的《茶经》显然是不够的。
日本学问僧园仁在唐文宗开成三年（公元838年）随遣唐大使藤原常嗣一行入唐求法，历时九年七个月，大中元年（公元847年）离开长安踏上归途。回国后，著有日记体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四卷。书中对他们一行抵达扬州府后，经淮安、登州、青州、淄州、齐州、德州、冀州、赵州、五台山、忻州、太原、绛州，由龙门渡过黄河，经朝邑到长安的沿途见闻，记述颇详。特别是出现在笔下的穷乡僻壤的种种茶事，更为罕见。陆羽在《茶经》中虽说有唐之世“两都并荆俞间，以为比屋之饮”，可惜语焉不详，叫人看不出眉目。因此，我们应该感谢这位异国高僧，在他的书内保存了极为可贵的从小城市到农村的种种茶事活动，使我们看到唐代的小县小镇、穷乡僻壤的饮茶风尚，为唐代茶文化补上最是广泛最有代表性的一页。
现在，先看看园仁在农村吃茶：
（1）“到黄县界”，“斋后行十里，到乔村王家吃茶”。
（2）“到潘村潘家断中”，“就主人乞菜酱醋盐，不得。遂出茶一斤，买得酱菜”。
（3）到镇州节度府，“向正北行二十里，到南接村刘家断中”。“主人长设斋饭”。“入室不久，便供饭食，妇人出来慰客数遍。斋了吃茶”。
（4）“到长白山东南，日欲申时，于仙人台前不村史家吃茶……史家宿，竟夜狗吠，恐惧不眠。”
（5）到太原府。“一路已来，勾当粥饭茶，无所缺少。”
（6）到郑州。“行十五里……遂于土店里住，吃茶。”
再看看，园仁在城市的茶事活动：
（1）在扬州。“新罗译语刘慎细茶十斤、松脯赠来。”
（2）牟平县。“从载门入参见使君，邀上厅里吃茶。”
（3）到黄县。“西行二十里，到乘夫馆吃茶。”
（4）到登州。“赴肖判官请，到宅吃粥，汤药茗茶用足。”“尚书赐给布三端，茶六斤。”“行前，向节度使张员外道别。”“员外唤入衙里，给茶饼食，啜茶。”
（5）园仁离开长安回归时，大理卿、中散大夫御史中丞杨敬之遣使来问：“何日出城，取何路去，兼赠团茶一串。又，李侍卿相送到春明门外，吃茶。”——方郎中杨鲁士“送潞绢二匹，蒙顶茶二斤，团茶一串”。
最后，看看园仁在各地佛寺的茶事：
（1）在扬州开元寺，“登阁上，相公及监军并州郎中、郎官、判官等，皆椅子上吃茶，见僧等来，皆起立作手，并礼唱且坐，即俱坐椅子吃茶”。
（2）在扬州延光寺，“屈诸寺老宿于库头官茶吃饭，百种周足，兼设音声”。
（3）在扬州，“移住崔家禅院，遣维正慰问，兼赠细茶等”。
（4）到宿城兴国寺，“寺主煎茶”。到心冷寺，“啜茶之后，便向县家去”。
（5）到文登赤山法花院，“诸僧等卅有余，相看吃茶，夜宿闲房”。
（6）到长山县，“六日早朝，主人施粥。正西入谷，方得到醴泉寺果园吃茶”。
（7）到行唐县，“向西北行廿五里，到黄山八会寺断中，吃茶饭”。“常有饭粥，不论僧俗，来集便宿，有饭即与”。
（8）在五台山竹林寺，“次第安列七十二贤圣画像”，以“名香、茶、药食,供养贤圣”。“吃茶之后，入涅槃道场，礼拜涅槃相，于双林树下右胁而卧”。
（9）兰田县，从“正月八日至十五日。设无礙茶饭，十方僧俗尽来吃”。
另外，开成五年（公元840年）六月六日，园仁在五台山，正好看到唐皇“敕使”给十二大寺敕送衣钵香花，“寺中众僧尽出迎候”的盛况。在园仁写下的一长串礼单中，有“香一千两，茶一千斤。”
这位日本高僧虽是说着他在入唐游学途中所过农村、城镇、官衙、寺庙见到的一些生活小事，而且往往只是短短的一两句话。但我觉着他确实为“会昌灭佛”前二百多年的饮茶习尚为我们保留了信实的史料，而这恰恰又是唐代茶史中最是阙如的，就连究心茶事的陆羽，在他写的《茶经》中对于这些广泛流行在民间的茶俗茶风一个字也未提到。园仁到达扬州那一年，陆羽去世还不到三十年，像这样的茶事，不能说还未“出土”吧！
那么，上面列举的二十条园仁的记述，究竟说了些什么，有什么意义呢？我的想法是：
第一，它表明当8世纪中叶以茶待客已在广阔的城乡成为一种最习见的礼仪。每逢有客人来，总是请客人上座吃茶。这和我童年时代在家乡看到的一样,都是含有“迎之致敬以有礼”的深意。它虽是一蛊香茶，却在表达着城乡官民和寺院僧众的“恭敬”“明礼”的礼仪，正像明代诗人吴宽写的“自笑贫居无款曲，只呼童子预烹茶”。因此，我说，园仁写出的日记里第一要义就是他毫无做作的表明唐代人吃茶是一种礼仪，这是可喜可贵的。
第二，饮茶解渴，特别是长途跋涉之后更需要吃茶。此外，园仁还说也有在“斋了”或饭后吃茶的，这或许有些帮助消化的作用。
第三，除了“吃茶”之外，园仁还吃过“茶粥”、“茶饼”、“茶饭”。在佛教寺庙里还看到有把茶和香、药等放在一起作为供品的。
第四，园仁曾以细茶作为礼品赠给新罗翻译和禅院。同时园仁也收到地方官员的赠茶，如“细茶六斤”，“蒙顶茶二斤”，“团茶一串”。另外，园仁在开成五年（公元840年）六月六日亲眼看到唐皇敕使赐给五台山十二大寺茶叶1000斤，而且说是“常例”，“每年敕送”一次。数量如此之大，可见当时茶的产量更是非同小可。由是想到唐德宗建中元年（公元780年）户部侍郎赵赞所以提出“榷茶之税”的动议，以及贞元九年（公元793年）诸道盐铁使张滂再次奏请在“出茶州、县及茶山商人要路，以三等定估，十税其一的茶税。而且每岁可得钱四十万贯”的记载，都可相互解读，并且更加明确些。
第五，关于煮茶，园仁只提到“煎茶”二字。
第六，园仁在佛寺吃茶，还提到“兼设音声”。
总之，现在觉得最切要的是我们对唐代芸芸众生的茶事知道得太少。缺少了这一环，唐代茶文化就不全面，更少点时代色彩。因此，园仁的见闻就很珍贵了，值得深入研究。
在《诗与哲学》的译序里，读到这样一段话：诗之所以为诗，那是因为“它们以时代的最高认识能力观察世界，视人类的最高艺术天才为现实。它们不仅具有严肃的理性，而且富于奇异的想像。它们不是部分的堆积，不是事件的记录。它们都是深邃哲学与宏伟想像的产物”。作者虽是指卢克莱修、但丁和歌德三位诗人及其作品而言，但我看唐代诗人又何尝不是这样的呢？别的不谈，就拿歌颂唐代茶事的诗歌来看，无一不是“对他生活的世界非常喜爱，对它有着清楚的观察”（《诗与哲学》，140页）。
现在让我们在消化、了解这段至理名言的同时，也为唐代诗人笔下的茶文化现实勾勒出几个侧面形象吧。
首先，看看咸通八年（公元867年）进士、诗人皮日休在《茶中杂咏》十首序言中对唐朝茶书的回顾。他说：“国朝茶事，竞陵子陆季疵言之详矣。然季疵以前，称茗饮者必浑以烹之。与夫渝蔬而啜者无异也。季疵之始为《经》三卷，由是分其源，制其具，教其造，设其器，命其煮，俾饮之者除将而去疡，虽疾医之不若也。其为利也，于人岂小哉？余始得季疵书，以为备矣，后又获其顾渚山记二篇，其中多茶事。后又太原温从云，武威段砚之，各补茶事十数节，并存于方册。茶之事，由周至於今，竟无纤遗矣。”由此看来，皮日休对季疵之书的评价，既肯定茶之解除病痛，又感到他对“茶事”，特别是忽视了采茶人与饮茶人的生活与情感。因此当他后来读到顾渚山记和温、段两位的文章后才感到茶事“由此备矣”。同时皮日休“缺然于怀”的是陆羽之书，只是“有其具而不形于诗”是一大遗憾，于是他欣然命笔写了茶坞、茶人、茶笋、茶籝、茶舍、茶灶、茶焙、茶鼎、茶瓯、煮茶等十首。这里，“不形于诗”的真谛是说陆羽没有把茶事的秘密吐露出来；更没有把自己当作一个对茶事的“最可贵的解释者”看待。现在，请读一下皮日休写的《茶舍》：
阳崖枕白屋，几口嬉嬉活。
棚上汲红泉，焙前蒸紫蕨。
乃翁研茗后，中妇拍茶歇。
相向掩柴扉，清香满山月。
这首诗虽然是写着茶人的屋舍环境及其在室内的蒸、焙、研、捣等操作，但其着力处是在吐露茶人对造茶生活的喜爱。从开头，“几口嬉嬉活”到“清香满山月”，都是吐露着茶人的心声。这诗的妙处并不在于写出的这种感情，而是在将造作和兴味融合在一起，给我们绘出一幅实感与意趣浑然一体的唐人造茶图。
冈仓天心在《茶之书》里，对各式各样的茶碗大做文章，并且叫它“人情的碗”。我一到博物馆就和大大小小的瓷碗打交道，虽然几十年来，总感到我们对瓷碗的认识很不够，只是绕着它的外形转，但并没有想到会这样给它命名。前几年，读到皮日休《茶中杂咏》另一首题作“茶瓯”的诗才恍然大悟，小小瓷碗里的确大有文章，真应该叫它“人情的碗”。现在，我再把这首诗抄出：
邢客与越人，
皆能造兹（瓷）器，
圆似月魂坠，轻如云魄起。
枣花势旋眼，苹沫香沾齿。
松下时一看，支公亦如此。
这里，最可说的是皮日休将佛学高僧支遁（道林314-366年）的故事写进咏茶诗中，或是因为当时诗人们对茶生活的向往，正如支公的“清淡玄言”，“任心独往”，有点“玄言诗”的味道。
其实，在唐诗中吟咏茶事的作品真不少，而且正像朱自清先生说的“将自己的日常生活化入诗里”。冈仓天心在他的书里也说“在8世纪的中国饮茶作为一种高雅的享乐，出现在诗歌领域”，就是指此而言。现在，且让我们读读将茶事诗化了的诗歌吧：
（一）歌唱茶山采茶
这方面，以在德宗贞元二年（公元766年）上书皇帝奏请“田不及五十亩即是穷人”而闻名的“忠靈之臣”袁高写的《茶山诗》最是生动。可与《羌村》和《杜陵叟》媲美。现摘抄几句供参考：
我来顾渚源，得与茶事亲。
眈辍耕农耒，采掇实苦辛。
一夫旦当役，尽室皆同臻。
扪葛上欹壁，蓬头入荒榛。
终朝不盈掬，手足皆鳞皱。
悲嗟遍空山，草木不为春。
阴岭芽未吐，使者牒已频。
心争造化功，走挺麋鹿均。
选纳无昼夜，捣声昏继晨。
众工何枯棹，俯视弥伤神。
未知供御馀，谁合分此珍。
……
茫茫沧海间，丹愤何由申？！
——《全唐诗》
在《全唐诗》中，为茶农采茶苦辛和横征茶税而大声呐喊的还有白居易（公元772-846年），而且比袁高还早几十年。诗的题目是《昆明春雨满》（引自《白居易集》，66页，中华书局，19790下同）。是因唐皇免收京郊的昆明池边，“菰蒲无租鱼无税”而感发写成。诗云：“吾闻率土皆王民，远民何疏近何亲，顾推此惠及天下，无远无近同欣欣。吴兴山中罢榷茗，鄱阳坑里休封银。”唐代诗人敢于如此说真话，谏直言的“为事而作”，为庶民疾苦呐喊，也都是“赋诗言志”之作吧！
（二）诗化造茶和煮茶
陆羽《茶经》中的造茶与煮茶以及与其相关的器和具，在唐诗中大致都看到了，而且是因地制宜，因人而异，生活味很重，常常是跟随着主人的身份和他的行动而有所升华。茶理之微，够我们三思。现在，我们且一一看去：
1、碾茶、捣茶
酒嫩倾金液，茶新碾玉尘。
病闻和药气，渴听碾茶声。
——白居易（公元772-846年）
几年为郡守，家似布衣贫。
沽酒迎幽客，无金与近臣。
捣茶书院静，讲易药堂春。
……
——于鹄（公元763-805年）
2、煮茶、煎茶、灸茶
寂寞清明日,萧条司马家。
留锡和冷粥，出火煮新茶。
欲别能无酒，相留亦有花。
坐酌泠泠水，看煎瑟瑟尘。
无由持一怨，寄与爱茶人。
融雪煎香茶，调苏煮乳麋。
慵馋还自哂，快活亦谁知。
窗闭睡足休高枕，水畔闲来上小船。
棹遣秃头双子拨，茶教纤手侍儿煮。
小盏吹酷尝冷酒，深炉敲火灸新茶。
——白居易
3、茶笼、茶灶、茶炉
室香罗药气，笼暖焙茶烟。
晴教熬药泥茶灶，闲看科松洗竹林。
春风小棱三升酒，寒食深炉一椀茶。
——白居易
（三）饮茶一瓯，吟诗一章
春游慧远寺，秋上庾公楼。
或吟诗一章，或饮茶一瓯，
身心一无系，浩浩如虚舟。
日西引杖履，散步游林塘，
或饮茶一盏，或吟诗一章。
起尝一瓯茗，行读一卷书。
夜茶一两杓，秋吟三数声。
自抛官后春多醉，不读书来老更闲，
琴里知闻惟凉水，茶中故旧是蒙山。
泉戴茶数瓯，岚行酒一酌，
独饮还独啸，此兴殊不恶。
食罢一觉睡，起来两瓯茶。
桃根知酒渴，晩送一瓯茶。
读罢书仍展，棋终局未收。
午茶能散睡，卯酒善消愁。
驱愁知酒力，破睡是茶功。
挣名居士经三卷，荣启先生琴一张。
老去齿衰嫌橘醋，病来肺渴觉茶香。
呼童遣移竹，留客伴尝茶。
此处置绳牀，傍边洗茶器。
白瓷瓯甚洁，红炉炭方炽。
沬下麴尘香，花浮鱼眼沸。
盛来有佳色，咽罢余芳气。
不见杨慕巢，谁我知此味。
茶能散闷为功浅，萱纵忘忧得力迟。
僧至多同宿，宾来辄少留。
岂无诗引兴，兼有酒消忧，
移榻临平岸，携茶上小舟。
——白居易
槌叶照人呈夏簞，松花满畑试新茶。
楼中饮兴因明月，江上诗情为晚霞。
客至茶烟起，禽归讲席收。
——刘禹锡（公元772-842年）
柴门反关无俗客，纱帽笼头自煎吃。
碧云引风吹不断，白花浮光凝碗面。
一碗喉吻润，两碗破孤闷。
三碗捜枯肠，惟有文字五千卷。
四碗发轻汗，平生不平事，尽向毛孔散。
五碗肌骨轻。
六碗通仙灵。
七碗吃不得也，惟觉两腋清风习习生旷。
篷莱山在何处？玉川子乘此清风欲归去。
——卢仝（公元835年）
（四）有朋自远方寄茶来
故情周匝向交亲，新茗分张及病身。
红纸一封书后信，绿芽十片火前春。
汤添勺水煎鱼眼，末下刀圭搅麴尘。
不寄他人先寄我，应缘我是别茶人。
闷怜工部新来句，渴饮毗陵远到茶。
兄弟东西官职冷，门前车马向谁家。
（五）喜园中茶生
（六）茶山境会斗新
（七）诗人夜宴啜茶联句
另外，还有四段记载，虽不是诗作，但与茶叶名品有关，可为《茶经》作注。
其一，宪宗元和（公元806-820年）年间，中书舍人李肇就开元至长庆（公元714-824年）间事撰成《唐国史补》三卷，书中“茶之名品”一条，无疑是陆羽书之增订本。
“风俗贵茶，茶之名品益众：剑南有蒙顶名花、或小方、或小芽，号为第一。湖州有顾渚之紫笋。东川有神泉小团、昌明、兽目。峡州有碧涧明月，芳芷茱萸茶。福州有方山之露牙。夔州有香山。江陵有南木。湖南有衡山。岳州有沪湖之含膏。常州有义兴之紫笋。鹫州有东白。陆州有鸠坑。洪州有西山之白露。寿州有霍山之黄牙。薪州有薪门团黄，而浮梁之商货不在焉。”
其二，在李肇书内还有一条常鲁公的故事。说“常鲁公使西蕃烹茶帐中。赞普问此为何物，鲁公曰涤烦疗渴，所谓茶也。赞普曰：我此亦有，遂命出之以指曰，此寿州者，此舒州者，此顾渚者，此蕲门者，此昌明者，此沪湖者”。
何鲁去吐蕃，按《唐书吐蕃传》在德宗贞元二年（公元786年）十二月，似曾见过赞普，所记诸茶，或系唐皇给赞普的礼物。
其三，唐懿宗咸通三年（公元862年）安南从事樊绰写的《蛮书·云南管内物产第七》，也说到茶的产地：“茶出银生城界诸山。散收，无采造法。蒙舍蛮以椒、姜、桂和烹而饮之。”据向师觉明解注：“云南墨江诸地今产绿茶极佳,不下于蜀山蒙顶茶。其地即古银生城界。”
在这本书中，向师还辑佚书唐人韦齐休《云南记》中关于茶的一条：“名山县出茶。有山曰蒙山，绵延数十里，在县西南……在雅州，凡蜀茶尽出此。”
其四，敦煌石窟发现了一件晚唐时期用拟人法写成的《茶酒论》俳优戏脚本。其中写有茶的产地和品名极是动听：“茶为（谓）酒曰：阿你不闻道浮梁、歙州、万国来求。蜀川流（蒙）顶，其（登）山蓦岭。舒城太湖，买婢买奴。越郡余杭，金制其囊。素紫天子，人间亦少。商贾来求，舡东塞绍……茶贱三文五盐，酒贱盅半七文。”
在被冯天瑜先生称为“盛世强音”的唐代诗歌中，像上面引出的近50首均是有感于茶而放歌的。虽是沧海一粟，但其“精思静悟”的功夫，使沉埋了1200年文人学士的茶事风尚活活地出现在我们面前，而且是那样一往情深，既知人又知茶，就连拿在手里的一碗茶汤，看到的满碗茶花，或面对竹林，或散步村塘，无一不是传递着浓浓的生活趣味。冈仓天心说的饮茶是“一种尚雅的享乐”，我看就是说的这个意思。
白居易最喜欢的是携一张琴，读一卷书，吟几句诗，饮一瓯茶。还有卢仝说的“文字五千卷”，言简意赅，都将文人学士的茶事秘密全都吐露了。或者这近50首诗作也像是一面大镜子把每个吃茶人的形象、情感、爱好、才识、交游、际遇，“平生不平事”等等照得清清楚楚，足以律己，鉴人，警世，或者还有一点排遣苦忧，陶冶心灵，自求解放的作用吧！
唐代茶文化这个命题中，文人学士的“诗化”茶事虽是人数不多，但影响深远，他们所设计的，所追求的正是唐代茶文化的精义所在。我们中国人为什么这样喜欢茶，或许在唐代诗人的点画中可以找到答案。
卢仝在《走笔谢孟谏议寄新茶》七言律诗中，被研究茶与紫砂陶这一课题的朋友们挂在嘴边的两句“天子须尝阳羡茶，百草不敢先开花”。这和晚唐诗人徐寅写的“披翠融青瑞色新，陶成先得贡吾君”很相似，都是在说无论是新采来的阳羡茶，还是烧成的“秘色茶盏”，都得先送给皇帝品尝或使用。因此，在法门寺地宫出土的金银茶具和瓷秘色碗都是顺理成章，毋庸置疑的。
这样看来，对法门寺塔地宫出土的茶碾、茶箩、银笼子、银则、银盐榼、匙子、火筋、琉璃茶碗拓（托）子、银白成炉子等，都应该重新认识。前几年对照《衣物帐》，我曾经认真看过这十几件茶具。当时考察的重点是它们的制作工艺和装饰设计，尤有兴趣的是见于《衣物帐》上的懿宗和僖宗的供奉佛寺和镌刻在器物上的“五哥”两个字，至于它们所吐露的皇家茶事则是轻轻忽略了。
现在，还是要从《衣物帐》说起。“新恩赐到金银宝器”是指僖宗咸通十五年（公元874年）的供物而言。其中提到的茶具有笼子、龟、结条笼子、盐台、茶糟子、碾子、匙子（鎏金长柄勺子）、琉璃茶碗拓子。在碾子、糟、罗盖和盐台上还都刻着僖宗李儇按册立皇太子前在宫内的昵称“五哥”二字。同时，在碾、糟、罗盖和盐台上分别刻出咸通九年、十年，重量和为官姓名等字样。可以看到，法门面寺地宫由皇室供奉的茶具，在陆羽的《茶经》里都有记载，无一例外，而且有些造型也和陆羽在民间看到的一轨同风，只是将原本的竹木换成金装银饰，且由皇家工艺作坊责成名师大匠精心雕镂，饰以仙人驭鹤，鸿雁于飞或摩羯佛花用来张扬皇家气味。其实，唐皇之所以如此投入的本质，是在显示当今“天子”及其皇子是十分喜欢吃茶的。有些茶具，还是皇子自己专用的，而且保存了五六年之久，最后竟以它作为最能代表一己虔诚、恭恭敬敬地献在佛前，或者它所代表的正是李榷、李儇父子“一心敬信”、“事佛求福”的时代精神。
皇家既然这样喜欢吃茶，茶是从哪里来的？当然是各州郡作为“土贡”奉献的。我查过《新唐书·地理志》，贡茶的有雅州、饶州、福州、湖州、常州、申州、蕲州、卢州、寿州、汉中、金州、夔州、归州、怀州十四处，可惜太简略了，没有说明茶的品名，好在除开前边说到的园仁和尚、白居易、卢仝、李肇的诗文和敦煌卷子外，还有孟郊（公元751-814年）写出的“蒙茗”、施眉吾（公元815年进士）提到的“蜀茗”、刘禹锡《西山兰若试茶歌》中的“何况蒙山顾渚春”等都可对照参考。虽然，现在还无法知道唐皇喜欢吃的是什么茶，但从地宫出土的各样茶具看，当时上贡的确是一种茶饼，这是毫无疑义的。
法门寺茶具中的碾子、罗子、笼子，正是造茶的三个阶段的茶器。先是把捣碎的块状茶饼，放进碾内，然后两手执碾轴，来回用力转动，直至碾碎为止。然后，因为碾碎的茶饼，有粗有细，必须放入茶箩内过筛，好让粗细分开，算下屉子则是最好的细末。最后是把细茶用纸囊包好，放进茶笼贮藏。另一件鎏金摩羯绞纹盖盐台，是置放盐花的器具，即就是《茶经》里的“鹾簋”。由于它的出现，就可断定在咸通年间，皇室还有将茶和着盐姜饮用的。另一件匙子，出土时是和盐台放在一起的。按照陆羽的说法，凡是鹾簋都要在它的里面放一只“竹揭子”，用来舀起盐花。至于那件琉璃茶碗拓子，更是“古已有之”茶盏。它的好处是当一碗热茶拿在手上饮用时，因为下面有个托子，就不会烫手。再加上当时这样通体透明，里外光洁的琉璃（即玻璃）器皿多是“吐火罗”，“多波力”等列国遣使贡献，深得皇室赞赏。因此用它来饮茶，更是别有一番乐趣在心头。虽然这几件茶具向我们吐露的皇家茶事只是几个片断，但在有关文字记载十分缺乏的情况下，它仍不失为最形象的生动的语言。
此外，还有一桩和皇家茶事有关的记载，也想顺便附录在这里。在刘禹锡的文章里，有两条武元衡中丞谢新茶表。武元衡曾做过华原令，刘禹锡曾推荐他为判官。“德宗钦其才，拜为御史中丞”。这两份谢表，一份写于贞元二十年（公元804年），就是陆羽病逝的那一年。武元衡的生平事迹详见《新唐书》卷151。
贞元二十年的《武中丞谢新茶表》说：
臣某言，中使窦国安奉宣圣旨，賜臣新茶一斤。……伏以方隅入贡。釆撷至珍。自远爰来，以新为贵。棒而观妙，饮以涤烦顾兰露而懋芳，岂柘浆而齐味。既荣凡口，倍切丹心。无任欢跃，感恩之至。
另一份没有写明年月，仍是“赐茶一斤”。谢表内有几句是：“伏以贡自外方。珍殊众品。效参药石，芳越椒兰，出自仙厨，俯颁私室。”
这两份谢表，不只使我们看到德宗皇帝曾经赐茶给他的臣僚，而且都是远方新采来的贡物。还可看到当时饮茶除开“涤烦”之外，还有“药石”之效。特别“出自仙厨”很费解。如果根据唐诗中写出的“仙门”和“仙杖”，古人都说是指皇家的建筑与用具而言，由此，我把仙厨附会为“御厨”，或许不会错吧？如果是御厨，那就道出另一桩秘密。即皇家的造茶是在皇宫内的御厨内进行的，正好补上地宫茶具道出皇家茶事中的一项空白。
这首诗是歌咏造茶、饮茶，但其精义是在“孰知茶道全尔真”一句，也正是为了点破“茶道”的真谛，园仁先用“愁看”二字，以晋人毕卓“醉夜盗饮/间”被缚为例，指责那些深沉湎于酒的“狂驰子”。同时，满怀喜悦地指出陶渊明的自然观，并把它的“茶道”融为一体成为得道的“羽人”。
陶渊明的“自然观”，陈寅恪先生叫它“新自然主义”。什么是新自然主义呢？简单说来四个字：委运任化。这四个字又怎么讲？陈先生是这样解释的：
“新自然说不似旧自然说之养此有形之生命，或别学神仙；惟求融合精神于运化之中，即与大自然浑为一体。”这样看来，陶渊明不仅是一位自然主义的哲人,自然的宠儿，而且也是一位回到自然去的大诗人。到了唐代，特别是德宗贞元年间，崇儒、礼佛、尊道之风大盛，诗人白居易就写过《三教论衡》嘛。园仁因为“我祖文章有盛名，千年海内重嘉声”的缘故，虽然一只脚已经踏入佛道之门大讲禅学，那另一只脚却还留在儒家门内。这又是和陶渊明一模一样，同是从儒、佛、道糅合产生出来的高士。因此，皎然写出的歌颂茶事及其提到的“茶道”，均应作如是观，而且新自然主义的味道显得更重一些。
现在，我们且读读皎然写的茶诗：
此外，在皎然诗歌中还有“禅侣欣可庇”，“讲道亦观书，为我留禅位”。“片云闲似我，日日在禅扉”。“日尽知心证，永夜出禅吟”等等，都是在寄情大自然的同时，向人说了些很难明白的境界。有不少人说禅和道书是最难读的。我自己更有同感。虽然顾随教授说过：“禅是简称。全称当云禅那（DHYANA）。梵语禅那，比言静虑。静即定，虑即慧”（《顾随说禅》，4页，上海古籍出版社）。这话太深了，我没读憧，至于道，各家说法不一。冈仓天心认为：“我们对道和禅的兴趣，主要是在于它们体现在茶道中的生活观和艺术观。”这话我是同意的。但从上述唐代的文献记载看，我总感到在园仁的诗作中，虽然出现了“茶道”二字，但在本质与形式上和我们今天常说的“茶道”不同，不可混为一谈。因此，冈仓天心说陆羽在他的《茶经》里“制定了茶道”，并是中国“茶道的鼻祖”，更是缺乏事实根据。如果从首先揭开与大自然主义的秘密，并以“茶道”二字表达其种种思维的人，我看非园仁和尚莫属。园仁是中国“茶道”的鼻祖。
宋伯胤，1921年生，陕西耀县人，1948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原南京博物院院长，文博专家，著《剑川石窟》等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