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学理论中的现代性与后现代性思想
面对纷繁复杂的社会现实，我们总是运用各种符号来给事物贴上标签——“现代性”与“后现代性”就是很具概括性的一对语词。简要地说，社会学理论中的现代性思想与后现代性思想之主要观点可概括为：现代性思想崇尚理性，相信科学，以二元划分为理论预设；后现代性思想则向现代性思想提出了批判、质疑甚至否定，它反对前者奉为圭臬的二元对立模式，倡导异质、追求多样。
社会学理论，按照其历史发展脉络与学术思想特征，可大致分为古典、现代和当代三个部分。其中，古典社会学兼具现代性与后现代性思想；现代社会学以现代性思想为其轴心原则；而在当代社会学中，现代性与后现代性思想又分别在不同的理论家那里获得了更为纵深化的发展。伴随着社会学理论的起起伏伏，现代性思想与后现代性思想历经了“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的发展过程。
1. 古典社会学理论
在19世纪，社会生产力的突飞猛进伴随着经济危机、阶级斗争的不断激化，这一正一反的实践表征，为古典社会学理论中现代性和后现代性思想的勃兴奠定了现实基础。
以齐美尔为例。齐氏在研究分析时，一方面认可传统农业社会转向近代工业社会的历史进步性；但另一方面，他也注意到了主观与客观文化之间存在着的深刻悖论。例如，齐美尔认为，作为一种社会现象与交往形式，货币创造了一个物化的社会。货币原则在促进理性化进程（这可谓是彰显了现代性思想）的同时，也会导致多重异化：在社会交往中，货币由手段变为了目的本身；在生产过程中，货币会造成劳动者与劳动产品及劳动手段间的异化——这正是后现代性思想对现代性思想的批判点之一：认为承诺将人类解救于非理性的现代性最终失去了进步性，变为了奴役和压制的根源。无独有偶，齐美尔这种综合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社会思想（并最终倒向后现代性）的理论路径在韦伯那里也有充分的体现，在此就不赘述了。
由此可见，在古典社会学理论中，现代性思想与后现代性思想均有所发扬。
2. 现代社会学理论
到了上世纪二十年代，社会学研究中心渐渐从欧洲转向美国，进入了现代发展阶段，主要特征为“帕森斯时代”和“反帕森斯时代”的渐次到来。帕森斯先后以社会行动和社会系统作为其理论中心轴，他所主导的结构功能论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达致鼎盛，是谓“帕森斯时代”。但随着美国在国内外矛盾的激化，帕森斯理论及其保守倾向遭到了质疑与抨击，“反帕森斯”成为潮流，冲突论、交换论、符号互动论、现象学社会学等关注为结构功能论所忽视面向的中层理论纷纷崛起，社会学理论呈现繁荣、分化的局面，是谓“反帕森斯时代”。
本质而言，现代社会学理论虽流派众多、主张各异，但它们都具有现代性思想的基本特征：倡导统一化，主张二元划分，追崇科学、理性与自由。以交换论为例，不论是将一切社会互动都化约为行动者计算成本、追求酬报、规避惩罚的交换关系的霍曼斯，还是以异质性与不平等来分析社会的结构交换理论家布劳，抑或是勾连微观行动与宏观结构的理性选择理论家科尔曼，无不在其论述中贯彻了理性、科学等现代性社会思想。文军指出，现代社会学理论的研究主题就是“现代性的建设与现代化的推进问题”，在这样的理论路径中，现代社会学理论渐渐陷入了追求同一性、宣扬一体化的单向度困境之中，其理论解释力渐趋式微。
3. 当代社会学理论
步入20世纪80年代，工业社会开始向后工业社会转型，关注开放、流动、多元与主体间性的后现代性社会思想随之兴起。社会学理论进入到了当代社会学阶段，理论中心也从美国转回到了欧陆。
由于社会生活的复杂性与理论选择的多元性，当代社会学理论始终处于现代性与后现代性思想的激烈交锋碰撞之中，这其中：既有较为激进的、鲜明彰显出后现代精神的学者，其代表人物有以“知识—权力—主体”为研究三角的福柯等人；亦有仍认可现代性思想之重要价值的学者，以力图对现代性进行批判性辩护的哈贝马斯等人为代表；还有致力于调和上述二者间差异的学者，以提出结构化理论的吉登斯等为代表。——以上种种，正如瑞泽尔所言，社会学理论在“极化的同时”出现了“综合的趋势”。
我们在把握当代社会学理论中所彰显出的现代性与后现代性思想时，应该认识到：后现代性与现代性思想并不是绝然对立的，二者的区别很大程度上都仅仅表现为社会实践或曰生活世界这一枚硬币的两个面而已。而且，在社会学理论中，现代性思想与后现代性思想从来就不可能被断然割裂开来：前者需要后者的冲击来修正、完善自身，而后者也正是在对前者的反思与扬弃中得以不断发展的。
通过回溯现代性与后现代性思想在社会学理论不同发展阶段的表现，笔者认为：在理解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社会思想时，秉持实用主义哲学立场，采取一种更为相对、开放、包容、多维且批判性的架构，将不同的理论流派都视为社会思潮大仓库中的储备，这样的做法更为可取、明智。在此基础上，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社会思想中的各种不同乃至对立的声音，就能够发挥更为有益、更加积极的建设性作用，进一步激发社会学理论活力，增强其解释力。但同时，我们需警惕莫“落入那种阻滞人们按照自己的方式去思考问题的能力的陷阱中去”（瑞泽尔语）。虽然权力制造知识的困境无法避免、权威建构的话语霸权无处不在，但我们仍可以不断张扬每一实践主体的能动性和反思性，在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社会思想之间找到一条平衡之道，并以其反思态度及实践品格，捍卫社会学“作为一项公共事业的地位”（布迪厄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