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士与中国传统农学
中国古代社会，由于儒家对于士人务农的鄙视，形成了“农者不学，学者不农”界限，严重地阻碍了传统农学的发展。但是在漫长的中国历史长河中，我们仍然可以找到许多士人务农的史实，读到许多具有真知灼见的农书，这些务农的士人和这些农书的作者许多就是古代的“隐士”。
六十多年以前，蒋星煜先生著《中国隐士与中国文化》一书，对于中国隐士的名称、形成、类型、生活、分布、以及隐士与中国绘画、诗歌等方面，对中国隐士及中国隐士和中国文化中的文学艺术方面之联系做了全面的论述。六十年后，高敏先生也写了一篇论文“我国古代的隐士及其对社会的作用”，对中国古代的隐士的类型做了一些分类，并考察了他们对于社会的作用。但这两篇论著都忽视了一个重要的方面，即隐士对于中国传统农学的影响，我们认为，隐士与农业的联系最为紧密，这种联系打破了传统中国社会“农者不学，学者不农”的界限，因而对于中国农学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的确，做官还是务农，很早就已成为知识分子所面临的两种选择，屈原自问：“宁诛锄草茅，以力耕乎？将游大人，以成名乎？”。孔子主张“学而优则仕”，但他也抱定“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的决心。孔子的大弟子颜回就是一个典型的隐士，他“贫而乐道，退居陋巷，曲肱而寝，孔子曰：‘回，来，家贫居卑，胡不仕乎？’回对曰：‘不愿仕。回有郭外之田五十亩，足以给＃粥。郭内之圃十亩，足以为丝麻。鼓商之音，足以自娱。习所闻于夫子，足以自乐。回何仕焉？’”读书做官是大多数古代知识分子所走的必然之路，然而，读书未能做官，读书不想做官，或是做官之后又辞官的所谓“隐士”、“居士”、“高士”和“处士”者，又大有人在。做官之人有官俸，有固定的收入来源，“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而不做官的隐士，却没有固定的收入来源，何以维持生计？躬耕成了最佳的生存方式，在躬耕的同时，有些隐士始于无赖，转而自觉地留心农事，最终写作了农书，成为农学家，完成了从士到农学家的转变，中国历史上许多农学家就是从隐士而来的，这里我们不妨称之为“隐士农学家”。
一、隐士的由来与农学家的产生
蒋先生从主客观两个方面探讨了中国隐士形成的因素。把隐士形成的主观因素归结为个人主义和失败主义，隐士形成的客观因素归结为传统的逃避的哲学思想和农业社会。从中国隐士农学家的情况来看，影响他们最 大的因素在于农业社会和失败主义。农业社会中，土地对于每一个人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因此，无论是醉卧疆场，还是宦海荡舟，他们的最终归缩都离不开求田问舍，田园是他们生活的根基。儒家文化根植于农业社会，在他们所谓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中，懂得农业生产也是一项基本修养。因为农业生产是立身之本，齐家之本，而身家又是治国、平天下之本，即使在治国、平天下的理想不能实现的情况下，也需懂得立身治家，因此，“多能鄙事”也就成为古代知识分子的一项基本修养。近代大儒曾国藩在给其子纪泽的信中说：“昔吾祖星冈公（曾国藩之祖父曾玉屏）最讲究治家之法：第一起早；第二打扫洁净；第三诚修祭祀；第四善待亲族邻里，……此四事之外，于读书、种菜等事尤为刻刻留心。故余近写家信，常常提及书、蔬、鱼、猪四端者，盖祖父相传之家法也。”农业社会自给自足，生活安定而简单，也增加上了隐士存在的可能性。因此，传统的知识分子生来就有退隐躬耕的准备。曾国藩所写过的一幅对联更能表现他退隐的心理：
有子孙有田园家风半读半耕但以箕裘承祖泽无官守无言责世事不闻不问且将艰巨付儿曹此联书于咸丰四年，同年四月十四日，曾国藩在长沙给他的四位老弟(澄侯、温甫、子植、季洪)的信中说：“我家子侄半耕半读，以守先人之旧，慎无存半点官气，不许坐轿，不许唤人取水添茶等事，其拾柴收粪等事项一一为之，插田莳禾等事亦时时学之，庶渐渐务本而不习于淫矣。至要至要，千嘱万嘱。”咸丰四年，当时曾国藩正领着自己组织起来的湘军全力追剿太平军，即便如此，曾国藩还是流露出隐居躬耕的迹象。
然而曾国藩并没有隐退，而且官越做越大，直至两江总督，并死于任上。这就又提出一个问题，有退隐之心并不一定最终成为隐士，隐士的出现还有别的因素。这其中最主要的则是失败主义。我们认为，失败主义的隐士不仅仅出现于改朝换代的时候，还出现于官场和考场失意的时候。改朝换代之后而成为隐士农学家者固不乏其人，明末清初的张履祥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青年时代的张履祥，曾习八股文，打算在科举上获取功名；年十五，补县诸生（秀才），后屡试未中举人，遂在乡间教书。但仍未忘怀于仕宦，崇祯末年曾拜刘宗周（山阴人，家居御史）为师。明亡之后张与徐敬可、何商隐等图谋恢复明室。到清顺治四年（1647年），清廷统治局势已定，张与徐、何等遂决心隐居终身。从此，张氏一方面教书，一方面注意农事，《补农书》之作，使他成为农学家。和张履祥同时代的很多农学家都是在明代灭亡以后，隐居不仕，接触到农业之后，通过留心观察而成为农学家的。如，《老圃良言》一卷的作者巢鸣盛、《老圃志》的作者盛国芳、《花庸月令》的作者徐石麒、《思辩录》的作者陆世仪，以及《花镜》的作者陈＃子等等，实构成了一个群体。官场和考场失败之后而成为隐士农学家者亦复不少。大科学家沈括就是其中之一，他早年曾在各地做官，晚年隐居京口附近的梦溪，著有《梦溪笔谈》、《茶论》和《梦溪忘怀录》。《笔谈》被誉为中国科技史上的经典著作，其中就包括了许多与农业生产技术有关的内容；《茶论》顾名思意是一本茶学专著；而《忘怀录》“所集皆饮食器用之式，种艺之方，可以资山居之乐者”，则是一本山居系统农书。元代的汪汝懋也可以算是弃官归田，后成为农学家的。至正年间（1341年--1368年）曾任国史编修，后来弃官讲学。至正庚子年（1360年）写成《山居四要》。所谓‘四要’就是撮生、养生、卫生、治生之要。治生部分是讲农事的，体裁依照月令，每月分标禳法、下子、扦插、栽种、移植、收藏以及杂事等目。此外，卫生部分附有治六畜病方若干。明代朱权也是一个隐士农学家，他明太祖的第十七子，封号宁王，宁王晚年归隐，常与一般文学士相处，著书数十种，包括《茶谱》一书.其文中记述养生及家政之术者颇多，如“山人家事”、“锄云耕月”、“卜筑之计”、“草堂清兴”、“山家农具”等都与农事有关，另有“归田之计”，以月令的方式记述了农家的活动，与农业有关的还有“牧养之法”、“医六畜诸病法”和“收果物”等。
隋唐以后，随着科举制度的建立，很多读书人因考试落榜，不得已而老死乡间，过着隐居般的生活，中国古代有相当一部分农学家就是从他们中走来的。唐代陆龟蒙，出身官宦世家，其父陆宾虞曾担任过御史之职。早年的陆龟蒙也曾热衷于科举。他从小就精通《诗》、《书》、《仪礼》、《春秋》等儒家经典，特别是对于《春秋》更有研究。但最终在进士考试中以落榜告终。此后，陆龟蒙跟随湖州剌史张博游历，并成为张的幕僚。后来他回到了他的故乡松江甫里，过起了隐居的生活。陆龟蒙有《村夜》诗：“世既賤文章，歸來事耕稼，伊人著農道，我亦賦田舍”。他的农学成就，也就是在他隐居期间做出的。他写作了许多与农业生产有关的诗歌和小品文，其中在农学上最有影响的当属《耒耜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