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草书是如何发展起来的？这些条件缺一不可
公元 960 年，后周任都点检赵匡胤在出兵讨伐北汉联军的途中，发动了“陈桥兵变”，黄袍加身，因其发迹在宋州，故称国号为“宋”，建都于汴梁（今河南开封），史称北宋。赵匡胤就是“宋太祖”。北宋灭亡后，宋高宗赵构在临安（今浙江杭州）建立了南宋。
两宋历时将近 320 年，是中国封建社会的一个转型时期。这一时期，经济、政治的变化带来了宋代文化高度的发展，国家的繁荣和统一对经济的发展也带来了有利的条件。与此同时，宋代的文学艺术，也在这种相对稳定和谐的大环境中风起云涌的发展着。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土壤中的书法艺术，形成了与唐代并驾齐驱的两座书法史的高峰，书法史的发展也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
艺术来源于生活，书法家作为艺术创作的主体，也是生活在真真实实的社会当中的，闭门造车的行为产生不了动人的艺术。所以一个朝代的经济、政治、文化、思潮等，无不潜移默化的影响着艺术实践的主体。北宋草书的发展，是各种因素契合的结果。首先是帝王的提倡，特别是宋太宗对草书的喜爱，引导了北宋初期的草书热现象，也奠定了北宋草书的风格基调。政治制度对草书直接或者间接的影响着，而经济的发展则为书法家尽情挥毫提供了物质的保障。另有，北宋儒释道三教合一，学术思潮潜移默化的渗入到书法的审美和创作中。宋代的书法家更重视书法的抒情性，在正体发展不振以及古法中绝的背景下下，这些书家的注意力不约而同的都转向了行草书。
一、宋太宗的推重及政治、经济的保证
1．宋太宗对草书的推重
北宋一共有九位皇帝，一祖八宗。在宋初的宋太祖时期就开始大力倡行右文政策，“艺祖皇帝（即宋太祖）用天下之士人，以易武臣之任事者，故本朝以儒立国，而儒道之振，独优于前代。”宋太祖重用文人，在这样以文治国的局面中，艺术随之繁荣发展。宋代的帝王和王公大臣都很喜欢书法，尤其喜欢草书。朝野上下无不受到这种审美趋向和意志的影响。
《书史会要》中著录善书法的皇帝有宋太祖、宋太宗、宋真宗、宋英宗、宋神宗、宋哲宗、宋徽宗，共八位皇帝，善草书的有宋太宗和宋徽宗，并且都有草书作品传世。皇家宗室中善书法的有十三位宗室，其中善草书的有冀王惟吉、钦圣憲肃皇后、赵仲忽、赵令穰、赵子澄，共五位。无论皇帝还是宗室成员，对书法的喜爱是不变的。
宋太宗应该是当之无愧的北宋最喜爱草书的皇帝，这在很多文献中都有记载，如《书史会要》云：“真造八法，草入三味，行书无对，飞白入神。评着又谓行草可逼盛唐，但短于风韵耳。尝出御府所藏历代真迹，命侍书王著临搨刻版禁中，世谓之《淳化阁帖》是也。”1从传世的宋太宗的草书作品来看，其草书水平的确高超。陶宗仪是明代人，对宋朝太宗的评价虽然有一些誉美的成分在内，但是还是比较客观。
宋太宗本人不仅亲自进行草书的书法创作，而且大量的购置以行草书为主的历代书迹，《宋朝事实类苑》记载：“（宋太宗）上听政之暇，搜访钟王之迹，以资阅玩焉。御毫飞动，神机妙思，出奇轨制。”所搜得钟繇、王羲之的书迹，命以王著为代表的翰林待诏等大臣经过甄选之后，摹刻在枣木板上，一共十卷，这就是《淳化阁帖》。然《阁帖》的修著也是宋太宗“粉饰治具”的方法，而且的错误很多、流传不广，但是筚路蓝缕的重要作用却是极重要的，随后其他刻帖翻刻成风。这是书法史上第一次如此大规模的对书法学习范本进行普及，而且是以帝王意志为标准。《阁帖》中收录了四百一十件作品，其中王羲之、王献之的作品共二百二十二件，以二王的行草书为主。作为刻帖主流书体的行草书，借着刻帖的东风大行其道。从这种宋初“草书热”的角度上来看，宋太宗的作用不言而喻。《淳化阁帖》中草书的甄选代表着皇帝的意志，皇帝学习二王一系的草书，对二王的推崇到了一种无以复加的程度，之后的尚韵书风正是这种推崇的余绪，有宋一代的书风就在这种崇王的思想笼罩之下。
不仅是通过提供学习书法的范本来普及草书，帝王在一些场合中，也不失时机的使用草书。宋太宗用草书写就作品赐给将领，一方面可以用书法来粉饰太平，另一方面得到赐书的臣属看来，这是一件沾染皇恩雨露的荣誉之事。另外，也应当会留意到太宗所使用的书体，以此为契机来窥探皇帝所好。上行下效，大臣们也会在潜移默化之中留意学习草书。
不仅是赐书，就连宋代的钱币也要亲自用草书来写。 “淳化元宝”，即宋太宗在位的淳化年间铸造，是铸的第二版钱币，一共分为三种，各用楷书、行书、草书写就。楷书写的典雅大气，行书飘逸流畅，草书雄健爽利。这种“三体书钱币”在中国钱币历史上是第一次。到了至道年间，宋太宗又用“三体书”御书了“至道元宝”。“淳化元宝”、“至道元宝”这种由皇帝亲自书写钱文的铸币，被称为“御书钱”，宋太宗也开了用草书写钱币的先河，“前世钱未有草书者。淳化中，太宗皇帝始以宸翰为之。即成以赐近臣。”1这种“御书钱”在宋代铸造量很大，流通范围较广。宋太宗用草书书写，无形之中提高了草书的地位，引领了名学习草书的热潮。
这种由统治意识引领的草书风尚，影响了或者直接干预了时人对草书的学习。不管是亲身实践、收藏名迹，还是命令大臣修著《淳化阁帖》，宋太宗在北宋草书热的现象中起了举足轻重的重要作用。宋太宗喜欢草书，在很大的程度上引领了社会风气。太宗以后，历代皇帝均有涉猎书法，善草书者也不乏其数。虽然帝王提倡书法有一定的政治、社会功用目的，翕然向往的学习者有一部分是把此当做晋身仕途的方法，但是也引领了书法不断发展。
2．政治对草书发展的影响
对于书法的倡导，帝王不仅是亲身实践，而且不辞余力的从各个方面倡导。宋代的科举制度和铨选制度与唐代相比有了不少的变化，对于书法的影响也有所改变。
书学在唐代是取仕的内容之一，但是到了宋代，虽一度承袭着唐代的制度，但是后来只是昙花一现，其后废止。李慧斌先生在《宋代制度层面的书法史研究》中考证，宋代“书判拔萃”制度在宋仁宗朝废止，“书判”制度在宋神宗朝废止。即如果要进入仕途的话，已经不需要“楷法遒美”这样的条件。洪迈在《容斋随笔》中，将这一现象分析的很清楚：“唐铨选人之法有四：一曰身，谓体貌丰伟；二曰言，言辞辩正；三曰书，楷法遒美；四曰判，文理优长。凡试判登科谓之入等，甚拙者谓之蓝缕，试判三条谓之拔萃。中者即授官。既以书为艺，故唐人无不工楷法……非若今人握笔据案，只署一字亦可。”1洪迈是宋朝人，文中的“今人”即宋人。洪迈所说的“只署一字即可”，虽然有夸张之嫌，但是也反映了时人不善书的现象，这种现象以及产生的原因都是与唐人相比较。唐朝人以身言书判取仕，所以不管是否能进入仕途，对书法的学习是必不可少的。而宋代没有了这种制度的制约，正体逐渐不被重视，反而会引导者人们的注意力转向草书。
在这种情况下，一些有识之士就提出了创办书学校的想法。在崇宁三年（1104 年），书学校正式成立。对书学生的要求与唐代也不尽相同：
书学生，习篆、隶、草三体，明《说文》、《字说》、《尔雅》、《博雅》、《方言》、兼《论语》、《孟子》义，愿占大经者听。篆以古文、大小二篆为法，隶以二王、欧、虞、颜、柳真行为法，草以章草、张芝九体为法。
这里的“《说文》、《字说》、《尔雅》、《博雅》、《方言》、《论语》、《孟子》”均为文化课所学内容。而技法中的“隶”，并不是现在的“隶书”，而是以“二王、欧、虞、颜、柳真行为法”的楷书，兼学行书。与前代所不同的是，在技法学习加入了“草书”，范本是以张芝为代表的章草书。草书在宋之前的书学校中都不被重视，在宋代成为书学校的技法学习内容之一，使得草书的地位得到了提高，为以后草书的繁荣打下了基础。
3．经济保证
经济为北宋草书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在提到宋代的时候，人们往往用“积贫积弱”这四个字来形容，其实是有些片面的。宋朝在唐朝的基础上继续发展，经济发展的程度与唐朝相比更是不相上下。宋代的农业发展水平超过隋唐；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中的其中三项：指南针、印刷术、火药在宋代有了极大的发展；“商行”组织较唐代不断增加，产生了世界上第一张纸币“交子”；“租佃契约关系”在宋代普遍盛行……如此种种现象表明，宋代经济并非“积弱”。邓广铭先生指出：“两宋时期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所达到的高度，在整个封建社会历史时期之内，可以说是空前绝后的。”黄仁宇先生在他的著作《中国大历史》中提到：“公元 960 年宋代兴起，中国好像进入了现代，一种物质文化由此展开。货币之流通，较前普及。火药之发明，火焰器之使用，航海用之指南针，天文时钟，鼓风炉，水力纺织机，船只使用不漏水舱壁等，都于宋代出现。”2总的来说，宋代的经济毕竟在向前发展，百姓安居乐业，这种繁荣一直持续到宋徽宗朝。
不同于五代十国的纷乱局面，我们不难发现大宋王朝有其强大的一面。社会稳定经济繁荣，为文学艺术的发展提供了物质基础以及发展的温床，衣食住行有了保障，人们才有更多的精力投身到艺术的欣赏和创作当中，这样就引领了宋代的艺术的空前发展。同样，宋代特有的经济特征这也会影响宋代书法的的风格特征，书法也会在这样变化万千中产生不同以往的崭新面貌。书法作为一种抒情达性的艺术，若要用一种书体与当下的生活来想称，那么非草书莫属。
二、北宋学术思潮的影响
从书法中可以找到中国哲学的思想，相应的，在特定的朝代中，学术潮流也势必会对书法产生直接或者潜移默化的影响，左右着书法创作和欣赏的主体的思想倾向，并对书法作品的式样进行调节。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中国传统哲学和中国传统艺术的一种自然而然的契合。北宋的哲学思想，也毫不例外的对北宋草书的创作注入了新的灵感和元素。如果深层次的去探究北宋草书变化痕迹的话，学术潮流的影响是一个关键。
正如书法由唐代书法重在法度向宋代推崇自抒心性的转变一样，在学术潮流上，宋代思想文化潮流虽然会受到唐代思想潮流的影响，但是每一个朝代都会在自己朝代时风的影响下，产生出属于自己朝代的思想潮流，深深烙印上了自己朝代的精神意识。对旧有思想的打破和超越，在某种程度上可以更难能可贵。
1．禅宗思想的影响
佛教和道家思想相融合，产生了禅宗思想。禅宗精神就是不凝滞于物，从而达到一种物我两忘的境界。在宋代，上至达官贵人下至平民百姓，从文化到思想，从政治到艺术，禅悦之风极其盛行，禅僧文士化、文人禅学化现象逐渐增多。由于禅宗追求一种精神的解放追求任性的自然流露，这与宋代文人士大夫的思想不谋而合。从书法上来看，禅悦之风是书法艺术的一个重要的精神支柱，就草书而言，由于参入了“直指人心、明心见性”的禅宗思想，北宋草书一改唐代草书对书法“正统”的推崇，而转向“意足我自足”这种张扬个性的发扬。
禅宗的思维方式潜移默化的渗入到书法家的创作思想之中，北宋的草书家黄庭坚，首先尝试着把禅宗思想融入到草书创作，并且在评述书法的过程中，把主张“心既是佛”的禅宗思想与书法艺术完美的契合。《山谷题跋》中多条论书语句，无不闪烁着禅宗思想：“余尝评书，字中有笔，如禅家句中有眼。至如右军书，如涅槃经说伊字具三眼也。此事要须人自体会得，不可见立论便兴诤也。”可见，黄庭坚论书中的 “字中有笔”、“小僧缚律”、“讲僧参禅”、“散僧入圣”的这种以禅论书的倾向，都表现了禅宗对黄庭坚书学思想的渗透。“禅”主张“无我”，草书创作亦讲究“欲作草书，必先释智遗形，以至于超鸿蒙，混希夷，然后下笔。古人言‘匆匆不暇草书’，有以也。”，即写草书之前要把任何顾虑和一切干扰抛弃掉，进入一种忘我的精神状态。黄庭坚的论书思想可以看做是宋代“以禅论书”的典型。
禅宗追求的顿悟、得妙于心、在黄庭坚的思想中根深蒂固，由此转向书法中，研习书法也是提高人们内在修养的一个好的途径，对心境的磨练，以至可以达到一种“从自心中，顿见真如本性”的一种禅宗境界。在北宋这种“禅宗思想”转化到书法上的思潮，受到了北宋书家们的欢迎，和书家们审美趣味一拍即合。
2．儒家思想的影响
魏晋以后，儒、佛、道三家在长期的碰撞、交融过程中，在北宋的时候演更成为了三教合一的局面。其中在这三教交融的过程中，儒家经典受到重视，并且儒学一直占有主体地位。由此建立起一个以儒家思想为核心，与佛教、道教相溶合的宋学，即宋代的新儒家学说。“宋学的基本特点是宋代的学人和士大夫不再信守汉唐时期的章句训话之学及其师法、家法，而注重通过自己对儒家经典的理解直接探求、发挥义理，从而形成自己的理论学说和思想体系，所以宋学又被称为义理之学。无论在治学方法、学术思路，还是在学风与学术气象上，宋学都与传统的汉学有很大区别。宋学之取代汉学，在中国思想文化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宋学家们广泛吸取前人的智慧和理论成果，以探求义理、复兴儒学为己任，从而使宋代思想文化领域焕发了勃勃生机。”，儒学到了宋代，儒士所关注的内容是义理之学，形成了儒家哲学的特殊形式，即理学，由邵雍、周敦颐始创，继而由朱熹建立起了“致广大而精微”的宋代新儒学派。宋代书法力图从唐代书法高峰中另辟蹊径，无不与这种新理学追求有心而发，疑古出新的风气息息相关。
儒家思想虽然在历朝历代的具体内涵不尽相同，不过一直作为主流思想而存在。儒学思想一直提倡的“仁、义、礼、智、信”，在今天仍然是人们要遵守的道德规范，约定俗成深入人心。宋代的论书更重视“以人论书”，与儒家思想中对“仁”、“德”的推崇相契合。儒家思想中传统的纲常伦理等一些道德层面的标准，影响着书家的艺术思维。
三、北宋之前草书的积淀
草书原本是因为书写方便才出现的，在其后的发展过程中，由于其自身独特的魅力，才逐渐由“草体”转化成“草书艺术”。篆书、隶书、楷书这种正体往往看起来大小齐平、上下方整，这种整饬往往会给人带来望而生畏的感觉。草书的点画形态变化最为丰富，更能给人留下想象的空间。
在东汉时期出现了空前的“草书热”现象。这种“技艺之细者”且被赵壹认为是“一无所用”的的草书，却与当时与世人的喜好一拍即合，对草书的狂热喜爱成为了一种普遍的现象，并且赋予了草书生生不息的顽强的生命力。就算是开放的当代人，也应该很难理解东汉人们那种不为功名的热情到底是从何而来。
到了东汉后期，这种对于草书的热情直接就引导了草书一体从实用向艺术方向发展的趋势。并直接促使了草书从东汉末转向魏晋蓬勃发展，首先表现在章草以《急就章》这种字书的样式被固定下来，无论是点画还是字形结构，都成了固定的样式。其次表现在今草的发展步入了一个广阔的舞台。虽然在张怀瓘的《书断》中曾认为：“草之书，字字区别，张芝变为今草，如流水速，拨茅连茹，上下牵连，或借上字之下而为下字之上，奇形离合，数意兼包，若悬猿饮涧之象，钩锁连环之状，神化自若，变态不穷。”张怀瓘所说的张芝把草书变为“今草”，并且“上下牵连，或借上字之下而为下字之上”。这种论断也是沿袭张怀瓘“张芝创今草”一说。“张芝创今草”一说难免有些武断，因为依照目前已经出土的考古资料来看，在汉魏时期还没有今草产生。再者任何书体的出现都不可能是一个人的功劳，张芝可能对今草的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但是不能以偏概全而不顾文字的发展规律。所以“张芝创今草”一说是不可信的。
对于今草具体是何时产生、怎么样产生，无论是古代还是现当代学者，都有很多讨论和商榷，在其中又不断牵扯出新的问题。张恒奎先生博士论文《草书体流变研究》一文中，对草书书体及其风格流变做了翔实严谨的考证，可以说是草书研究中比较能够还原历史事实的文章。今草什么时候产生和成熟的，这个问题还有待进一步考证，但是可以肯定的是，根据现有的资料来看，在西晋时期今草已经初步具有了一定的水平，从而为东晋时期今草的成熟和基本定型奠定了基础。
王羲之、王献之重要的贡献是完成了一场新体书法的革命。从流传到今天的传为王羲之的草书作品来看，王羲之对草书的贡献可以说是为今草的确立奠定了一个基本的标准和规范。从整篇章法上来看，打破了章草字字独立、不相连属的样式，字与字之间的牵丝连带增加，上下贯通。从单字来看，点画较之于章草更加简化，使转灵活多变，书写性增强。总的来说，王羲之创立的草书书体已经完全不同于章草的面貌，草书的态势随着笔势的变化也变得灵活起来，这成为后世草书的标准，也为狂草的龙飞凤舞奠定了基础。王献之在其父王羲之的基础上，天才一般的对王羲之创立的今草标准进行“破体”的改造，字与字之间更加连绵，点画更为随意和更为狂放不羁，个性更为明显。
草书到了唐代，一如大唐盛世恢弘的气势一般，以张旭、怀素为代表的狂草成就是草书发展史上的一座高峰，他们的狂草更向着自由和写意发展，无拘无束。然而在张旭、怀素之前，唐代早期的草书风格，则是笼罩在王羲之书风之下。最主要的原因是唐太宗在位期间，大力的推崇王羲之的书法，并亲自撰写了《王羲之传论》：“所以详察古今，研精篆、素，尽善尽美，其惟王逸少乎！观其点曳之工，裁成之妙，烟霏露结，状若断而还连；凤翥龙蟠，势如斜而反直。玩之不觉为倦，览之莫识其端。心慕手追，此人而已；其余区区之类，何足论哉！”就这样，王羲之“楷模”的地位被确立起来，举国盛行的是具有“中和美”的王羲之草书风格。
这样，草书自初唐到中唐，一直是王羲之的书风为最高的审美标准。相比之下，张旭、怀素狂草的自由烂漫，与王羲之的“不激不厉”相比较，就显得与国家所标榜的“中和美”格格不入。“狂草”从严格意义上来说应该是属于今草的一种形态，是一种较二王今草一系更为连绵、更为狂放的一种今草样式，是书家对今草进行艺术发挥的一个极致。董逌《广川书跋·张长史草书》中对张旭创作草书时的癫狂状态有一段精彩的描述：“故凡于书，一寓之酒，当沉时，不入死生优惧，时振譬大呼，以发其都怒不平之气。至头抵墨中，淋漓墙壁，至于云烟出没，忽乎满前，醒后自视，以为神弄，初不知也。今考其笔迹所寄，殆真得是哉！夫神定者天驰，气全者才放，致一于中而化形自出者，此天机所开而不得留者也。故遇感斯应，一发而不可改，有不知其为书也。盖神者先受之而志乎书者，则自继乎经营之迹矣。他日有复请，其书已失，岂知县解一尽而万物形可复更求其至邪？”“颠张醉素”所代表的狂草，是唐代草书，甚至是草书发展史上的高峰。狂草虽狂，然而却是在字法、笔法的基础上来抒情达性。由此可见，“狂草”主要是指书家在写草书时候一种癫狂的状态，并不是单独的一种书体。
从艺术的发展上来看，虽然是对这种风气的一种新的突破和大胆的尝试，不过对于封建礼教而言，这种“变动犹鬼神，不可端倪”的狂草风格却有些近似于“野狐禅”，被认为是“出法度之外”。这样，势必会招来一些卫道夫的声讨抱有怀疑态度的，他所推崇的，是晋人草书的萧散，晋人草书的妙处，是在法度之内的恰到好处，而张旭、怀素这样的狂草，不被赵孟坚看做为草书的正统。
其中的“晋人格辙”，就代表了唐代以后对晋代草书的看法。后人眼中的“晋人格辙”，应该主要是指意王羲之为代表的晋人书法作品风格。正如《王羲之传论》中唐太宗所标榜的那样。钟繇的楷书楷法尚未完备，“其体则古而不今，字则长而逾制。”王献之的字虽然有王羲之书风的神韵，可是献之的字又太新巧，“观其字势疏瘦，如隆冬之枯树；览其笔踪拘束，若严家之饿隶。其枯树也，虽槎枿而无屈伸；其饿隶也，则羁羸而不放纵。”2而王羲之书法的风格既有着魏晋风度的萧散简远，又在规矩之中。这种“晋人格辙”的确立是一种“尽善尽美”的理想标准，符合传统教化，符合“天地秩序、天地之和”的礼乐制度。就这样，王书就成为了一种典范式的理想化书法符号，属于优美的、中和的类型，千载传承。
北宋草书的繁荣离不开宋之前草书发展的积淀，无论是草书的笔法、字形还是章法，北宋书家沿着草书发展的历史进行了继承和创新。一派是以米芾、薛绍彭为代表，他们主张草书要以二王为法则，反对学习张旭、怀素等唐人狂草书法。风格上大致追求魏晋草书的平淡和韵致。另外一派则以张旭、怀素、杨凝式为师法对象，醉心于酣畅淋漓的大草书风，但是学习的同时，对这种风格进行了变化，张旭、怀素书风中过分癫狂的情绪，被北宋文人式的淡远所取代。
另外，本文在行文的过程中主要沿用了宋人书论中对“草书”概念的指向，专指书法艺术上所说的“今草”。与章草相比较，“今草”省略了章草具有隶意的捺画，打破了章草字字独立的章法布局，字与字之间上下呼应、笔断意连，字群成为一个整体，而不是以单字为单元。“今草”的可识性进一步降低，但是也有一定的书写规范。“狂草”从严格意义上来说应该是属于“今草”的一种形态，是一种较“二王今草”更为连绵、狂放的一种今草样式，是书家对今草进行艺术发挥的一个极致。本文在行文中为了突出书家草书的纯艺术化，沿用“狂草”这一概念，只是作为一种现象来进行研究，并不代表把“今草”、“狂草”视为对等的两个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