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资治通鉴·周纪一》 （二）
文王序《易》，以乾坤为首。孔子系之曰：“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由低到高）以陈（阵），贵贱位（各在其位）矣。”言君臣之位，犹天地之不可易（替换、改变）也。《春秋》抑诸侯，尊周室，王人虽微，序于诸侯之上，以是见圣人于君臣之际，未尝不惓惓（诚恳相待）也。非有桀、纣之暴，汤、武之仁，人归之，天命之，君臣之分，当守节伏死而已矣。是故以微子而代纣，则成汤配天矣；以季札而君吴，则太伯血食矣。然二子宁亡国而不为者，诚以礼之大节不可乱也。故曰：礼莫大于分也。
半民：以微子之贤，如果代替商纣为王，成汤之朝还可以继续；以季札之贤君临吴国，吴国也会继续下去。这在一般人看来应该是正确的。微子是庶兄，季札是幼弟，按照当时的传承原则，二人是不可以继位的，二子坚决不愿意继位，哪怕是亡国。一般人都会以为这是迂腐的行为。我还是觉得司马光看法正确。
为什么呢？首先，我们都是“事后的诸葛亮”，看到结果而上溯原因，岂不知，就个人素质而言，商纣并不比微子差，据《离骚》、《史记》等古籍记载，甚至要强于微子，而且他们继位之初也并不十分昏庸残暴。第二，假如他们如众人之愿，继了位，商朝和吴朝着好的方向，没有灭亡，他们又可以保证他们之后吗？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他们继位的最大危害是破坏了秩序规则，也就是“纲纪”，而这是最危险的，有了这样的先例，后患无穷，可想而知！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原则性和灵活性，二者相比，原则制度才是根本、大节！大节不可亏，亏了大节的微子和季札还是君子吗，岂不就是商纣之流呢？他们治下的国会如人之所愿吗？
夫礼，辨贵贱，序亲疏，裁群物，制庶事。非名不著，非器不形（以名位显扬，以器物昭示）。名以命之，器以别之，然后上下粲然有伦，此礼之大经也。名器既亡，则礼安得独在哉？昔仲叔于奚有功于卫，辞邑而请繁缨，孔子以为不如多与之邑。
半民：从前仲叔于奚对卫国有功劳，而于奚却谢绝了奖赏他的城池，请求在他的车上挂上“繁缨”。繁缨，古代贵族身份的标识物，用于显示身份，属于名器之物。
惟器与名，不可以假人，君之所司也。政亡，则国家从之。卫君待孔子而为政，孔子欲先正名，以为名不正则民无所措手足。
半民：名不正而言不顺，言不顺而事不成。
夫繁缨，小物也，而孔子惜之；正名，细务也，而孔子先之。诚以名器既乱，则上下无以相有故也。夫事未有不生于微而成于著。圣人之虑远，故能谨其微而治之；众人之识近，故必待其著而后救之。治其微，则用力寡而功多；救其著，则竭力而不能及也。《易》曰：“履霜，坚冰至”，《书》曰：“一日二日万几”，谓此类也。故曰：分莫大于名也。
半民：防微杜渐，谨小慎微，勿以恶小而为之，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越是身居高位，越是要拘于小节，这大概就是小大的辩证法吧。
呜呼！幽、厉失德，周道日衰，纲纪散坏，下陵上替，诸侯专征，大夫擅政。礼之大体，什丧七八矣。然文、武之祀犹绵绵相属者，盖以周之子孙尚能守其名分故也。何以言之？昔晋文公有大功于王室，请隧于襄王，襄王不许，曰：“王章也。未有代德而有二王，亦叔父之所恶也。不然，叔父有地而隧，又何请焉！”文公于是乎惧而不敢违。
半民：文公请隧而襄王不许，倒不是为了死守那点面子，实在是坚守礼之大防。从这个高度看襄王，他还没有老糊涂啊。这里的“文公惧”用的好，毕竟他的那点“先进”的心思，天下人还没跟得上，毕竟他还是打着“尊王攘夷”的道义大旗，他自己岂敢撕破。
是故以周之地则不大于曹、滕，以周之民则不众于邾、莒，然历数百年，宗主天下，虽以晋、楚、齐、秦之强，不敢加者，何哉？徒以名分尚存故也。
至于季氏之于鲁，田常之于齐，白公之于楚，智伯之于晋，其势皆足以逐君而自为，然而卒不敢者，岂其力不足而心不忍哉？乃畏奸名犯分而天下共诛之也。
今晋大夫暴蔑其君，剖分晋国，天子既不能讨，又宠秩之，使列于诸侯，是区区之名分复不能守而并弃之也。先王之礼于斯尽矣。或者以为当是之时，周室微弱，三晋强盛，虽欲勿许，其可得乎？是大不然。夫三晋虽强，苟不顾天下之诛而犯义侵礼，则不请于天子而自立矣。不请于天子而自立，则为悖逆之臣。天下苟有桓、文之君，必奉礼义而征之。今请于天子而天子许之，是受天子之命而为诸侯也，谁得而讨之！故三晋之列于诸侯，非三晋之坏礼，乃天子自坏之也。
半民：这段分析点出了错误在于天子，“既不能讨，又宠秩之，使列于诸侯，”三晋想请，说明他们还是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还是想要那个虚“名”、虚“礼”，天子却不能坚守“礼”，所以错误的确始于上。《水浒传》为什么一开始讲高俅、王进故事，金圣叹评说这是“乱自上作”；《春秋》开篇说“郑伯克段于鄢”，兄弟失序，其义大抵如此。故而司马光沉痛的宣布：先王之礼于斯尽矣！
这也就是《资治通鉴》起始于公元前403年三家分晋的缘故吧。这一点，毛主席早有精当的点评：“这年，周天子命韩、赵、魏三家为诸侯，这一承认不要紧，使原先不合法的三家分晋变成合法的了，司马光认为这是周室衰落的关键。'非三晋之坏礼，乃天子自坏也’。选择这一年的这件事为《通鉴》的首篇，这是开宗明义，与《资治通鉴》的书名完全切题。下面做得不合法，上面还承认，看来这个周天子没有原则，没有是非。无是无非，当然非乱不可。这叫上梁不正下梁歪嘛。任何国家都是一样，你上面敢胡来，下面凭什么老老实实，这叫事有必至，理有固然。”
呜呼！君臣之礼既坏矣，则天下以智力相雄长，遂使圣贤之后为诸侯者，社稷无不泯绝，生民之害糜灭几尽，岂不哀哉！
半民：“春秋”虽然“无义战”，但是“周之子孙尚能守其名分”，所以郑庄公虽打败周天子，还要服软；齐桓公打的是“尊王攘夷”的大旗；晋文公“请隧”而惧；秦穆公的车队虽然“超乘者三百乘”但毕竟“免胃而下”了；楚庄王虽然问了鼎的轻重，毕竟还是听了王孙满的话，老老实实回了老家。这块“先王之礼”的“遮羞布”总算没被撕破。有了这次天子对“非法”的承认，从此之后，天下终于成了“弱肉强食”的世界，大家以“智力相雄长”，再也不要顾及那面“温情脉脉”的遮羞面纱了。
中国的社会彻底摆脱了以“礼”为标志的“王”时代，进入了攻伐征战的“帝”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