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4年，法国六岁男孩认错杀害姐姐的凶手，受不了谴责变成杀人魔
危险，经常在安恬美好的情境下突然来袭，如鬼似魅。表面上是偶然事件，其实在你浑然不觉的时候，危险的种子已经悄无声息地孕育了很多年。
一、神秘的红色套头衫与失踪的法国女孩
法国马赛——地中海旅游胜地，优美的海滨风光、丰富的历史文化吸引着全世界的游客。生活在这里的居民是幸运的，兰布拉一家就是其中的一份子。若干年以前，兰布拉家族的祖先从西班牙移民法国。1960年代，皮埃尔·兰布拉（下文简称“皮埃尔”）在马赛安居乐业，与妻子育有女儿玛丽－多洛蕾斯·兰布拉（Marie-Dolorès Rambla，简称“玛丽”）、儿子让－巴蒂斯特·兰布拉（Jean-Baptiste Rambla，简称“让”）。
1974年6月3日，8岁的玛丽和6岁的让在马赛Cité Sainte-Agnès大楼下玩耍。小姐弟兴致勃勃地采摘野花，想给妈妈做一个花束。某个瞬间，让看见一辆灰色的汽车徐徐驶来、停下。车门开处，走出一个黑发男子。他外穿灰色西装，内穿红色套头衫。这件鲜艳的红衫在让的记忆中烙下了深刻的印记，相形之下，让对于男子其他特征的记忆并不是非常清晰。
红衫男子和蔼地招呼让和玛丽：“嘿，两个小家伙，我的小黑狗不见了，我在找它。你们帮我找，好吗？”
小姐弟听说可爱的小黑狗走失，非常担心，马上答应帮忙。红衫男子带着玛丽朝一个方向出发，指引让去另一个方向：“弟弟，你从这一侧绕过去找，我和你姐姐去那边找。”让乖乖地照做，可是并没有看见什么小黑狗。找了一会儿，他回到原地，玛丽和红衫男子却没有回来。
这一幕令善良的人们为之心碎。孩子纯真的心灵无法想象成人世界的残酷，他们清明的眼眸不可能看见某些成年人内心暗黑的角落。他们不知道，当大人面带笑容的时候，他的心里可能充满恶意；当一个并非身处危难状态的成年人向体力、智力明显弱于自己的儿童求助时，他很可能不怀好意。
让毫无戒心地等候了一阵子，仍然不见玛丽和红衫男子的身影。父母闻讯，立即报警。搜索行动很快就铺开了。父亲皮埃尔急痛攻心，冲着小儿子吼叫，责备他不该和姐姐分开；母亲哭成了泪人。紧张、惊吓和内疚猛烈地刺激着让的神经。他出现持续的胃痉挛，多次呕吐，不停地对父母重复一个要求：“找玛丽、找玛丽……”态度十分执拗，远远超出他的年龄。
警察询问让两个小时。他告诉警察：带走姐姐的黑发男子穿着红色套头衫。警察调出各种有案底的暴露狂、虐待狂、精神病患者等可疑对象照片，供男孩辨认。不过，让认为红衫男子并不在其中。
正当人们一筹莫展之际，距案发地点二十公里的地方发生了一件怪事。一辆慌里慌张的标致304不慎撞伤了阿兰·奥贝尔夫妇（见下图）的座驾。
这只是一桩小事故，但肇事汽车的反应异乎寻常的紧张。它加速撞翻一处停车标志，迫不及待地逃离了现场。奥贝尔夫妇怀疑那辆汽车内藏有不可告人的秘密，便驾车追赶。追了一段，肇事汽车急刹车停下。奥贝尔夫妇隔着一定距离目击肇事司机夹着一个“相当大的包裹”跳出车门，钻进路边植被茂盛、地形复杂的农场，弃车逃窜。
奥贝尔夫妇不再贸然追赶，将此事告知宪兵。警方迅速查明，被遗弃的汽车属于某企业销售代表克里斯蒂安·拉努奇（Christian Ranucci，下文简称“拉努奇”），车内遗留有一把刀、一条血迹斑斑的裤子、一根与玛丽的头发高度相似的头发及另一根归属不明的头发。拉努奇的嫌疑急剧上升。他的照片连同警方通告一起传遍马赛，一夜之间家喻户晓。
翌日，有人拨通宪兵队的热线电话，提供了一条重要线索：“昨天，一个相貌酷似通告中“拉努奇”的男人在蘑菇农场迷路，向当地居民求援。我帮助他离开了农场——不，他没有携带包裹。”根据来电者的陈述，这个疑似拉努奇的男子出现在蘑菇农场的时间，是在肇事司机摆脱奥贝尔夫妇追赶数小时以后。如果二者是同一个人，时间上完全来得及，表明拉努奇夹着“大包裹”逃进农场，在那里丢弃包裹，然后两手空空地逃离。这意味着什么？所有人都明白，玛丽脱险的概率已经微乎其微了。
经过一天一夜的搜索，人们于6月5日在农场某处发现一件红色套头衫，在红衫旁边找到了玛丽的遗体。这具小小的身体伤痕累累。凶手对这个手无缚鸡之力的8岁女孩捅刺15 刀之多。玛丽的父亲皮埃尔参加了搜索，第一时间目睹女儿的惨状，痛不欲生，当场晕厥。
嫌疑人拉努奇被捕。最初，他承认作案，并画出绑架现场的地图、供述凶器放置位置，均与实际情况相吻合。但不久他就翻供，否认一切指控。拉努奇辩称，他能准确画出绑架现场地图也好、供出凶器遗留位置也罢，都不能证明他是加害玛丽的凶手。意思大概是指办案人员或许会故意诱导他做出上述供述。警方问他为什么在撞上奥贝尔的车之后要驾车逃逸？他回答说只是害怕吊销执照、影响工作。
客观上也的确有几个事实有利于拉努奇：第一，作为第一目击证人、玛丽的弟弟，让对嫌疑人和涉案汽车的指认存在偏差。拉努奇和另外一些人在让的面前站成一排供辨认，让没有认出拉努奇。小男孩说：“叫我帮忙找小黑狗的先生不在这里。”
辨认汽车时，让指向了其他车辆，而没有指认拉努奇的标致304。
第二，凶手抛弃在玛丽遗体旁的那件红色套头衫与拉努奇的尺寸不符。
不过，最终的判决并未将上述疑点利益归于被告拉努奇。这样的结果也不难解释。让年仅6岁，刚刚遭受巨大的精神打击。他去停车场辨认车辆时，各路媒体记者在他的周边围成人墙，无数镁光灯齐闪，把他吓成了惊弓之鸟。成年人在相同的处境下尚且有记忆错乱的可能，何况一个小男孩？他指认错误也情有可原。至于红色套头衫，该类型衣物一般都有一定的弹力，小一点就绷紧了穿，大一点就穿个宽松范儿，所以尺码不符并不能否定拉努奇的嫌疑。
1976年，拉努奇被处以极刑，采用法国传统的处决方式——断头台。但由于当时不具备DNA鉴定、织物纤维鉴定等技术条件，不能通过检验拉努奇身上附着的衣物纤维与红色套头衫的纤维是否同一、红色套头衫及凶器上是否有拉努奇的DNA等手段完善证据链，前述疑点一直未能排除。在法国社会“废除死刑”的运动浪潮中，该案件不断受到质疑。1978年，法国作家吉尔斯·佩罗（Gilles Perrault）以该案为原型发表超级畅销书《红色套头衫》，进而改编为电影上映，风靡一时。法国的“废死”运动者把6岁男孩让的错误指认当作最有力的依据之一，反复强调拉努奇或为冤死，以佐证废除死刑的必要性与正当性。纷扰喧嚣中，年幼的让承受着沉重的心理压力。
“拉努奇无辜论”激怒了受害者玛丽的父亲皮埃尔。终其一生，他都在与之进行激烈的抗争。他5次起诉《红色套头衫》的作者佩罗，数次闯入马赛的书店，把《红色套头衫》一本接一本地撕碎；他冲进佩罗的签售会现场，掀翻展位、把书扔满一地，又召集相识的记者，当众烧书；他甚至以“炸影院”相威胁，要求上映电影《红色套头衫》的影院撤档……
1981年，法国终于废除死刑。然而“红色套头衫”案的余波却没有止息。看似平静的水面下，新的惨案已开始酝酿。
二、少女辛蒂亚之死与花棚中的腐尸
2017年，图卢兹——法国西南部重镇、“空中客车”总部所在地，21岁的少女辛蒂亚·卢尼布在一间购物中心担任清洁工。她出生于安哥拉，随父母移居法国。新移民的生活大多是辛苦的。不过，从辛蒂亚的照片来看，她是一个开朗活泼的女孩，在新的家园努力谋生，在图卢兹市的热门区域租住一间小公寓，也有了男朋友。
2017年7月21日中午12：30，男友收到辛蒂亚发来的信息，内容十足家常，没有任何怪异之处。但之后一连几天，男友和父母都联系不上她；到她的公寓敲门，无人应答。7月27日，辛蒂亚的父亲报警。
消防队员进入辛蒂亚的公寓，眼前的景象骇心动目：辛蒂亚全身赤裸地倒在血泊中，脖子几乎断开，面部遭受过野蛮的撞击，伤口变成可怕的黑色。法医判断辛蒂亚于7月21日遇害。噩耗传来，辛蒂亚的父母如万箭穿心，悲痛欲绝。辛蒂亚是他们的独生女，父母千辛万苦移民法国，无非是想为唯一的孩子创造更好的生活，不料孩子竟在梦想之地惨遭毒手。
警方勘查现场发现，凶手似乎毫无反侦察意识，在门把手、淋浴喷头、受害者右手的指甲上……到处留下 DNA样本。警方利用DNA数据库比对，快速锁定了唯一的匹配者。当电脑弹出此人的名字时，人们惊得目瞪口呆——让－巴蒂斯特·兰布拉（ Jean-Baptiste Rambla)，1967年生于马赛。不错，正是四十三年前“拉努奇红色套头衫”案的第一目击证人、受害者小玛丽的弟弟，让，如今已是年近半百的中年人。案发地点的监控录像也拍到了他在案发时段进出辛蒂亚公寓的影像。
更加令人震惊的是，让并非初次犯案！档案显示，2004年7月，让的雇主兼女友科琳娜（Corinne Beidl）失踪，七个多月以后，警方在让的花园棚子里查获一具腐烂的女尸，就是科琳娜。让无故勒死了科琳娜，藏尸花棚。关于作案动机，让说自己解释不了，记不清对科琳娜做了什么。2008年，让因科琳娜案获刑十八年，又因表现良好，于2015年假释出狱。2017年，让取得供暖工程师资格，准备入职可再生能源相关行业。
经查，让于2017年7月24日乘坐列车从图卢兹返回马赛，有作案时间。鉴于证据确凿，图卢兹警方对他实施了抓捕。一般人很难想象，这个背负两条人命的男子面相温和安静，甚至可以说比较英俊。他的状态和2004年加害科琳娜之后如出一辙，说不记得曾经见过辛蒂亚、不知道自己对她干过什么。当DNA检测结果及监控录像摆在面前，让承认了罪行。他这样描述事发原因及经过：
自从四十三年前“拉努奇红色套头衫”案发生以来，他长期遭受双重负罪感的折磨：1、撇下玛丽走开，导致玛丽遇害而自己幸存，父亲皮埃尔责备的目光令他歉疚不已；2、他指认错误，造成“红色套头衫”案争议不断。另外，他认为书籍《红色套头衫》作者佩罗利用了他、科琳娜案的辩护律师不是真心为他辩护……自责与恨意如影随形地缠绕着他。
让声称，2017年7月21日之前的几天，他感到有人在监视他，企图迫害他。而他不知道对方是谁。7月20日凌晨1点左右，他在家附近的公园遭到一男一女袭击，男性袭击者朝他开枪，不过没有击中。
让说，他从来没有跟踪辛蒂亚。7月21日下午，他途经辛蒂亚居住的公寓楼，感觉楼上有一个人在观察他。并且，此人神似昨天的袭击者之一！让怒火中烧，仿佛所有诋毁他的人都堵在面前。他强压着怒气，若无其事地进入公寓楼，随意按响一楼某户人家的门铃。房门开了，屋主是一位老太太。他假装认错门，调头爬上了公共楼梯。
让上到四楼，把左、右两边的房门都敲了敲。右边那扇门的屋主没有动静，应该是不在家或睡着了；左边那扇门开了，开门者是辛蒂亚——各位读者注意到这些法国市民的反映了吗？从阅历丰富的老太太到少不更事的辛蒂亚，对敲门的不速之客都缺少警惕性，或许是图卢兹治安良好、民风淳朴的体现？可是一想到辛蒂亚开门的后果——不可挽回的惨痛后果，旁观者实在万分痛心！
让说，他当时看到的不是素昧平生的少女辛蒂亚，而是一切仇恨对象的化身。于是，他挥拳猛击辛蒂亚的面部无数次，持刀持续不断地攻击她的颈部，最后割断了她的喉咙。让说，他进行上述行为期间没有意识到自己在伤害他人，他以为自己在疯狂地“打字”泄愤。“打字”、“打字”、不眠不休地“打字”……然后，辛蒂亚停止了呼吸。
让表示，他对辛蒂亚的遭遇深感内疚，但他不应负刑事责任，因为他的加害行为在谵妄和幻觉的驱使下做出，是无意识的举动。
对于让的辩解，控方及辛蒂亚的家人提出强烈的质疑。调查证实，让所说的“监视者”、“公园袭击者”等“敌人”纯属子虚乌有。医学鉴定则证明，让没有幻觉或谵妄症状，他的相关供述是刻意编织的谎言，目的是伪装精神病以逃避处罚。
让的下列供词也可佐证上述鉴定结论：
问：“辛蒂亚对你说过什么话吗？”
让回答：“我避免去想这件事。”——其实他清楚自己的罪恶，不敢正面回应灵魂的拷问。
追问：“你后来为什么脱掉辛蒂亚的衣服？”
让地回答是：“想消除痕迹。”——既然懂得消除痕迹，表明他作案时能够辨识自身行为的性质，绝非处在“无意识”状态。
案发当日，让没有产生幻觉或谵妄，是有一股病态的加害冲动在他的体内左冲右突。他克制不了这种冲动，便随机进入辛蒂亚所在的公寓楼，物色加害对象。但是显而易见，面对老太太，他的冲动得不到释放；如同2004年夺走科琳娜的生命一样，年轻女性才是他理想的目标。所以，辛蒂亚被他选中了。这是一个不幸的巧合。假如开门的不是辛蒂亚，而是别的女性青年，同样会落入让的魔爪。
那么，四十三年前天真、老实的小男孩让为什么会变成一个冲动的魔鬼？专家们展开一系列探讨。他们了解到，让的父亲皮埃尔对“拉努奇无辜论”者采取反制行动时，总是把小儿子让带在身边，延续了很多年。这种经历对于让的心理健康有百害而无一利。让始终走不出童年阴影——姐姐玛丽在自己眼前遭到绑架、旋即遇害；父亲皮埃尔的责骂；指认错误，为“拉努奇无辜论”提供了依据，还被《红色套头衫》的作者利用……让一遍又一遍地质问命运：“为什么拉努奇带走玛丽，而不带走我？”
“仇恨、愤怒和复仇的欲望”伴随让成长，恶魔的种子在他的心里孕育了四十多年，严重扭曲了他的人格，导致他形成一种“火药桶”心理：“不如我变成拉努奇，这样我就不用吃那些苦头了。”这种病态心理是他举起屠刀的内在根源。
专家们同时指出，四十三年前没有保护受害人家属的意识，媒体大量跟拍玛丽的家人，给6岁的让造成较大的心理创伤，也没有人给予他必要的心理疗愈，这一点值得反思。
必须说明的是：以上推论绝对不是为凶手开脱罪行，只是在为预防同类型犯罪提供借鉴。有专家指出，让的童年遭遇、成长经历和心理病态都不能免除他的责任。检方也强调，让是“异常变态”的“潜在凶手”，对于他人的生命有极高的“危险性”；让心里的“火药桶”随时可能被不可预测的因素点燃，威胁他人的安全。为了永久防止辛蒂亚、科琳娜的惨剧重现，2020年12月，让－巴蒂斯特·兰布拉（Jean-Baptiste Rambla）被判处无期徒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