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教育史上的一次小长征
文/劲舞狂飙
七七事变后，平津相继陷落，国民政府教育部决定迁移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和南开大学到长沙，以清华大学长沙分校为基础，组建临时大学，并成立以三校校长梅贻琦、蒋梦麟和张伯苓为核心的筹备委员会，1937年9月开始筹备， 10月25日开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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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沙临时大学筹备委员会关于该校筹备经过致教育部的报告
随着淞沪会战失利和南京失守，武汉亦岌岌可危，长沙也受到日机轰炸，师生安全受到严重威胁，另觅新址办学刻不容缓。虽然湖南省政府主席张治中不赞成迁校，但在军事委员会和教育部支持下，1938年1月，学校当局决定西迁昆明。
当时，大部分教职员支持西迁，但反对迁校的学生也不少，他们认为逃难式的搬迁就是逃跑，是弃救国的责任于不顾。为统一思想，学校当局请军政部部长陈诚来校演讲，其演讲的核心要义是：现在政府组织青年从军是抗战的必需，但作为少数能够接受高等教育的大学生们，应该承担更艰巨更伟大的使命，西迁就是为将来的国家建设培养更多人才。演讲以后，反对西迁的学生大部分都改变了想法。
当时进行西迁也面临诸多困难，首要解决的就是经费问题。学校在1938年1月22日的布告中规定了对学生的交通补助是每人20元，但有学生测算，至少还有35元的缺口要自掏腰包填补，相当于7个月的生活费，这也是一些学生反对西迁的一个重要原因。有人戏言，不如走到昆明吧？虽是玩笑话，却也催生了步行入滇的计划。
2月，学校发出布告，正式将步行入滇队伍名称定为“长沙临时大学湘黔滇旅行团”。对全体男同学组织体格检查，凡合格者一律发给“甲种赴滇就学许可证”，步行入滇。学校对行进路线也作了具体规定，划为7个阶段：第一段，长沙至常德，193公里，步行；第二段，常德至芷江，361公里，乘船；第三段，芷江至晃县（今新晃县），65公里，步行；第四段，晃县至贵阳，390公里，乘汽车；第五段，贵阳至永宁，193公里，步行；第六段，永宁至平彝（今富源），232公里，乘汽车；第七段，平彝至昆明，237公里，步行。按此计划，并非全程步行，去掉车船，步行只有1300多华里，但实际步行里程翻了一倍，达到2600华里。旅行团入滇费用由学校承担。其实受经费困扰的不仅仅是学生，教师中也有不少在路费上捉襟见肘。闻一多在给兄长的信中说，他步行入滇的原因，“一则可以获得经验，二则可以省钱”。由此可见，后来可歌可泣的3500里长途跋涉，实为无奈之举。
最终参加旅行团的学生有284人。自愿参加的教师有11人，他们是：闻一多、曾昭抡、黄珏生、李继侗、袁复礼、许维遹、李嘉言、王钟山、毛应斗、郭海峰、吴徵镒。由曾昭抡、黄珏生、李继侗组成指导委员会，黄珏生任主席，负责日常领导工作。旅行中的安全问题是最重要的，考虑到途经湘西，土匪猖獗，学校曾请湖南省政府主席兼军事委员会委员张治中委派熟悉湘西的政府人士为团员开道，虽然张治中不赞成迁校，也没有委派相关人士，但还是派出军事委员会参议黄师岳担任团长，军训教官毛鸿少将任参谋长，另有徐行敏等三名队医随行，并为每名学生配发黄军服、绑腿、棉大衣、干粮袋、水壶、雨伞和草鞋。
2月14日进行出发动员，黄师岳团长对全体团员训话。年近50的黄师岳是位儒将，他在讲话中说：“此次搬家，步行意义甚为重大，为保存国粹，为保留文化……在中国你们算第四次。张骞通西域算第一次，唐三藏取经算第二次，三保太监下西洋算第三次，现在，你们是第四次的文化大迁移……”黄团长的训话从历史文化的高度肯定这次西迁，更增强了学生的使命感和历史责任感。19日下午，在租用的圣经学院操场举行了开拔仪式，湖南省政府秘书长陶履谦代表张治中作了欢送词，黄师岳带领团员呼喊口号，仪式结束后正式出发。本来第一段长沙到常德计划是步行，为了节省体力，改乘5艘民船离开长沙。23日早晨抵达益阳，由此上岸，正式的步行也是从益阳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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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通讯(汉口)》1938年第4期关于长沙临时大学西迁的报道
如此远距离的长途跋涉，对大多数学生来说都是平生第一次，而行伍出身的黄师岳也没带过这样的队伍，途中自然糗事不断。23日第一天行军，就有不少学生脚底磨出血泡，队伍也非常散乱。第二天，黄师岳要求团员按部队规定行军，但学生们并不能完全遵守，队伍渐渐就散了。黄师岳开始还纠正，后来也想开了，只要能安全到达目的地，也就随他们去了。之后每天早晨整队集合后，就散开边走边聊。没有了严格的行军纪律，队伍反而变得活泼而有生气。若干年后，有人回忆说，联大的自由氛围就是从这次行军开始的，也不无道理。当然，也有必须守规矩的时候，比如地方政府举行欢迎仪式时，就要整齐列队，不能太散漫，基本的形象还是要注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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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行团行军途中
旅途中的危险主要有两个，一是湘西土匪。队伍经过时，黄师岳要求所有团员必须整队行进，服从命令，路上的村民也提醒他们“前面绿林的朋友比较多，要小心”。3月5日队伍经过文昌坪时，听到枪声，计划的宿营取消，连夜行军，虽然艰险，但全程并没有遇到土匪，据说是湖南省政府给“湘西王”打了招呼，说有一批穷学生要到云南去读书，请不要为难云云。另一种危险则来自复杂的自然环境。4月11日，旅行团来到盘江渡口，此乃滇黔咽喉，必经之地，因为铁索桥已坏，只能摆渡过江，小船每次只能载五六人，全靠船工高超技艺才能激流行舟，每次到岸，学生们都要击掌庆贺趟过了鬼门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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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行团向当地学校借宿
20世纪30年代正是中国内外矛盾集中爆发、社会急剧转型的时期，当时的大学生是“天之骄子”，与底层民众接触并不多。这次旅行，对于他们来说，不仅可以近距离观察社会、了解民生，也能从更宏大的视野思考抗战与建国、历史与未来等重大课题，是难得的一次实践教学。
长途旅行激发了大学生们的抗战热情。旅途中团员们不时唱起抗战歌曲以激励士气，遇到民众时也向其宣讲抗战道理。4月13日，团员们在贵州安南县（今晴隆县）获知台儿庄大捷的消息，当晚便举行了庆祝大会，黄师岳、县政府代表、学生代表相继上台发言，高唱救亡歌曲，并举行了火炬游行，堪称县史上前所未有之盛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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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员们在途中向民众演说
与此同时，这次旅行也让大学生们对民众的生存状态和国情有了更直观的了解。在沅陵县发现还有学生在念四书五经，一些地方甚至还供着“皇帝万岁”牌位，让学生觉得民众的愚昧依然很深。青溪县戒烟所旁边居然就贴着烟土广告，过了贵阳，罂粟到处都是，地方军阀强令农民种植甚至直接押运倒卖烟土，也让团员们“开了眼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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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员吴徵镒写的《长征日记》，收入闻一多所编《联大八年》
4月28日，旅行团到达昆明，各界人士在圆通公园唐继尧墓前举行了盛大欢迎仪式，梅贻琦、黄师岳都做了致辞。胡适称赞说：“这段历史，不但联大值得纪念，在世界教育史上也值得纪念。”日后在组建远征军时，西南联大的外语系学生踊跃报名做随军翻译，更有学生牺牲在了异国他乡。今天翻开旅行团的名册时，可以看到许多两院院士和专家学者的名字，如任继愈、查良铮、何善周、王玉哲等。无论牺牲者还是后来的国家建设者，他们的壮举，或许也是因为在此次旅行中注入了抗战爱国的基因吧。